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利率调整和税率调整的影响与我国应对措施研究

美国近年来针对经济发展状况频繁调整利率政策与税率政策,这些政策对其他国家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但目前对其传导机理与传导效果尚缺乏深度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两国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在开放经济背景下研究了美国的利率调整(以加息为替代)与税率调整(以减税为替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论显示:美国加息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在短期内会导致中国的产出、资本投入、净出口与就业率出现下降,在长期中,虽然下降趋势有所缓和,但对资本外流与净出口的负面影响非常大;美国减税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有负向冲击,但在长期中影响较弱。相应的政策建议是:认真评估美国利率调整的冲击方向、力度和影响,关注国内的通胀水平与进出口,向市场灵活适度的定向提供流动性,增加产出与提高就业率;加强监控,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资本外逃与净出口下降;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预估可能产生的贸易摩擦与政治矛盾,提前做好防范预案。     

我国房地产税的税率设计与社会福利效应

本文使用CHFS(2015)数据,基于量能负担原则对我国房地产税进行税率设计,并基于房地产税税率设计测算房地产税额在不同居民家庭收入分组之间的税负分布结构以及社会福利效应.结果发现,在全国样本下,房地产税的税率区间为[0.26％,0.66％],开征房地产税虽然具有一定的累进倾向,但是居民家庭的税后社会福利水平明显低于税前社会福利水平,且随着房地产税税率的提高,居民家庭的社会福利损失越大.在地区样本处理下,房地产税的税率区间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特征,且相较于全国样本和地区样本,采用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份)样本设计房地产税税率所产生的居民家庭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房地产税税率设计不宜过高,且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设计方案,可以有效降低房地产税给居民家庭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以更好体现房地产税税率设计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广西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1—2016年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长短期贷款利率差、市场竞争状况与实际利润率都能够促进固定资产投资,而且它们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影响力依次减弱。实际平均税率和实际贷款利率无法显著地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所以,促进广西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应该优先考虑前三个因素的作用。     

控股股东“掏空”与“支持”: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源于企业所得税的征收,国家某种意义上是公司最大的“小股东”。本文将“国家股东”纳入控股股东与小股东间博弈行为的分析框架,检验企业所得税征收对控股股东“掏空”与“支持”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掏空”与“支持”的选择上,企业所得税会产生两方面效应:税率提高会增强控股股东“掏空”的倾向;而税收征管则能够抑制其“掏空”的倾向。区分“掏空”与“支持”两类情形,当控股股东试图“掏空”时,税率越高,税收征管强度越低,“掏空”程度越高;当控股股东试图“支持”时,税率越高,税收征管强度越高,“支持”程度越高。本文不仅提供了“掏空”与“支持”影响因素方面新的经验证据,且丰富了税与代理问题相关的学术文献。     

税率下调给增值税税额带来的影响——以制造业和小微企业为例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在全新发展时期中要注重实体经济有着更高品质与更有成效的发展,这也是我国今后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可以从全局角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优化转型。国家高度关注制造业与小微企业的发展,其中增值税率降低的税收政策成为我国税务改革领域中的重要议题,均是会给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显著的推动力,也是会为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好的税收保障作用。     

公有经济收入分配理论中资本积累率的测算

公有经济收入分配理论认为资本积累率会影响剩余生计比,从而影响收入差别。资本积累对收入差别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本文运用投资法、财政收入法、收入差额法测算了我国资本积累率,发现我国资本积累率已经较高。与此同时,我国收入差别仍然偏高。为了不损害居民的获得感,可以在尽量不提高当前资本积累率的情况下,采取推进城镇化等方式缩小居民收入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