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高校—企业”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来自经验取样法的证据

为探讨现代企业与高校之间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立足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以经验取样法为研究范式，以高管与高校之间技术转移体验及创新成效为对象，展开连续15周日记研究，结果发现：“高校—企业”技术转移会积极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规划性博弈与功利性博弈具有中介作用，技术吸收能力具有调节作用。由此证明，在“高校—企业”技术转移合作中，企业技术吸收能力水平在历经组织间博弈后，将显著调节由技术转化而形成的创新绩效增幅。建议相关企业主动开展创新合作，并通过均衡性博弈机制完善自身技术吸收体系，实现“高校—企业”技术转移“双赢”初衷。     

城市发展的非均衡博弈与解决之道

文章基于智能科技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应用空间,研究发现智能化发展能构建一个沟通虚拟与现实、供给与需求的万物互联的系统,利用不断丰富的信息数据和物质资料,缩小地理要素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和局限;智能网络能高度整合不断细化的社会分工系统,协调内外部资源,协助新的社会协作模式建立。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解决阻碍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博弈困局,需要推动智能科技发展成果与现实深度融合,提升社会生产力,健全与之配套的社会基础设施与社会服务,并且,将困境分解为多个专业化的社会需求,利用智能网络协助下形成的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体系,实现"端对端式解决"。     

关于"在华制造企业是否会回流美国"的思考

在中美摩擦升级的叠加作用之下,地缘科技博弈也不断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供应中断,使过度依赖单一采购目的地的危险变得更加严重,促使许多美国企业更加重视在其全球供应链中建立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更是陆续出台相应措施,以鼓励产业链回流.引发了各界对于制造企业回流美国的多重担忧.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产业链向外转移的情况和压力,认为中国制造业外迁并不意味制造业会回流美国,制造业大量回迁美国短期内难以实现,中国仍将在那些较少受到低成本竞争影响的行业中继续加速发展.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决策中的同群效应

我国于2012年实现了社会保障在制度上的全覆盖。然而,对于自愿参与型社会保障项目,政策目标人群的参保率过低,无法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体系的风险分担和福利保障作用。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分析政策目标人群的参保决策,有针对性地提高群众参保率,对于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为例,使用家庭调查数据和工具变量方法,考察同群效应在社会保障项目参与决策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同村居民参与新农保的比例每增加10个百分点,个体参保概率显著增加4.24个百分点;同村居民之间的信息传递以及其内部形成的社会规范是同群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男性的参保行为具有更强的示范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加强基层政策宣传和提高政策透明度,以及有针对性地提高特定群体的参保率是提高社会保障项目整体参与率的有效手段。     

企业员工建设性越轨和破坏性越轨行为控制研究——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演化博弈模型

本文基于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探讨了员工建设性越轨和破坏性越轨行为的影响，通过建立企业与员工演化博弈支付矩阵和回报效用函数模型，对演化博弈系统的局部稳定性进行了分析，寻找企业对员工越轨行为的最优控制均衡点，最后从影响因素研究着手，提出了企业员工越轨行为的控制策略，以减少越轨行为的消极影响和增强员工越轨行为的创新作用。     

经济增长目标影响了企业风险承担吗?-基于市场和政府双重视角的考察

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政治和财政激励的影响.地方政府每年都制定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以指导地方发展.虽然许多研究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研究了该目标的作用,但很少有研究具体考察增长目标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方式.文章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角度,匹配2009-2015年233个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和2381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政府经济发展规划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显著增加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在更换了企业风险承担和经济增长目标衡量方法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存在.在外部资源的调节效应方面,经济增长目标对能获得高政府补助、融资约束程度低以及能获得高贷款的企业的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而异质性检验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刺激效应主要体现在具有一定规模、国有企业和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以及主要体现在发展水平较低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中.这些发现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正面影响主要还是地方政府主导资源分配的结果,而并非市场信号机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