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网络资源整合、双元创新对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借助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研究了双元创新和环境不确定性对创新网络资源整合与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创新网络资源整合和双元创新均有利于提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双元创新在创新网络资源整合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创新网络资源整合与探索式创新、探索式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而在创新网络资源整合、利用式创新和创新绩效之间未发挥显著作用。     

战略学习能力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双元创新的中介作用与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战略学习与双元创新已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但学术界对其作用机理的揭示尚不明确。基于245份中国科技型企业样本数据，探讨战略学习能力对竞争优势的影响，重点分析双元创新在战略学习能力与竞争优势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动态性对变量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战略学习能力对双元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双元创新显著正向影响竞争优势，双元创新在战略学习能力与竞争优势间具有显著中介效应；此外，环境动态性显著负向调节战略学习能力与利用式创新的关系，但对战略学习能力与探索式创新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双元创新在战略学习能力与竞争优势间的中介作用受环境动态性的显著调节。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展战略学习能力、双元创新及竞争优势理论，促进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科技型企业培育，对企业增强竞争优势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动态及竞争环境下双元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

企业如何通过创新活动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基于创新管理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情景因素理论,以环境动态性和竞争性为调节变量,深入探讨双元创新及其协同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通过对252家高新技术企业多源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表明：利用式创新、探索式创新与双元创新协同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各维度的作用机制不同;动态与竞争环境下,探索式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环境动态性和竞争性均正向调节探索式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双元创新协同性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环境动态性与竞争性对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影响：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与组织情绪能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二元组织理论和情绪社会建构理论，构建环境动态性、环境竞争性、资源拼凑、组织情绪能力与双元创新协同性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99家样本企业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动态性与双元创新平衡性、互补性、协同性正相关；环境竞争性与双元创新平衡性、互补性、协同性正相关；资源拼凑在环境动态性与双元创新平衡性、互补性、协同性之间起完全或部分中介作用，在环境竞争性与双元创新平衡性、互补性、协同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情绪能力负向调节资源拼凑与双元创新平衡性、协同性之间的关系。     

大数据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IT-业务融合与双元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权变理论，以IT-业务融合、双元环境为调节变量，探究大数据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作用关系，结果发现：大数据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IT-业务融合调节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IT-业务融合水平越高，大数据能力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显著；双元环境能够调节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间关系。其中，环境动态性在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间起正U型调节作用，而环境竞争性在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间起倒U型调节作用。从内外部情境视角解释大数据能力的创新转化，对中国企业大数据应用具有指导意义。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有重要影响,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要么就地创新以实现环保达标符合规制要求,要么异地转移以规避当地的环境规制。结合“波特假说”及“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会削弱“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过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则相反;“波特假说”存在滞后特征,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他省份加权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省份影响不显著。     

网络导向对初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与双元学习视角,本研究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网络导向对初创企业绩效的具体作用机制,考察双元学习的中介作用与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基于285份有效问卷数据,利用Bootstrap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网络导向有利于提升初创企业绩效;网络导向显著正向影响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在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利用式学习在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而对探索式学习在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未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     

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加快,企业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新产品开发成为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分析了企业内部存在的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论证了环境动态性对这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以374家企业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并且企业同时采用这两种创新将会产生更好的新产品开发绩效,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探索式创新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     

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加快,企业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新产品开发成为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分析了企业内部存在的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论证了环境动态性对这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以374家企业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并且企业同时采用这两种创新将会产生更好的新产品开发绩效,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探索式创新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     

创新网络知识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创新网络知识转移对企业开展合作创新、提升创新绩效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是企业成功变革和维持现有优势的保障,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构建了以双元创新(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为中介变量的知识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并基于526份中国企业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创新网络知识转移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创新网络知识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③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二者之间的匹配更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④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在知识转移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irm innovation in China

Porter Hypothesis has evoked almost three-decade debate on wheth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stimulate firm innovation. However, one missing component in this long stream of literature is the absence of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hen defin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in the first place. We address this gap by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e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certification of ISO 14000 on firm innovation. Adopting firm-level survey data, our results show that ISO 14000 certification leads to more innovation input and output in sampled Chinese firms. Therefore, our study sheds light to the debate on Porter Hypothesis and contributes to green innovation literature.     

组织学习能力、双元性创新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782个中国企业样本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探讨了组织学习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双元性创新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提高组织学习能力可在财务绩效、人力资源绩效和创新绩效3个方面获得相应回报;双元性创新在组织学习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在组织学习能力、双元性创新与企业绩效三者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公众关注度和市场进程的调节作用

“波特假说”有效性一直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话题，然而现有文献对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讨论较少，也缺乏对其作用情景因素的关注。基于2011—2019年730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我国上市企业在市场化进程影响下，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公众关注度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和市场化进程交互项结果表明，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时，公众关注度对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结论不仅丰富了“波特假说”相关研究，还为我国企业提高信息共享意识以及政府优化市场环境提供了微观证据。     

中国制造业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阶段性差异与行业异质性研究

首先,将技术创新划分为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两阶段,应用CES生产函数分阶段推导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数理关系。其次,根据污染排放强度将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重度污染型、中度污染型及轻度污染型3种类型,以2003-2012年行业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分阶段分行业的计量回归模型进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数理推导证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在数理上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实证检验发现：①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研发专利成果和技术转化新产品生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波特假说在制造业整体上得到验证;②环境规制对中度污染行业、轻度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重度污染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波特假说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最后,针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阶段性和行业异质性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资源拼凑对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影响: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从企业内部资源视角,利用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资源拼凑与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关系,以及环境动态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资源拼凑与双元创新协同性及其两个维度(双元创新平衡性、双元创新互补性)均正相关;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它们的关系。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创新效率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掌握不同环境规制类型与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聚焦讨论能源要素价格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不支持“波特假说”;自愿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在能源要素价格的不同区间下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不同环境规制下的能源要素价格指标函数均不一致,但存在交叉区间,而在主要环境规制类型下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控制变量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均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积极影响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而社会购买力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多角度、差异化实施环境规制行为,共同发挥社会团体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s and Firm Profitability: Unmasking the Porter Hypothesis

We examine impa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s on firm profits. Following Porter’s (Sci Am 264(4):168, 1991) hypothesis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improve firms’ competitiveness, we distinguish between regulation-induced and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s. We find that innovations which do not improve firms’ resource efficiency do not provide positive returns to profitability. However, innovations that increase a firm’s resource efficiency in terms of material or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output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profitability. This positive result holds for both regulation-induced and voluntary innovations, although the effect is greater for regulation-driven innovation. We conclude that the Porter hypothesis does not hold in general for its “strong” version, but depends on the type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Our findings rest on firm-level data from the German part of the 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2008 (CIS 2008).     

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与碳排放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碳减排是实现环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途径。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构建环境规制嵌入下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关系的理论框架,分析并实证检验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以及环境规制在三者间调节效应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能显著减少碳排放;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在产业结构升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中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战略柔性与区域差异性的双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既需要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又需要有较强战略柔性与之相协调。引入战略柔性、区域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分组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区域差异性影响,探索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元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且对后者的调节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东、中部各领风骚,西部较弱”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部、东部地区较强,在西部地区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