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险与城乡反贫困:1989-2006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估计了1989-2006年医疗保险对中国城乡家庭的反贫困效应。结果发现: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城乡家庭比例较高,最穷的群体其医疗费用超过收入的比例增加,医疗保险对减少收入不平等只起到微弱作用。TIP贫困曲线表明,近几年,医疗保险补偿后,城乡患病家庭的贫困并没有减轻,医疗保险在减少贫困上的作用很小。分析贫困特征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家庭成员数量、教育程度、抚养比率、参保人数等都影响了贫困,而条件多元回归模型则显示,医疗保险对贫困的变动没有影响。     

中国城镇贫困的变化趋势和模式:1988—2002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中国城镇绝对贫困的变化趋势。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城镇贫困都在显著减少。1988—1995年,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但此后基本保持稳定。分析收入和贫困决定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教育、性别和中共党员等特征扩大了收入差异。来自政府反贫困措施的生活困难救助对减少城镇贫困影响很小。城镇贫困的缓解几乎完全归因于经济增长而非收入再分配。     

中国城乡老年人口多维贫困测度及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CHFS数据库中个人和家庭数据,补充信息变量对中国老年人口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对比了老年人口多维贫困的地区差异,分析了不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水平对老年贫困的减贫效应。实证研究表明,随着信息手段的不断深入,信息贫困呈现更显著的特征,信息维度对老年人口多维贫困的影响超过了传统贫困中的收入、资产、健康、消费和心理维度。在减贫效应方面,城乡居民养老金能够有效缓解收入和资产贫困,而城镇职工养老金对六个维度的贫困均能起到有效缓解作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对于老年人口资产、收入、心理维度的减贫作用显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则能够有效缓解六个维度的贫困。因此,随着中国老龄化的不断深入,应更加关注老年人口的物质贫困与非物质贫困的关系,尤其是扩大信息维度带来的减贫效应,同时对于城乡居民和职工两类老年群体,实施针对性的社会保障政策。     

偏远山区新生代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较少吗——基于鄂渝两地数据的分析

采用湖北省和重庆市485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对偏远山区新生代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金额是否显著少于传统农民工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尽管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偏远山区低年龄段外出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金额少于高年龄段外出农民工,但"是不是新生代农民工"并未对偏远山区外出农民工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金额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在偏远山区,农民工低龄化并非城乡收入差距不能持续收敛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业发展与贫困减少的实证研究

现有交通基础设施对减少贫困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关注对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较少就交通基础设施如何通过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来减少贫困的机制及效果进行研究。本文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运输业发展能够显著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级经验数据,本文建立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和公路运输业可以明显改善城乡收入差距,而对于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和铁路运输业,只有当其发展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显著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以减少贫困。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基于功能差异性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金融功能差异性视角研究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养老保险因作为稳定的未来收入,具备明显的资产功能,对家庭无风险资产存在替代效应,进而增加了家庭选择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和比例;另一方面,医疗保险表现为风险分散功能,虽然增加了家庭风险抵抗能力,但是医疗保险缴费和医疗事故支出使家庭的收入效应降低,从而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综合影响不明显。     

数字金融能力与相对贫困*

本文定义了“数字金融能力”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检验了数字金融能力减少相对贫困的效应和作用渠道。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均显著地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交互效应显示，在相对贫困样本分布越多的能力水平上，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减贫的概率越大。这种交互特征将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在数字金融能力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的机制方面，提升收入、促进财富积累、缓解流动性约束、影响购物渠道四个中介渠道的贡献比例差异值得特别关注。致力于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应重视提升相对贫困群体不同层次的数字金融能力。     

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两轮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期望贫困的脆弱性理论计算出脆弱性,然后使用纠正选择性偏误的倾向值匹配得分倍差方法来检验公共转移支付的效应。结果显示,尽管贫困发生率呈现下降态势,但城乡家庭遭受贫困脆弱性的比例不容忽视;随着贫困线标准的提高,贫困发生率与脆弱性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就业状态、工作性质及地区变量同时同方向地影响到贫困及脆弱性;无论贫困线划在何处,公共转移支付对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脆弱性没有任何影响。     

农村家庭动态收入与相对贫困收敛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家庭五轮微观面板数据，使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首先以家庭收入与资产进行GLM模型回归得到资产指数(或称为结构性收入),之后借用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增长收敛俱乐部方法分析结构性收入的动态情况，并使用面板分位数自回归方法研究收入冲击的持续性。结果显示：中国农村结构收入两极分化特征显著；贫困收敛俱乐部数量为5个，约11.6%的家庭陷入了贫困陷阱中；对陷入贫困陷阱的家庭而言，暂时性收入较高家庭受到良性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最高，暂时性收入较低家庭受到不良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较低；使用绝对贫困线标准时，陷入动态结构性贫困家庭的比例远小于相对贫困线下的比例，其他结论基本不变。     

