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地管理法》修改对集体土地征收行政诉讼案件的影响

研究目的：分析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对中国集体土地征收行政诉讼案件的影响，厘清相关案件的审判思路。研究方法：立法目的解释、实证研究和原理论证。研究结果：征地批准行为将随着公共利益的明确、征前程序的完善以及征地审批权限的下放逐渐具备可诉性；预征收公告行为不可诉，但是不公告行为如果对被征收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则可诉；预征收过程中，与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主体，原则上应当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但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做法，对乡镇人民政府以相关单位进行授权和委托；预征收协议签订后，除补偿安置标准改变，一般不能因市场行情变化而申请变更协议内容；农民住宅的补偿应更多体现出财产属性。研究结论：此次修法使得集体土地征收从以行政权运作为主的模式演化为一种通过公共参与模式对集体土地进行开发利用的活动，拓宽了公私权力（利）交汇的领域，为相关领域司法审查预设了合理性。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两起典型商标案例

正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向社会发布了八起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两起典型商标案例:一是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宏济堂阿胶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对涉及因历史原因造成的老字号权利冲突案件的处理具有典型指导意义;二是温州荣盛贸易有限公司诉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鹿城分局工商行政处罚案,是行政机关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查处,产生行政争议的典型案例。     

布告栏

中国反垄断第一大案:高通认罚60亿元2月10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对全球最大的手机芯片厂商美国高通公司反垄断调查和处罚的结果,责令高通公司停止相关违法行为,处2013年度我国市场销售额8%的罚款,计60.88亿元人民币。对上述结果,高通表示接受,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这将创下中国反垄断调查罚款金额之最。2月9日,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公开表示,2014年     

环境公益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原告适格——欧盟各国的发展情况

环境公益诉讼,尤其是行政诉讼中,原告适格问题是制度建设的重要事项。欧盟各国以《奥胡斯公约》及欧盟指令为轴心,通过各自的公益行政诉讼制度建设,如民众诉讼制度、制定特别法承认团体的原告适格,或通过扩大传统的利益概念,扩大法保护的对象等不同方式达到扩大原告适格的目的,实现公约所保障的司法参与权,使得司法保障成为环境政策中不可欠缺的制度性手段。     

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完善

新《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制度,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但是新《行政诉讼法》还没有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制度作出详细系统的规定,从整体的体系来看,目前还尚未构建一个严密的体系;从实践中具体操作来看,可操作性相对来说较弱,所以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还存在着一些不足,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论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衔接

本文比较分析了有关国家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此基础之上,试图以《行政诉讼法》修改为契机,通过现有制度的协调从而实现两部行政基本法律能够在受案范围、审理标准、法律适用、当事人资格、权利救济等方面加以衔接,实现两部法律的良性互动。     

预算难编——突击花钱成因之一

今年的这个时间,年底"突击花钱"的话题似乎变得格外引人关注。促使话题短期内迅速发酵的催化剂源自不久前湖南省长沙市一家企业总经理向媒体实名举报,称湖南省财政厅、文化厅、省直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在去年底的一起政府采购中以3000万元高价成交了原本1500万元可以完成的采购,并指出采购同时限制了商品的最高报价和最低限价,因此将三个政府部门告上法庭。然而针对三部门的行政诉讼一审宣告败诉。     

浅析行政诉讼第三人

行政诉讼第三人的问题,是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设计与操作的核心和关键。随着诉讼实践的深入,第三人问题变得日益复杂,我国现有的性质诉讼第三人制度在立法上条文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司法实践中处理混乱,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行政诉讼第三人问题进行探究。     

论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关系与冲突

为了完善和发展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种制度本身的缺陷,依法妥善化解行政争议,进而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阐述了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在地位上的相互独立和紧密联系。并随着法治实践的深入,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制度和实践衔接上。如在受案范围;追加第三人等问题上暴露出一些冲突与不足,由于二者在制度适用,及...     

领导干部应对“民告官”案件的科学之策

近些年来,行政诉讼案件呈逐渐上升之势。领导干部如何对待＂民告官＂,已经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行政诉讼案件,各级行政机关领导干部的态度与行动直接影响＂民告官＂的进展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