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被称为“第二次土地改革”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下简称林改）2003年在福建等省份试点的基础上,“十一五”期间将在全国全力推进。此次改革的重点是从明晰产权人手,重塑林业微观经营主体,建立以林农为主体的微观市场经营主体,放活山林经营权,落实林业经营者对林木的处置权,确保林地经营者的收益权。具体做法是将集体林地均分到户（联户）,实现“均山、均权、均利”和“耕者有其山”,以法律形式颁发林权证,对于中国广大农民来说,它具有类似当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大意义。     

农村林地“三权”分置的实现方式与改革深化——对三个典型案例的比较与启示

林地“三权”分置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林地产权制度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制度变迁,当前的林地“三权”分置改革还处于探索深化中。林地“三权”分置的核心要义是在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林农承包权的前提下放活林地经营权,改革实践中林地产权制度设计的差异主要在于经营权的归属主体不同,进而产生不同的林地经营模式,即形成不同的“三权”分置实现方式。对股份制家庭林场、林地股份合作社+现代企业、林业共营制三种模式的典型案例分析表明,林地“三权”分置在明晰林地产权权属和权能的基础上,促进和改善了林地经营权的流转,进而优化了林地资源配置,转变了林业经营方式,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林农增收的同时,也促进了林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林地“三权”分置实现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的不同上,不同的实现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地区条件和改革环境。深化林地“三权”分置改革,不但要改进和创新“三权”分置实现方式,积极探索放活林地经营权的多种有效形式,还要进一步完善林地产权制度,并不断优化林地“三权”分置的改革环境和配套措施。     

土地产权稳定能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吗？——以广东省确权颁证与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例证

土地产权趋于稳定将强化农户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进而激励农户改进农业生产行为，但这种激励具有情景依赖性：由于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能力和目的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农户都会因此而改进农业生产行为。采用2018年广东省“千村调研”数据，分析确权颁证对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颁证虽然赋予农户实现农地价值的剩余权，但能否促进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还取决于农户自身的获益能力和收益本身的效用。如果农户缺乏实现农业生产超额利润的能力（低收入农户），即使土地产权趋向稳定，也难以产生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动力；如果实现农地价值的最优方式是“他用”而非“自用”，即使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会带来农业生产超额利润，农户也不会积极采纳；如果农户具有实现农业超额利润的能力（高收入农户）和预期（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户），则确权颁证会促进其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促进有着情景依赖性，因而，在农地确权颁证的同时要完善农地流转制度，通过土地产权稳定和流转稳定的双重激励更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积极施行绿色生产行为。     

农户参与林业合作组织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为例

通过对农户参与林业合作组织意愿进行博弈分析,并利用logi st i c模型对影响林农的各个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劳动力、林地面积、有无林权证、以林业收入为主、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林地投入资金来源、全年投入林木资金情况、林改后林地经营方式、林地的看护难易程度、有无林业合作组织机构、是否希望有专业人员管护、政府是否已设立相关技术服务机构、政策的稳定性、政策的合理性等指标存在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     

社会排斥视角下的非正常集体林权集中现象——闽中溪乡实证研究

"耕者有其山"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所追求的宗旨,由于改革过程中存在着政策排斥、资本排斥和信息排斥等因素,大部分农民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导致林权集中到某些经济实体以及少数人手中.这种非正常的集体林权集中现象的出现不仅拷问林改的效率与公平原则是否得到兼顾,还对普通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消极影响.     

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我国农民财产权利长期受到抑制和侵蚀,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不足.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主要在于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房地产权和金融财产权.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土地财产“实体”权、公平交易权和增值收益分配权;赋予农民更多的房地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房地产抵押权和自由交易权;赋予农民更多的金融财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金融服务享有权、金融产品选择权和金融产品市场定价权.     

