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会提高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吗——基于倍差匹配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2004-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倍差匹配的估计方法 (PSM-DID),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对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互联网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且这种效应在企业使用互联网之初最为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互联网仅对中小型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大型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仅对中、高开放地区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低开放地区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本文丰富了互联网对贸易影响的研究,为互联网的进口技术复杂度促进效应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同时也为"互联网+贸易"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间品进口会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吗——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分析

本文运用2000-200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分析进口中间品的使用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发现:与非进口企业对比,进口企业在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各项指标上都强于非进口企业,一直进口的企业在各项指标上最高,东部地区企业和高人均资本行业的企业表现最佳;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从非进口状态转为进口状态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7.49个百分点,这种促进作用对低人均资本行业企业和西部企业尤为明显。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须重新调整"出口主导,进口从属"外贸发展思路,实施积极的进口贸易战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创新,鼓励中、西部企业和低人均资本行业企业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边干边学,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更快提高。     

中间品进口与中国企业创新——基于进口关联化、多样化与高度化的多维视角

本文基于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分析中间品进口的关联化、多样化和高度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呈现产品种类扩大、关联度加深及内嵌技术升级的特征,中间品进口关联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呈倒U型变化,中间品进口高度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呈正U型变化,中间品进口关联化正向调节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高度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对处于东部沿海省份及高生产率企业而言,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高度化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得到强化。在实施扩大进口战略中,不仅要利用不同形式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还需注重进口产品关联化的调节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高度化的创新效应。     

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了异质性企业的生产率:一个文献综述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是当前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最新前沿。以Meltiz(2003)和Bernard等(2003)为代表的早期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假定企业生产率为外生给定的,贸易自由化通过资源在企业间的重新配置提高了行业层面的生产率。新近发展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将企业生产率内生化,揭示了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层面生产率的微观机制。本文对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层面生产率的代表性文献进行综述,并指出了该领域研究新的发展方向。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影响企业生产率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从微观层面测算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并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参与全球价值链有益于提高企业生产率,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显著存在。另外,通过对企业所有制、资本密集度、贸易方式以及产品多样性等异质性特征的考察发现,国有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中的生产率效应最高,外资企业次之,民营企业最低;高资本密集度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率效应要高于低资本密集度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以及多元化的产品策略更有利于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企业生产率。     

外部需求与多产品出口企业创新:机理与事实

本文拓展了Mayer等的多产品理论模型,在多产品异质性框架下纳入企业创新行为,从微观视角揭示了外部需求变动对于多产品出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企业生产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外部需求扩张对多产品出口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外部需求扩张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存在生产率门槛,高生产率企业可以在需求扩张中提高创新水平,低生产率企业则降低创新水平;机制检验表明,外部需求扩张通过规模效应促进企业创新,通过竞争效应抑制企业创新,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分别随企业生产率提高而强化和弱化;异质性分析表明,外部需求扩张对于多产品出口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具有普遍性,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在外部需求扩张中提高创新水平的生产率门槛较低。本文为多产品企业有效应对外部需求变动、制定合理创新决策和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进口产品异质性的新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基于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统计库合并数据,全面系统地评估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产品质量效应、产品种类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是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三个可能的渠道,其中产品质量效应起主导作用。进一步地,产品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第一,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尤其是从G7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突出,而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有限;第二,零配件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最强,其次是加工型中间品,而初级型中间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我国贸易扩展边际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在多产品企业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贸易扩展边际的理论框架,揭示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影响企业创新模式选择进而影响贸易扩展边际变化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企业将会转向自主创新模式,降低企业进口扩展边际,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运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微观层面匹配数据,本文计量研究结果亦支持这一理论预期,而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创新倒逼效应以及出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出口学习效应均可正向反馈于企业生产率,但两种效应存在异质性。     

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我国贸易扩展边际

本文在多产品企业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贸易扩展边际的理论框架,揭示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影响企业创新模式选择进而影响贸易扩展边际变化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企业将会转向自主创新模式,降低企业进口扩展边际,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运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微观层面匹配数据,本文计量研究结果亦支持这一理论预期,而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创新倒逼效应以及出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出口学习效应均可正向反馈于企业生产率,但两种效应存在异质性。     

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受限Tobit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成本节约效应、上游中间品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等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中间品种类,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抑制上游中间品企业垄断,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进出口贸易抑制了企业创新吗--基于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开放经济下企业进出口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备受学者们关注,但从收入差距的视角出发探讨进出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鉴于此,文章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实证检验企业进出口、收入差距和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出口依赖对企业创新无确定性作用,中间品进口依赖则不利于企业的创新活动;(2)收入差距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活动,但有效缓和了企业进口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3)收入差距对创新的作用受到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限制,人均收入越高,抑制作用越明显;(4)企业出口规模不会对收入差距的直接抑制作用产生明显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全面开放新格局下进出口贸易政策的调整以及中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影响渠道的分析

