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曙3区开发调整油藏工程设计

依据曙3区开发特征,优选适合的开发方式和注采井网,数值模拟优化注采参数。分区规划,单元重组,油藏工程优化设计。提出开发调整建议,以直井为主重建注采井网,采用精细注水、深部调驱、化学驱等多元开发方式,改善区块开发效果。     

短期债务、商业信用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仅包括企业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两部分)两种融资方式对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商业信用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短期债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将短期债务细分为短期债务比重高和比重低的两组,对比二者对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时发现,短期债务比重较低时,适当增加它的比重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当短期债务水平超过某一限度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随着短期债务比重的增加而降低;此外,研究还发现商业信用对短期债务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状况,恰当安排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的比例关系,形成合理的债务结构,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并充分发挥商业信用的调节作用,以降低企业风险。     

离开朱宝良的日子

作为知名企业家,桐庐籍企业家朱宝良出事了的消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除了案件本身的进展之外,朱宝良也是杭州环北小商品市场有限公司、浙江红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新红楼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的股东甚至实际控制人.他的出事是否会影响这些企业的经营与发展?对此,《浙商》记者走访了杭州和其家乡桐庐的数个地点,探寻这位资本大鳄缺位后的现状.     

基于新公共管理下的我国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的路径选择研究

在社会不断进步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建设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在持续变化,这表示各级政府部门有必要强化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以此来为社会建设提供优质资源。 文章首先分析了新公共管理基本思想和内容,其次分析了我国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最后分析了基于新公共管理的我国政府人力资源开发路径,以期为我国政府人力资源开发提供参考。     

缤纷绿地 缤纷业绩——上海徐汇绿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振强

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集团,作为绿地控股集团下的核心成员企业,是绿地大消费战略的主要实施者。在国家扩大对外开放、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贸易港集团依托绿地海外资源配置优势,着力打造贸易港产业核心平台,重点开拓国际贸易、终端零售、商业运营、商贸物流领域,围绕进口全产业链布局,加快打造成为中国商贸流通龙头企业,并成为绿地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产业园区升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产业园区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目前我国产业园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突出,迫切需要升级。随着市场体系的日趋成熟、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以及国有资产监管模式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实现价值最大化是我国产业园区升级的客观要求。用园区企业价值总额和园区运营主体价值来衡量和考核产业园区发展水平,突破以GDP为核心的传统指标体系,对于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与民营企业财务绩效

融资难和融资贵是民营企业的经营难题,直接影响其财务绩效,在面临资金压力情况下,民营企业利用商业信用进行赊销赊购也能体现自身的良好融资。文章以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选取符合民营企业运营特点的财务比率,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民营企业财务绩效的综合指标,并利用OLS回归模型检验了商业信用调节下融资约束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民营企业财务绩效呈负相关关系,且在其他条件一定情况下,商业信用呈倒U型调节融资约束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民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进一步重视商业信用的效用水平,遏制其盲目扩张商业信用的规模,并有助于政府积极引导企业制定科学的商业信用使用机制,高效解决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