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新基建作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2015—2021年中国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三种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新基建发展对城市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新基建发展能促进产业高级化水平，改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状态，提升产业合理化水平；新基建通过发展物联网和激励城市研发创新两种间接路径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积极影响；新基建对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行为的调节作用，在地方政府合理的行政管理下，新基建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新基建发展对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和大城市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     

新时期高校财务风险防范与内部控制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的广泛普及,高校的财务业务和财务管理环境逐渐复杂化,所面临的财务管理的压力和风险也逐渐增大。做好内控机制建设是高校提升财务管理质量,有效降低财务风险的基础。本文简要阐述财务风险和内部控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分析了高校产生财务风险的原因以及高校现阶段的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总结了高校做好财务管理的内部控制,降低财务风险的策略和方法。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来自京津冀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文章基于2006—2019年京津冀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正、负外部效应双重作用下，产业协同集聚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倒U”型影响，同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影响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作用效果以及更高的拐点值，且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及绿色技术进步“双引擎”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可为如何依托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民营企业国际并购风险控制实践与趋势探索

本文探讨了民营企业国际并购的风险控制实践及趋势。在实践方面，本文指出了民营企业在并购战略和尽职调查等方面存在不足，提出了战略匹配、多渠道信息收集、全面尽职调查和整合等途径来控制风险。在趋势方面，本文说明了国际并购规模和数量将持续扩大、产业向纵深拓展、范围向全球延伸、并购风险将更加重视等发展趋势。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风险控制体系，包括并购前、中、后三个阶段的风险控制方法。     

财务视角下电商企业审计风险研究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技术的变更,电子商务行业迎来了高速发展,与传统行业相比,其具有发展速度快、收入模式多样化、股权结构复杂以及电子信息化程度高等特点.这使得电商企业的审计内容和审计方法也有一定的改变,同时电商企业的审计活动也面临收入确认风险、融资复杂性风险和持续经营风险等审计风险.本文基于对电商企业的分析和对电商企业审计风险的审视,尝试提出相应的防范和应对措施.     

创业创新对深入实施新兴产业发展及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浪潮即将到来的背景下,我国进入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我国近年来一直在积极推进新基建项目,希望可以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市场资源进行整合和优化配置,而在此过程中,创新创业是重要的驱动因素,它决定了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效果。文章将深入探讨创新创业对产业转型升级及新兴产业发展的积极影响,并针对性地提出科学策略,以期促进创新创业的发展。     

2020年有色金属行业运行整体平稳

2020年,有色金属行业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传统产业控产能、促转型,加快高端产业强基础、补短板,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行业运行整体平稳。―、产量平稳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十种有色金属产量6168万吨,同比增长5.5%,增幅同比扩大2个百分点。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四季度企业信心指数为50.1,连续两季度保持在临界点以上。     

重庆市铜梁区产业结构改革发展的路径探究

针对新冠疫情影响下重庆市铜梁区产业发展的需求,研究了铜梁区产业发展的现状,包括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分析了疫情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提出了疫情影响下铜梁产业发展的路径。     

国有风险资本与企业融资约束: 如愿以偿还是事与愿违?

我国国有风险资本是否实现了设立之初的目标,即是否纾解了企业融资困难呢?文章基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手动采集的国有风险资本数据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实证结果稳健地显示,国有风险资本可有效缓解企业后续融资约束,我国政府参与风险投资活动是有效的.进一步地,高持股比例、多联合投资、高政治层级的国有风险资本对受资助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且国有风险资本对经济欠发达、低制度质量环境下的企业、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竞争程度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与动荡期企业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国有风险资本既能通过认证作用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又能发挥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包括显著促进银企关系和企业的商业信贷获取能力,并提升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水平,从而减轻企业资金负担,缓解其融资约束.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国有风险资本能显著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的股权资金成本和债务资金成本,帮助改善企业融资贵的难题,而且国有风险资本有助于企业在创新和经营方面的良性发展.但国有风险资本并未起到有效监督作用,不能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尤其是会导致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明显提高,而高管薪酬提升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此,文章认为在未来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中,要把握"政府角色"介入的尺度,完善国有风险资本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时适当兼顾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对中西部地区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提供适当且必要的帮助,以促进国有风险资本在新时期的长足发展.     

成长冲动与风险对冲: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扎根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提出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下企业海外并购的两大动因,即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同时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内生有机成长方式、外在本土并购扩张方式受到了阻碍;企业面临着因融资成本、非经营性成本增加带来的风险;此时,海外并购便成为企业的最佳策略.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在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的驱动下,企业倾向于使用海外并购来替代本土并购,且这种替代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成长冲动强烈、融资成本和非经营性成本较高、风险承担能力弱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海外并购策略,以规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