通过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测算出企业进口产品的质量,分析进口产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影响渠道,结果显示:企业进口高质量的资本品、中间品以及消费品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企业进口高质量产品能够通过加剧行业竞争,促进企业提升生产率,提高竞争力;企业进口高质量产品的技术创新效应不同,资本品和消费品的技术创新效应为正,中间品为负;中间品技术创新效应为负的原因是加工贸易中的来料加工占据中国中间品进口的大部分且其技术创新效应为负。     

贸易便利化能否提升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贸易便利化环境的改善为企业提升产能利用率带来了新契机。文章通过构建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理论框架,采用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微观影响。结果表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从贸易便利化类别来看,沿线国家口岸及物流效率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效应最大,其次为规制环境、金融及电子商务、海关及边境管理;从企业所属行业、所在地区与出口决策来看,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进口中间品高依赖度企业、内陆地区企业及非出口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效应更大;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产生的出口扩张效应、中间品进口替代效应、生产率改进效应是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     

进口“近邻”与集群创新：成本追逐还是质量竞争？

中国经济长期“外循环”发展模式导致中间品严重依赖进口,对于制造业产业集群,微观企业创新动力无法转化为集群整体创新合力。以集群内部“行业内企业间” 研究视角切入,采用“近邻效应”模型深入探求邻居企业进口中间品行为对群内同行企业创新传导路径,结论发现：邻居进口对同群企业创新影响存在“成本追逐效应” 和“ 质量竞争效应”,中间品进口质量高低影响企业模仿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质量竞争效应” 的创新溢出可通过一般贸易渠道、人力资本渠道与市场规模渠道实现;有为政府持续创新激励和市场化导向制度改革有助于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双链融合”及创新“量质齐飞”。     

制造业智能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成为制造业智能化的重要表征，并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愈发深远的影响。研究使用中国2000—2014年行业层面的机器人应用数据、企业层面的机器人进口数据以及中国企业和产品层面的两类微观数据，检验工业机器人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企业和产品层面的实证结果均表明，工业机器人的使用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在考虑工具变量的因果识别、样本选择偏误及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基于进口工业机器人的准自然实验同样稳健，且促进效应随引进时间递增。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主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提振、企业创新能力增强和劳动要素升级三个渠道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异质性生产率、货款回收与中国企业出口

采用2005-2008年东三省持续存在的8 932家企业面板数据,本文检验了生产率和货款回收因素在出口中的作用,发现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货款回收率都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说明该地区并不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高生产率和规避国内账款回收困难是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通过对应收账款的内生性分析发现这一结果是稳健的;企业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也会促进出口,而利润和企业成立年限对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提升企业效率、改善企业运行机制、健全社会信用制度是我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文化距离损害了外资企业绩效吗

本文从国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文化距离对外资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了文化距离对外资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与学术界普遍认为文化距离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的观点不同,本文在解决了文化距离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发现文化距离越大,外资企业绩效越好。原因是我国高权力距离文化对外方低权力距离文化、我国集体主义文化对外方的个体主义文化产生了“反向共鸣”效应,而不是“相似吸引”效应,使得权力距离和个体主义差异促进了外资企业绩效提升。文化距离提高外资企业绩效的内在机制为:文化距离促进了外资企业创新,创新提升了产品差异化水平,有利于市场竞争,进而提高了绩效。文化距离对绩效的积极影响受到进入方式的调节作用,相对于独资企业,合资企业的绩效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加在下降。本研究为外资企业和我国“走出去”企业处理文化距离不利因素、利用文化距离带来的优势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     

Can 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 mitigate the China syndrome? Evidence from regional labour markets in Europ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s alter the adverse impact of rising import competition from China in European local labour markets between 1997 and 2006. The paper constructs measures of regional exposure to Chinese imports based on previous literature and on regional labour market frictions exploiting involuntary labour reallocation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ndogeneity of import competition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s, the paper finds that regions more exposed to the rise of China have suffered from a reduction i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shares. This shock grows larger with regional labour market frictions; hence, it exacerbates the impact of trade shock on employment. Moreover, the paper finds that employment in public services, and not in construction or private services sector, absorbed the negative shock to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unemployment rate, th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and wages in all sectors are unresponsive to import competition from China.     

论FDI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

本文通过对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引进外资对中国大陆企业创新呈现出先负后正的变化过程,即在外资进入的头几年会对大陆企业创新产生负向效应,而到后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则由负转正,亦即最终会促进大陆企业创新。同时,引进外资对中国大陆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差异,相比国有企业,引进外资更有效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创新;在来源地不同的外资之间存在差异,相对于港澳台资,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外资对企业创新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在引进外资的方式上存在差异,相对于独资方式,以合资(作)方式引进外资对企业创新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的行业之间存在差异,引进外资对高技术行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非高技术行业的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