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一个银行竞争视角的考察

本文采用2013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三季度39家上市银行的微观数据,从银行竞争的角度实证分析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宽松的结构性货币政策立场提高了银行主动承担风险的水平,银行竞争程度的上升提高了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传导效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更多的是通过大型银行发挥作用,且就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作用效果而言,大型银行强于小型银行;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作用在经济增速较快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即使在经济增速较慢地区,银行竞争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也存在促进作用;在经济上行期,银行竞争会促使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传导更为畅通,传导效率明显提高。因此,在深化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和采用结构性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背景下,鼓励银行业竞争将有助于提高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环境、资本充足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1998～2010年期间59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采用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验证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假说。实证结果显示:(1)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变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收入和估值效应、收益搜寻动机、竞争效应3种子机制均存在;(2)规模越大、资本越充足的银行,其风险承担行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越低;(3)与传统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理论结论不同的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作用强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约束作用。为避免银行体系风险的过度积聚,政策当局可考虑银行业资本充足状况与宏观经济环境,搭配使用传统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弱化国内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是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和实现金融稳定的必要途径。     

“双支柱”调控的微观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银行业和企业的数据,对“双支柱”调控的微观稳定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减弱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传导效应,有效抑制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下的过度风险承担;另一方面,在宽松货币政策下,企业有提高负债率的激励,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过度负债的动机;同时,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促进企业优化债务结构,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强化了这一作用。上述实证结果说明“双支柱”调控政策对银行和企业两个微观层面主体都具有更好的稳定效应。此外,本文的实证分析还发现,“双支柱”调控对银行风险承担和企业负债行为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同时,“双支柱”调控的政策效果在不同性质的银行和企业中也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在制定“双支柱”调控政策时需考虑经济周期以及银行和企业异质性,以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丰富了“双支柱”调控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效应等方面的文献,并为中国实施“双支柱”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货币政策工具类型、资本充足水平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分析

首先建立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框架,然后选取我国100家商业银行2011—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是否存在及其差异性。研究发现:无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均存在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且存在门限效应;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的风险传导效应和非对称性均强于数量型;中小银行或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对货币政策更为敏感。对此,央行在运用不同类型货币政策时应当关注银行的风险承担问题,在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加快推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转变,同时强化对中小银行或低资本水平银行的监管力度,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构建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机制和创新资本工具,尽快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和优化资本结构。     

资本监管、风险承担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综述与展望

频频爆发的银行危机暴露了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巴塞尔协议的内在缺陷,学术界就资本监管的微观效应和宏观效应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从文献研究的角度,通过回顾和分析理论界关于资本监管、银行风险承担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在微观意义上,关于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的研究忽视了对资本监管框架效应的分析;在宏观意义上,资本监管的强化给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带来了新的渠道,即银行资本渠道和风险承担渠道.这两种新的传导机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是研究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货币政策效应的核心命题.     

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

文章基于2013-2017年24家银行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 道的存在性与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调节作用,以及银行异质性特征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异质 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效应存在,而结构型货币政策 风险承担效应不存在。（2）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可以削弱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因此,本文给出了央行应将银行风险承担状况纳入货币政策目标、实施不同的货币政策组合以 降低风险、监管当局应将贷款损失准备金率指标纳入监管框架的政策建议。     

中国微观银行特征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检验——基于我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对我国1997-2011年121家银行实证检验我国银行业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以及银行特征的异质性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银行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是存在的;(2)银行资本充足性以及流动性在不同货币政策下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具有不同作用,这说明微观特征对银行货币政策风险承担具有差异化的影响,规模越大,银行结构集中越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研究结果显示,政策当局应协调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注重银行微观特征,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措施。     

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流动性囤积与货币政策传导的“梗阻效应”研究

监管部门多次强调，银行要提高对不良贷款考核的容忍度，表明疏通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已成为解决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问题的重要方面。对此，本文考察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两阶段传导环节的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研究流动性囤积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梗阻效应”，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宽松的货币政策显著提高了银行风险偏好水平，且风险偏好的提升会使银行有更强的信贷反应。第二，银行流动性囤积显著抑制了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偏好的促进作用，显著弱化了高风险偏好银行的信贷行为。第三，“梗阻效应”在区域性银行以及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刻画出银行普遍进行流动性囤积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形成的“梗阻效应”，为了破解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困局，应更加重视银行流动性囤积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影响。     

货币政策选择、银行业竞争与风险承担——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60家商业银行2002—2012年微观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进行系统检验,同时对利率市场化背景下货币政策选择对银行竞争和风险承担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机构的行为选择和风险承担均有显著影响,但存在异质性特征,市场竞争能力强的银行,其风险承担行为更多受到数量型工具的刚性制约,而市场竞争能力弱的银行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变动更为敏感。建议关注银行风险承担,加强资本监管,推动市场有序竞争,完善内控制度等,以协调货币政策选择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     

