贫困治理参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视角

市场竞争在企业参与外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创新激励作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为研究背景,从宏观治理与微观治理两个层面,政府与市场两个视角,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参与扶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先从投入维度实证验证了企业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产生"创新投入挤占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扶贫治理与其创新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然而,更高市场竞争程度能显著降低"挤占效应",有效发挥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的激励作用;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区分信贷资源和政商关系的异质性,这种"挤占效应"在信贷资源可得性较差、政商关系水平更低的参与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研究表明,这种"挤占效应"通过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管理层业绩压力的降低而显著提升.最后,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虽然挤占了其创新投入,却提升了创新产出,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改善,参与治理为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带来了益处.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企业主体创新行为的理解,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演变与改进建议

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大幅增加、期限快速拉长、品种日益丰富。同时,也面临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利用水平差异较大、一级市场发行定价趋同、二级市场流动性不高、对企业信用债券形成一定挤出等问题。结合当前国际与国内形势,本文建议从强化预算约束,控制专项债券边际增长规模;优化内部结构,适度增加项目专项债券占比;加强政策协调,进一步提升专项债券市场化水平;稳妥安排兑付,应对好去评级化趋势;建立有序的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绩效考核及问责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使得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更好的为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补上“精密制造”短板

精密制造业是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要命的短板。我们如能像前几年重视装备制造一样重视精密制造,经过5到8年,完全有能力占据世界精密制造领域制高点。精密制造业是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要命的短板。大部分制造行业都需要提高其生产的精密度。精密制造业提供的都是制造业的关键零部件,是产业链的最顶端,是利润最丰厚的核心部分。以空中巴士、波音为代表的飞机,以苹果、三星、华为为代表的手机,以通用、大众为代表的汽车等,都需大量精密制造类产品。看规模,精密制造业可覆盖整     

农业经营主体的类型比较、效益分析与进路选择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政策推动,农业经营主体逐渐多元化,出现了传统小农、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企业等并存现象。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个层面对比分析,发现精耕细作的传统小农与专业大户不仅在生产效率上高于家庭农场与农业企业,更是我国村庄秩序与社会结构的维护者,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稳定器与蓄水池。而政府大力推广的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则对传统小农和专业大户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综合考量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应在确保传统小农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适当地发展专业大户与家庭农场,同时还要规范与限制农业企业的发展。     

内部控制质量、产权性质与企业跨行业经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6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跨行业经营的影响,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这种影响的差异。结果发现:企业内部控制的质量越高,越不倾向于跨行业经营,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企业跨行业经营的行为。但是这种抑制作用仅体现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并没有影响其跨行业经营。本文进行内生性检验和安慰剂测试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国际化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这些风险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商业风险主要源于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法律风险主要源于对规则的漠视。对于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而言,商业风险防控固然重要,法律风险防控则更为重要,其一旦发生所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全局性的、颠覆性的,因此不断加强国际化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十分必要。     

基于RSM和SMAA的中国智慧城市惠民评价——以京津冀为例

构建了以定性指标为主的智慧城市惠民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设计调查问卷。通过收集2011—2016年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的智慧城市惠民评价指标数据,计算了2011—2016年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的智慧城市惠民满意度。在指标权重未知的情况下,分别基于响应曲面回归模型和随机多属性可接受度分析模型,对3个城市的智慧城市惠民满意度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结果如下:2011—2016年3个城市的智慧城市惠民满意度逐年上升。最后对基于两种方法得到的评价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两种方法的特点和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