个体差异对农户不同绿色生产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年龄和风险偏好影响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绿色生产行为的比较

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可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种，由于要素投入结构及实施的风险程度不同，其影响因素及效应可能存在差异。利用对甘肃省10个县区20个村521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分析表明：相对于资本密集型绿色生产行为，更多的农户实施了劳动密集型绿色生产行为，表明目前农业绿色生产中资本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年龄的增长对农户的劳动密集型绿色生产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资本密集型绿色生产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风险偏好对农户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绿色生产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资本密集型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更大；风险偏好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对老年农民的影响最大），且两种绿色生产行为的代际差异具有异质性。应进一步增加对农业绿色生产的投资，尤其要鼓励农户的资本密集型绿色生产行为；加强对中青年农民绿色生产的技术、资金支持，培育和拓展老年农民的社会网络，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户抗风险能力，进而有效促进农业绿色生产的发展和升级。     

户籍改革背景下农民集体所有权与收益分配权制度改造研究

由于农民在集体所有权中享有的权利不清晰、农民在集体财产中的成员权以户籍为标准确定,导致落户城镇后农民享有在集体财产中的权益存在制度障碍。户籍改革的顺利进行要求不能损害进城农民在农村的产权权益,为此要改造农民集体所有权制度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制度。集体所有权的初衷是维护每个集体成员的利益,因此要虚化集体在权利主体中的地位,将集体财产所有权中更多的权能直接赋予给农民。而农民在集体财产中的收益分配权要设计成与户籍相脱离的独立权利,并构建专门的实现和救济制度。     

农地制度供给侧改革助推河北雄安新区乡村振兴的策略选择

在较快的城镇化、工业化等全面现代化战略驱动下,我国农民财产收入增长通过农户家庭土地承包制、土地承包权流转和承包权"三权"分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价同权"流转、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等不断向农户家庭赋权的农地制度改革,以及劳动力资源自主流动为抓手实现的。河北雄安新区建设是国家赋予京津冀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补齐京津冀河北短板,发展河北的历史机遇。占新区城乡规划体系面积2.8%的美丽乡村建设,是保障新区规划总目标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文章力图通过实施"因地制宜的农用地绿色转型机制,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集体建设用地复合利用模式和乡村生态用地长效供给机制"的农地制度供给创新,激发土地政策红利,助推河北雄安新区"宜居宜业宜游"美丽乡村实现。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乡村治理影响研究——基于溪乡的经验

关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是目前农村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不仅要注意到林改对农村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还要观察林改对乡村社会结构的改变力量。虽然林改在较大程度上调动农民从事林业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它的受益面十分有限。林改后催生的新的社区组织资源的运作有助于乡村治理的开展，但是林改在乡村并未取得理想的政治社会效果。对溪乡而言，林改削弱了集体经济，使得村财收入缺乏可持续性；林改引发村民之间关系的疏远和紧张，导致村庄内部社会关系出现恶化；“耕者有其山”目标的偏离以及林地对“靠山吃山”农民的意义等因素将使村庄共同体面临瓦解的可能性增加。林改对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关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问题的产权分析

本文主要运用产权理论,分析产权制度与企业效益的关系,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和提高其经济效益的思路。一、产权制度与企业经济效益从现代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所谓产权,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它是由一组财产权利组成的,包括最终所有权、实际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在市场经济中,产权用以界定人们在交易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它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问题,市场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易,市场制度的核心是产权的界定。市场的参与者必须是产权主体,即对其用     

集体公益林承包户经济权利保障的瓶颈与突破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为了实现生态文明,也是为了增加林农收入;集体所有的商品林、公益林都被纳入了林权制度改革,然而公益林承担了更多的生态功能,公益林承包户的承包经营权相应也受到了更多的限制。目前,市场化形式与计划型体制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政策需求与政策缺位之间的矛盾是限制集体公益林承包户实现其经济权利的瓶颈,应正视国情、厘清法定边界、重视利益协调,通过落实主体改革、深化配套改革、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依法保障公益林承包户的经济权利,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西南边疆民族村农户收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居住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特殊性,西南边疆民族村的农户行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农户,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可能存在差异.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23个村、2280户农户收入的微观数据集,使用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方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并提出增加农户收入的政策建议.经验研究的结果发现:在农户资本要素禀赋中,农户生产性资本、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是否接受过培训对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劳动力数量对收入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在农户生产经营结构中,种植结构对收入具有显著影响,而农户是否兼业及非农就业对收入的影响无显著性.村庄的外部环境对农户收入有较大影响.     