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基于公司金融资本结构理论的视角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在金融危机后被提出,相关研究对分析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关系有重要意义。但绝大部分文献缺乏理论模型研究,实证检验集中在微观层面。本文采用公司金融中的资本结构理论重新构建了商业银行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模型,证明了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同时,将商业银行整体不良率作为宏观金融稳定的代理变量,用回归分析和VAR分析检验了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考察了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和金融危机前后两个时期的结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效应存在,而数量型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效应几乎不存在,且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和金融危机前后两个时期均具有结构异质性。     

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效应的区域差异——基于GVAR的研究

本文通过数据经验分析及建立GVAR模型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效应的区域差异。本文研究结论为:在考虑地区银行风险承担时我国货币政策存在区域差异效应,不同地区的银行风险承担程度与该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及经济发展状况有关。另外,东部地区银行风险承担短期内对其他地区有示范作用,而长期内则抑制其他地区信贷规模增长,削弱货币政策在这些地区稳定产出的效应。因此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过程中,应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金融环境,特别是不同地区银行风险偏好和风险承担。     

非常规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

近些年来,多国中央银行相继实施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媒介,非常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2014—2018年我国103家商业银行数据,实证检验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中介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扩张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会增加银行风险承担;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融资活动对其风险承担产生影响.国有银行受非常规货币政策影响更加显著.     

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承担：一种非线性关系

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通过估值、收入和现金流机制,追逐收益机制以及中央银行沟通和反应机制等渠道增加银行风险承担,通过风险转移机制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从而导致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本文使用面板阈值模型,基于我国银行业数据研究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即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政策基准利率偏离泰勒规则利率的程度。当这种偏离小于门限值时,宽松货币政策会增加银行风险承担;当这种偏离大于门限值时,宽松货币政策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本文研究对更好地理解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及金融稳定的影响有一定参考意义。     

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存在吗？--基于GMM方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收集了2004—2013年我国45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和相关宏观数据,并运用差分GMM回归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做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确实存在,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的规模大小、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性与银行风险承担呈反比;人均GDP增长率、银行业竞争性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正比。     

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存在吗?——基于GMM方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收集了2004—2013年我国45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和相关宏观数据,并运用差分GMM回归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做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确实存在,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的规模大小、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性与银行风险承担呈反比;人均GDP增长率、银行业竞争性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正比。     

货币政策、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调控、银行市场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验证了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也存在负相关关系。而货币政策与银行竞争的相互作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其并未改变货币政策、银行竞争单独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货币政策、银行竞争的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     

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机制——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基准模型,验证了当前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有效性和内在联系。实证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变动能够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进而作用于实体经济。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通过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发挥作用时,其影响方向是相同的,但前者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程度更大。应关注银行微观特征异质性,降低其内部特征可能给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带来的抵消效应。     

微观主体投资效率、信贷配置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银行、企业作为信贷渠道中最主要的微观主体,构成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重要的微观基础。本文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在货币政策调整过程中,具有不同投资效率的企业的债务融资变化,具有不同产权的企业获得银行贷款难易程度,以及政府干预对银行债务融资-投资效率敏感度的影响,进而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信贷渠道传导效率以及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

文章选取2013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发生的6次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事件,采用事件分析法测度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程度,以揭示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传导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结构性货币政策公告的发布会对银行风险承担能力产生影响,当发布新创设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公告时,会对银行风险承担能力产生正向影响;当发布现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再次操作的公告时,基本不会改变原有政策走向,因此对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正向影响不显著。由此,文章提出增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效应的对策建议。     

资本约束、银行特质性与货币政策敏感性——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北大核心CSSCISSCI

由于银行特质性的差异,不同银行对货币政策信号的敏感性不一样,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和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随着我国银行业资本约束的建立和强化,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和信贷行为也会发生调整,从而有可能加剧银行特质性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本文基于我国银行业资本约束的大背景,利用广义矩估计方法 (GMM),将货币政策信号、银行特质性与银行风险承担状态有机统一起来,通过选取更具现实性的风险承担指标,对不同货币政策信号下我国银行业的不同风险承担状态进行了实证比较分析。结果发现,我国货币政策信号对不同特质性的商业银行的不同风险承担的影响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从而导致不同特质性的商业银行的货币政策敏感性大相径庭。由此本文提出,在资本约束不断强化的背景下,货币当局应该考虑不同特质性的商业银行在面对货币政策变化时所作出的不同程度的风险调整,制定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并考虑与监管政策的配合和尝试监管手段的货币工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