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问题研究

其他综合收益科目属于所有者权益这一会计要素，其列报与披露的过程是从表面到实质的。虽然会计准则对其他综合收益的披露要求愈加严格，但是将理论应用到实务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影响该科目列报与披露质量的问题。本文从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与发展历史出发，从理论的角度分析该科目在列报与披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为该科目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易方达诠释“长跑中胜出”

2019年是公募基金充分展现专业能力的一年。作为行业内老牌大公司的领军代表,易方达凭借全面、均衡的投资管理能力给投资者带来了丰厚回报。据银河证券统计,截至12月31日,全部开放式基金各类型冠军中,易方达独占5只,另有8只产品摘得分类亚军(已剔除债券类产品非A类份额及战略配售基金)。其中易方达消费行业等多只权益基金获得分类冠亚军且收益率均在70%以上,偏债混合型冠军易方达安盈回报收益率高达44.54%,指数增强型亚军易方达上证50指数增强为投资者贡献的超额收益率高达17.52%。同时,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易方达原油也分别凭借47.61%和30.84%的收益率成为QDII股票基金冠军、QDII商品基金亚军。     

新常态下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

新常态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指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要理解这样的新常态,应该从整体上来理解,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不仅仅是增长速度放缓了,同时也有经济结构的优化、产业的升级、发展动力的切换以及制度的变革等。我们也应该把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放在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中来认识。目前,全球经济有四个特点。特点一:经济增长正在下台阶,后劲不足,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不断下跌。这里有美元汇率的问题,也有东西方之间一些摩擦的原因,     

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双变量Probit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双变量Probit回归模型,利用内蒙古地区农户的调研数据,探析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相对较高,但仍有较大一部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不足,缺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的动力.并且存在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不一致、相背离现象,高意愿伴随着低行为.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强烈,越可能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因此,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对农户给予健康投资指导,提高其长期健康投资意愿,改善不健康的投资行为,有效防止因病致贫的情况发生,保障农村劳动力健康水平、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基于AD9361的掌上型LTE RRU设计与开发

当前小体积远端射频单元（Remote Radio Unit,RRU）主要是皮站级别的Pico-RRU，其重量和体积仍然难以满足掌上型的要求。为此，采用高集成度的AD9361芯片来实现长期演进（Long Term Evolution，LTE）宽带收发信机功能，配合时钟同步模块、放大器模块和控制接口电路等一起构建低成本的掌上型RRU。主要解决了基于AD9516的时钟同步、低相位噪声设计和高灵敏度接收机设计三个技术难点，成功实现了掌上型、高性能、低成本的设计目标。整个RRU样机尺寸为18 cm×10 cm×2 cm，质量约500 g，量产成本千元以内。测试表明，该RRU下行误差向量幅度（Error Vector Magnitude，EVM）小于3%，优于3GPP要求的8%；10 MHz带宽时上行接收机灵敏度优于3GPP要求的-93.5 dBm。     

RCEP将助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2020年底《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这对推动区域合作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必将在东亚及亚太区域内激发更多内生动力,促进区域长期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中国—东盟合作奠定更强、更广、更深的基础。     

美国各部门杠杆率变化与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严重冲击了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疫情大流行一度引发全球流动性危机,美股10天内四次熔断,债券遭到抛售,全球陷入流动性恐慌。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迅速推出一系列大规模刺激计划,力度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由此也导致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债务不断累积,杠杆率高企。与西方国家无节制的政策扩张不同,我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首次提出了“跨周期调节”,以助力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政府成本-收益分析：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新视点

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城市已具备了现代企业的一些重要特征，是各种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的聚集地。一个城市要参与国际竞争，必须通过市场化和体制创新来降低其运作成本，特别是政府成本，以降低创业成本和生活成本，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和资金集中的”洼地”，充分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因此政府对降低城市运作成本负有更大责任和更多义务。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提高管理效率，降低其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同时，还要考虑政府收益，加强政府的成本收益观，提高政府的公共产出率，从而提升城市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