家庭农场的个体差异、要素投入与规模经济研究——基于山西省109家果蔬类家庭农场的实证分析

通过聚类分析将山西省109家果蔬类家庭农场分为两类，分别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估算其规模经济，结果表明：第一类家庭农场主学历较低但耕种经验较丰富，经营的土地总面积较小而劳动力要素投入较多，导致其经济绩效较好但经营潜能较差，且未实现规模经济；第二类家庭农场主学历较高，经营的土地总面积较大而资本要素投入较多，导致其经济绩效较差但经营潜能较大，且全部实现了规模经济。对于第一类家庭农场，应当减少雇工成本或者提高人均产出率并适当扩大经营规模，以实现规模经济；对于第二类家庭农场，应在现有规模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农业，努力提高经济绩效。政府应鼓励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加大对家庭农场的直接补贴，积极培育现代化家庭农场主和职业农民，以促进家庭农场经营主体的升级和要素投入结构的优化，进而实现有效率的适度规模经营。     

资源禀赋、要素交易成本与农业的合约化路径

我国不同区域农村资源禀赋的差异十分明显。在小农户农地产权前提下,不同的资源禀赋所带来的资源专用性差异会对要素的交易成本产生明显影响。因此,经济主体需要根据不同要素合约节约交易成本的程度来选择合约形式,以便实现交易费用的最小化,降低合约组织的管理成本。以日本与美国的农业合约化路径为例对不同禀赋下的合约选择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们的农业集约化政策要因地制宜,不必强求一律,要为农村要素市场的完善化提供更多的制度支持。     

对森林生态环境效益价值补偿与森林生态资产定价的思考

森林作为一种资源,除了有传统的木材价值(直接价值)外,同时还具有生态价值(间接价值),即涵养水源、净化空气、调节气候、平衡环境等等。当前,由于人们对森林资源经营和林业生产的认识还存在偏差,因而导致森林资源经营和林业生产过程中出现市场失灵以致政策失灵和制度失灵的现象。市场失灵是指由于缺乏市场、对价格扭曲利用和错误理解而导致森林产品和服务的低价或无价。因此,对森林生态功能如何进行计量和定价,成为当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现实问题。一、森林生态环境效益的价值补偿会计核算反映的是资源资产的市场价格,而不是其价值。森林生态环境资源的核算是会计学的一部分,应遵循会计核算体系的基本假定,以货币计量为基础。在我国传统的资源资产管理中,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个人或集体不得出售或出租转让任何资源,只允许通过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调配并将其作为资源资产流转的唯一手段。加之森林生态环境资源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导致森林生态环境资源未被纳入会计核算体系,也没有市场价格。这使得森林生态环境效益价值得不到补偿,使林业生态资源资金的循环链被迫中断。经济学家科斯认为,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只要产权明确,则无论最初产权...     

改善农村信用与增加金融投入关系实证研究

具备良好信用环境是农村获得更多金融投入的基础条件,金融投入对提高农户收入、培养农户信用意识发挥重要作用。以农村典型地区河池为视角,采用归纳总结、回归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对十多年来农村信用状况与金融信贷投入增长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农村信用环境的优劣与贷款投入增长率之间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设计农户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和金融机构支农评价指标体系,对不同层次的农户信用和金融机构支农效果进行评价,提出推进农村信用建设、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给予农村困难群体惠农政策的建议．     

农业生产合作组织中的农户博弈分析

文章借助博弈论的分析工具,以农户的产量决策为例剖析农业生产合作组织中的农户博弈行为及其经济绩效。农户合作能实现多赢,给每个农户带来收益,不合作则集体受损,甚至使合作组织崩溃。然而合作不能自动形成,农户时常会采取低效的策略性行为,从而陷入囚徒困境状态。因此,农业生产合作组织需要构建合适的制度装置,导入激励机制,使合作成为农户的最优选择。     

对传统家庭农户组织形式创新的思考--以广东农业承包大户为分析对象

与承包大户相比,传统的家庭农户在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力的适应状况、自我完善能力及发展前景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立足于传统家庭农户这一基本国情,必须实现在家庭农户小块土地集约耕作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其现行经营模式的生产盈利空间,并推行适度规模的开发经营,以不断提高传统家庭农户对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增强其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能力,使之不断完善和发展.     

江西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江西、福建、辽宁、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减轻税费、规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其核心是实行集体林木林地家庭承包,以法律的形式颁发林权证书,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