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发展实现路径的动态异质门槛效应——以高技术产业为例

针对如何选择创新路径以提升创新驱动发展绩效问题,科学构建了创新驱动发展路径结构关系体系,并从知识积累异质性视角,深入探讨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发展路径影响机制的动态异质门槛特征。研究表明: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发展路径的影响机理存在显著的知识积累门槛特征效应;适度的知识积累水平更有利于创新路径充分发挥正向促进效应,较高或较低的知识积累水平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创新路径的驱动作用,说明知识积累对创新路径驱动效应存在临界规模;随着地区知识积累水平提升,不同创新路径的驱动效应呈现差异化,需要针对知识积累水平选择最优创新路径以驱动地区发展。最后,地区知识积累具有阶段性发展特性,而现阶段还需控制和保持在合理范围内,警惕门槛特征带来的负向效应。     

产业园区科技创新发展模式的实现路径

产业园区是科技创新发展和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主战场”,结合企业需求和产业特点,优化产业园区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可助力园区企业实现科技协同创新,促进产业融合度持续提升。本文结合产业园区的特点,对科技创新发展的必要性做出简单概括,同时明确了具体的实施路径,以期望为产业园区科技创新发展提供指导,打造现代化高质量产业园区。     

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

基于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技术,实证考察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研究发现：①技术创新资本投入、人力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分别呈显著“N”型和倒“N”型非线性规律。也即,只有当技术创新资本投入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且技术创新人力投入水平处于适度区间时,才会明显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②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促进效应存在明显的条件约束。在收益质量门槛条件下,技术创新资本投入和人力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均呈显著“U”型关系,在股权集中度约束下,技术创新资本投入、人力投入分别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倒“N”型、正向“U”型影响;③新常态下,不断加大技术创新资本投入力度、持续改善企业收益质量水平、适度提高技术创新人力投入和股权集中度水平,是促进企业做优做强的重要突破口。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及二者协同集聚的创新驱动效应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及二者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创新进而驱动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3种类型集聚在经济增长、绿色发展方面的创新驱动效应水平差异，结果表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够驱动经济发展，对绿色发展的正向驱动作用不显著，创新在其集聚驱动经济增长、绿色发展的过程中未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高技术制造业集聚能够驱动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创新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显著；相比单个产业集聚，二者协同集聚对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具有更强的正向驱动作用，创新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3项政策建议。     

FDI与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

选取2003-2016年省域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以R&D人员投入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FDI与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得出以下稳健性结论：FDI和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具有双门槛效应,FDI溢出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而OFDI溢出则呈现先降后升特征;R&D人员投入、R&D资本积累、城镇化水平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而金融成熟度未产生明显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可能对R&D人力投入较高省份产生抑制作用;2003-2016年跨越R&D人员投入中、高门槛的省份在不断增加。     

创新驱动视域下科技金融发展的路径研究

科技金融是科技与金融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也是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实施、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地位日益提升及金融业自身转型升级渐渐提上日程,我国科技金融将迎来新的发展动力。但科技金融发展也面临不少难题,如科技金融体制有待完善、微观动力不足、风险投资渠道不畅、中介组织发育迟缓、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缺失、产权保护不力等。为促进我国科技金融发展,在未来一段时期应从组织结构创新、平台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政策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做出努力。     

高技术产业集聚视域下对外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异质溢出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基于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测度省域绿色创新效率,进而借助Hansen门槛回归思想,从高技术产业集聚视角,实证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近十年我国绿色创新效率拉升迅速,但区域不均衡性明显,尚未形成绿色创新发展的区域间有效联动;(2)从门槛检验来看,O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溢出作用显著存在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三重门槛效应;(3)从影响机制来看,OFDI与绿色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当且仅当省域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1.156时,OFDI溢出的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显现,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经济水平、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政府支持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不显著。     

创新驱动发展的城市建设路径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涵特征与创新型城市的功能特色相结合,从战略导向、核心内容、关键抓手3个方面构建了创新驱动发展城市建设路径理论框架,即依靠制度创新驱动福利发展、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依靠金融创新驱动贸易发展。进一步,应用理论框架重点评价了2006-2014年上海创新型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从“上海的上海”、“中国的上海”、“世界的上海”3个视角提出了民生发展、创新引领、开放融合的对策建议。     

企业创新网络对产业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首先引入双寡头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特定区域中企业创新网络与产业创新效率的联系,再以我国专利数据与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综合运用随机前沿面分析方法与面板门槛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企业创新网络对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产业创新效率较低的区域,区域内、区域间及区域整体企业创新网络的密集程度都对产业创新效率有抑制作用;在产业创新效率较高的区域,区域间企业创新网络的密集程度对产业创新效率有促进作用,而区域内、区域整体企业创新网络的密集程度与产业创新效率呈倒“U”型关系;区域内企业创新网络的密集程度比区域间高的地区拥有更高的产业创新效率。     

