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高校财务风险防范与内部控制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的广泛普及,高校的财务业务和财务管理环境逐渐复杂化,所面临的财务管理的压力和风险也逐渐增大。做好内控机制建设是高校提升财务管理质量,有效降低财务风险的基础。本文简要阐述财务风险和内部控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分析了高校产生财务风险的原因以及高校现阶段的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总结了高校做好财务管理的内部控制,降低财务风险的策略和方法。     

民营企业国际并购风险控制实践与趋势探索

本文探讨了民营企业国际并购的风险控制实践及趋势。在实践方面，本文指出了民营企业在并购战略和尽职调查等方面存在不足，提出了战略匹配、多渠道信息收集、全面尽职调查和整合等途径来控制风险。在趋势方面，本文说明了国际并购规模和数量将持续扩大、产业向纵深拓展、范围向全球延伸、并购风险将更加重视等发展趋势。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风险控制体系，包括并购前、中、后三个阶段的风险控制方法。     

财务视角下电商企业审计风险研究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技术的变更,电子商务行业迎来了高速发展,与传统行业相比,其具有发展速度快、收入模式多样化、股权结构复杂以及电子信息化程度高等特点.这使得电商企业的审计内容和审计方法也有一定的改变,同时电商企业的审计活动也面临收入确认风险、融资复杂性风险和持续经营风险等审计风险.本文基于对电商企业的分析和对电商企业审计风险的审视,尝试提出相应的防范和应对措施.     

国有风险资本与企业融资约束: 如愿以偿还是事与愿违?

我国国有风险资本是否实现了设立之初的目标,即是否纾解了企业融资困难呢?文章基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手动采集的国有风险资本数据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实证结果稳健地显示,国有风险资本可有效缓解企业后续融资约束,我国政府参与风险投资活动是有效的.进一步地,高持股比例、多联合投资、高政治层级的国有风险资本对受资助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且国有风险资本对经济欠发达、低制度质量环境下的企业、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竞争程度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与动荡期企业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国有风险资本既能通过认证作用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又能发挥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包括显著促进银企关系和企业的商业信贷获取能力,并提升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水平,从而减轻企业资金负担,缓解其融资约束.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国有风险资本能显著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的股权资金成本和债务资金成本,帮助改善企业融资贵的难题,而且国有风险资本有助于企业在创新和经营方面的良性发展.但国有风险资本并未起到有效监督作用,不能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尤其是会导致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明显提高,而高管薪酬提升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此,文章认为在未来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中,要把握"政府角色"介入的尺度,完善国有风险资本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时适当兼顾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对中西部地区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提供适当且必要的帮助,以促进国有风险资本在新时期的长足发展.     

成长冲动与风险对冲: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扎根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提出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下企业海外并购的两大动因,即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同时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内生有机成长方式、外在本土并购扩张方式受到了阻碍;企业面临着因融资成本、非经营性成本增加带来的风险;此时,海外并购便成为企业的最佳策略.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在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的驱动下,企业倾向于使用海外并购来替代本土并购,且这种替代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成长冲动强烈、融资成本和非经营性成本较高、风险承担能力弱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海外并购策略,以规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新时期企业并购中的财务风险防范策略

经济形势变化莫测,市场风云突起,通过企业并购,可以迅速壮大实力,提高竞争优势,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扩大市场份额,降低交易成本,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然而,市场运作中并不是所有的并购都是有利可图、无害的,而是会涉及很大的风险。在并购过程中,购并双方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会增加企业本身的风险,尤其是财务风险,会给企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据此,本文对并购后的财务风险进行了研究,简要探讨了并购风险的类型,评估了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恰当有效的风险防范策略。     

高铁开通促进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基于2008—2018年非枢纽城市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非枢纽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其高质量发展.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二线和三线非枢纽城市企业,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资源密集型企业以及一线非枢纽城市企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高铁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丰富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对高铁建设的规划布局及其经济分布效应分析具有参考意义.     

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应承担产业结构调整之责?

国外货币政策操作并没有关注产业结构调整的先例,所以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应关注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议题。研究发现:在理论层面,货币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产生"结构性"的非对称性效应,当跨越资本投资影子价值"均衡点"后,货币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预期目标并不会产生;在实证层面,非参数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当滞后1—9个月后,货币政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指标和"结果"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但随着滞后期增长,货币政策并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此外,无论是在"过程"层面还是在"结果"层面,产业结构调整都不是货币政策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二者间不存在互动效应。研究综合表明:作为经济总量调节的货币政策关注产业结构调整,只能视为短期性、暂时性经济行为,不应将其视为常态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