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应用，为缓解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带来新契机。本文将2012-2021年科技型中小企业数据作为样本，通过实证检验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其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且其缓解作用存在“衰退期>成长期>成熟期”的阶段异质性；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能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来纾解其融资约束。基于此，本文提出应从坚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借贷双方信息透明度和实施差异化支持政策三个方面来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了吗？——基于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以深沪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但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政策含义是：在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同时,应当注重金融市场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减轻中小企业债务风险？

中小企业是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重要力量,但其自身风险也可能会对市场产生溢出效应,对社会造成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科技赋能传统金融的新方式,能更好的将金融服务渗透到中小企业这类长尾客户中。本文以2013年到2021年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中小规模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债务风险,该作用部分是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债务风险的降低作用对于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表现的更为显著。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缓解

在产业数字化大背景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以及如何缓解融资约束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以2013—2021年深证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1）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能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2）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的重要路径。（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供应链金融缓解融资约束的路径主要出现在民营企业、供应链上下游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制造业企业、南方地区企业、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企业中。本文对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推动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进而缓解其融资约束具有一定启示。     

供应链金融缓解中小医药企业融资约束研究——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医药企业2014—2021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供应链金融对中小医药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效果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最后对不同供应链合作稳定性进行分组检验。研究发现：（1）供应链金融可以缓解我国中小医药企业存在的融资约束，且对供应链合作稳定性高的企业的缓解作用更强；（2）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可以正向调节供应链金融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且对供应链合作稳定性低的企业起到更强的正向调节作用，其中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作用尤为明显。基于此提出，推动供应链金融进一步发展、中小企业应积极开展企业数字化转型任务、深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思路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价值 ——基于中国2011—2018上市A股公司的经验数据

伴随着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成为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以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影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是促进企业价值提升的主要作用维度;企业融资约束发挥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拓宽了企业资金来源,提高了融资效率,缓解了融资约束,促进企业价值的长期提升;财务柔性和社会责任发挥调节效应,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本质上是利用数字化方式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其兴起和发展为中小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可以促进创新活动,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271家中小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的发展均能够有效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且其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要大于国有企业。这为我国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其创新活动提供了经验证据。     

银行数字普惠金融、银行竞争与企业融资约束

基于中国31个省份的相关数据,使用变异系数法构建银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讨论竞争程度变化时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变化.研究发现: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当银行竞争程度较高时,缓解作用更加明显.同时,相对于民营中小企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国有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加明显,反映了当前银行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时存在选择偏向问题.但随着银行竞争的提高,这种问题有所缓解.     

数字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与融资约束

以2014-2020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医药企业为研究样本,根据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建立扩展模型,检验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解效果的调节作用,最后进行企业经营绩效下的差异化分组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小医药企业存在融资约束现象,且经营绩效欠佳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更大;供应链金融可以缓解融资约束,且对经营绩效欠佳企业的缓解作用强于经营绩效良好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正向调节供应链金融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且对经营绩效良好企业的增强作用大于经营绩效欠佳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主要通过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来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数字普惠金融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理及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使用深度促进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科技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表现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资源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业股价信息含量来共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性检验表明，金融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有效的金融监管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后果和企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分析师缓解了融资约束吗? ——基于数字金融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市级层面数据与微观企业数据相匹配,探讨分析师、数字金融与融资约束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析师和数字金融都显著缓解融资约束,且数字金融为分析师提供信息补充,有效加强分析师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进一步地,通过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成长期企业,数字金融对分析师的调节效应在成熟期及衰退期企业更明显.因此,通过规范我国分析师行业发展,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加强分析师与数字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数字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基于融资结构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1-2021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数据,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中介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增加。基于融资结构的调节效应表明,内源融资和股权融资在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则发挥负向调节作用。本文从融资结构角度为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     

内部控制、供应链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政界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内部控制和供应链金融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难题的有效途径。本文利用创业板上市公司2012—2016年的数据,运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在研究供应链金融与融资约束二者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不同内部控制下供应链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供应链金融均可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且供应链金融对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缓解程度更明显,即供应链金融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上具有替代效应。在此基础上,对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与中小企业自身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金融生态环境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检验了金融生态环境对于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而且政府治理、经济基础、金融发展以及制度文化等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四个要素都发挥了积极影响。(2)相比而言,中小企业以及民营企业面临着显著更高的融资约束程度,而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可有效缓解这两类企业的融资约束。(3)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在于,它推动融资约束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商业信用和银行贷款来纾困。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增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动能——来自新三板挂牌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130家新三板挂牌企业2016-2020年的面板数据，匹配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标，检验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为企业创新提供动能。研究表明：第一，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驱动中小企业创新；第二，这种创新驱动效应的主要传导渠道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困难，激励技术创新；第三，这种创新驱动效应具有异质性，在民营企业、内部治理质量较差公司表现更显著，呈现“扶持效应”；在创新层企业表现更显著，呈现“激励效应”。     

金融科技、供应链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以2014—2020年深交所中小板企业为样本，选取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研究发现中小企业面临融资约束难题，在此基础上构建扩展模型，发现供应链金融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且金融科技对供应链金融缓解融资约束具有促进调节作用。另外，通过将中小企业按照金融科技含量高低分组发现，供应链金融对金融科技含量高的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果更显著。因此，本文从中小企业、金融工作者以及政府三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既要关注供应链金融模式的融资效果，又要重视金融科技赋能供应链金融的作用。     

数字金融与现金股利政策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现金股利发放的倾向和水平起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促进现金股利的发放;异质性研究表明,在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金融促进企业现金股利发放水平的作用更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会影响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吗

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具有正向作用;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提升企业慈善捐赠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呈现异质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高管金融背景占比小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慈善捐赠水平的正向促进效果更强。     

信息透明度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于融资结构与代理问题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2010—2020年新三板挂牌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信息透明度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而且这种影响在民营企业和东部地区更为显著。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机制发生：一是缓解融资约束机制，即信息透明度通过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减少企业债权融资成本等缓解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面临的融资约束；二是缓解代理问题机制，即信息透明度通过缓解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问题促进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对管理者和大股东的监督和激励。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大，信息透明度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越大，从而间接验证了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的机制；区域数字金融越发达，信息透明度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越大，从而间接验证了数字金融的风险识别优势。本研究对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数字金融减轻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吗?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功能效应,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信贷融资水平,减轻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且该效应是通过提高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对称程度、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实现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降低效应更为明显。此外,对于民营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替代效应更为显著,说明数字金融促进了金融普惠。因此,未来应重点围绕“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持续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的数字金融发展策略,并利用数字化金融的技术优势与平台优势推动传统银行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