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究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区域间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高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低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均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二者协同集聚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双重门槛,当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度和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度均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时,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强。仅少部分省域两产业集聚度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科技政策对国家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路径——一个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政策文本,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进行国家级高新区科技政策研究,对不同政策类型的综合影响路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存在4种条件变量的组合影响路径:资源投入型路径、资源协作型路径、内敛规制型路径和外向规制型路径。人力资源政策和财政优惠政策在组合路径中具有导向作用,创新平台政策和组织制度政策是影响高新区创新驱动力的内部保障性条件,外部投入型政策与内部规制型政策具有政策互补性,对制度性政策的倾斜往往会产生更显著的驱动效应。     

金融体系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机制研究

金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是落实科技与金融结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重要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基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提出了金融发展支持科技创新的路径,重点分析了金融体系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金融链对创新链和产业链前端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的融资支持体系,并采取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金融支持策略。     

中国情境下企业创新绩效要素协同驱动路径研究

立足于中国情境,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143家企业为样本,系统研究制度环境、异质性知识来源和吸收能力不同维度耦合组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存在3条高创新绩效驱动路径,即政府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关系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和依托内部知识—吸收能力的利用式创新驱动型路径;②不同路径内部构成要素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③驱动高创新绩效的路径间存在等价性。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中国情境下创新绩效内化机制及协同驱动路径,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路径与实现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是发达国家国防工业发展的普遍做法。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学界尚未就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依据学界对国际化和军民融合发展的理解，界定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将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基本路径区分为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引进来”和“走出去”，揭示军用民用产品跨国贸易、军民品跨国研制生产、军事民用领域跨国投资、军民领域跨国经济合作、军民标准运用跨国对接、军工民用企业跨国联盟等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实现形式的内涵机理。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有助于更好地利用国内外军民两种资源优势、发挥国内外军民两个市场作用，从而加快国防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高国防工业发展质量效应。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路径与实现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是发达国家国防工业发展的普遍做法。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学界尚未就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依据学界对国际化和军民融合发展的理解，界定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将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基本路径区分为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引进来”和“走出去”，揭示军用民用产品跨国贸易、军民品跨国研制生产、军事民用领域跨国投资、军民领域跨国经济合作、军民标准运用跨国对接、军工民用企业跨国联盟等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实现形式的内涵机理。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有助于更好地利用国内外军民两种资源优势、发挥国内外军民两个市场作用，从而加快国防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高国防工业发展质量效应。     

八大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估

基于指标间重要性、8个高技术服务业领域重要性以及各指标相对于均值差值的重要性递减等3个假设前提,选择与高技术服务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指标集。依据指标集内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对各地区8个高技术服务业分别作发展水平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标准化到\[0,100\]区间内。综合评估各地区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依据各评估结果,对中国当前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状况作了简要说明。     

功能主义视角下西南地区知识经济发展战略路径研究

基于功能主义,将区域知识经济系统功能分为自我发展功能、传统经济带动功能、社会促进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并从规模、效率和速度3个维度建立相应功能测度模型与指标体系,比较西南三省与广东的功能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西南三省与广东相比,知识生产与创新功能严重落后,知识经济社会带动功能差距明显,但生态保护功能差距较小;知识经济功能规模和速度全面落后,但效率差距相对较小;西南三省应确立“效率优先”,“速度跟进”、“创新增长极”、“人本中心”、“生态互进”的战略选择。最后,从功能角度提出了西南地区知识经济发展的战略路径。     

双元驱动下智能制造发展路径——基于本土制造企业的多案例研究

智能制造通过数字化集成对制造资源进行优化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是我国制造业克服“低端锁定”、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以海尔、华为、吉利3家本土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应用扎根理论进行多案例分析，构建“驱动-转变-绩效”的智能制造发展机理模型，明确智能制造从起步到“生态化”不同阶段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技术与服务的双元驱动引发企业运行机制转变进而形成智能制造绩效，制造过程变革与资源集成、服务拓展与理念更新促进智能制造转变，智能制造不同阶段在方向、作用条件、关键环节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效果综合评价

以"国家西部大开发总体战略规划"为依据,建立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情况评价指标体系。分别采用单指标历史标准的方法,以及多指标综合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战略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不仅从纵向分析了大开发战略实施前后西部地区的变化,而且对西部地区十二省份进行了横向比较,全面论证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7年以来西部地区的变化过程和现状,以期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继续实施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