城乡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扶“志”还是扶“智”

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扶贫重心逐步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的数据,本文通过多年收入来确定相对贫困线,以提高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精准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VEP模型测度城乡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由于内生动力是实现相对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构建了“智”与“志”对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分析框架,并且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实证分析“智”与“志”的作用。为克服内生性,本文进一步使用Ⅳ-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在较低的相对贫困标准下,以教育为代表的“智”都能够有效降低家庭成为相对脆弱性家庭的概率,以对未来信心为代表的“志”的作用并不显著;在较高的相对贫困标准下,“志”对于减缓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变得显著,而“智”的边际作用有所下降。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收入代际流动性

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城乡家庭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收入影响,并探讨了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代际流动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父亲对女儿收入水平的影响高于儿子,母亲的收入水平对儿子和女儿并没有明显影响差异;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高于农村居民,并且随着收入从低到高分布,代际收入流动性呈上升趋势,而农村低收入家庭群体具有明显的贫困持续性现象。因此,消除户籍等流动障碍,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流动性。     

我国相对贫困标准研究——基于2018年CFPS数据库的测算

立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国情,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基于收入中位数比例法,将样本分城乡、东中西、南北不同区域,探讨未来我国相对贫困标准的设定。研究发现,在全样本中,相对贫困集中于农村、西部和北方地区,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最大。划分样本后,相对贫困规模变小,贫困家庭分布更加合理,且东部和南方样本的相对贫困率较高。因此,建议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基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分城乡设定相对贫困标准,将总的相对贫困人口维持在我国总人口的15%—20%,并引入“贫困差距”等指标衡量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     

社会养老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城乡差异的视角

我国老龄社会呈现出“未富先老”、家庭养老功能衰弱,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城乡差距明显的特征,本文利用CHARLS 2010-2012年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探讨了社会养老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收入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显著,尤其对农村老年人的影响大于对城市老年人的影响;国家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城镇报销水平较高的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健康的作用较显著.为了实现全社会健康老龄化,我国应加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一是提高农村老年人稳定而独立的总体收入;二是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事业;三是提高农村新农合的覆盖率和报销比例;四是推进养老保障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财政分权、政府转移支付与农村贫困——基于预算内外和收支双重维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减缓贫困是国内外理论界近来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章首先基于中国财政分权实践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了预算内外收支分权影响贫困的作用机制,然后以政府转移支付作为门限变量,通过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1995-2010年间我国财政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一是预算内收入与支出分权能够显著减少农村贫困,且预算内支出分权的减贫效果更加明显。二是预算外财政收支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预算外支出分权有利于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而预算外收入分权程度的增加会恶化农村贫困,但并不显著。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贫困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当政府转移支付比例低于门限值0.6965时,中央政府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有利于缓解农村贫困;反之,则不利于减少农村贫困。     

低收入群体收入现状、问题与增收对策

在共同富裕背景下,缩小收入差距、优化收入结构、促进低收入群体实现收入增长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等数据,分析低收入群体总体收入现状、城乡低收入群体收入现状和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结构差异;运用logit模型,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低收入发生概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因素和家庭特征因素对低收入发生概率有一定影响,并针对增收能力、承受风险、区域差异、收入结构方面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低收入群体实现长效增收。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效果评估——收入、贫困、消费、主观福利和劳动供给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断点回归和双重差分识别策略,估计了"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消费、主观福利和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新农保"养老金收入显著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减少了贫困的发生、提高了其主观福利,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消费和减少了老年人劳动供给。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受到的政策影响更大更显著,表明"新农保"的政策影响存在异质性。     

中国居民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成因的实证分析

中国的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居民总体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但学术界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本身的形成原因还缺乏足够的分析。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的微观数据,考察了收入来源和家庭特征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收入来源来看,养老金和离退休金、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企业年金都成为扩大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家庭间转移性收入、政府补贴和失业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转移性收入差距;从家庭特征来看,城乡、地区和教育水平差异都是扩大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因素。上述问题导致某些弱势群体的转移性收入反而更低,这表明转移性收入的分配机制存在偏误。据此,本文提出推进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和城乡统筹,扩大政府补贴、失业保险和企业年金等转移性收入的覆盖面,对弱势群体设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和通道等政策建议。     

“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流动性研究*——基于CFPS调查数据农村子样本的考察

本文结合收入及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状况和食物支出五个非收入指标,构建了“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农村子样本,考察多维贫困的识别、追踪和流动性问题。在比较了6维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指标对贫困识别的效果后研究发现,仅依据收入、教育和生活状况三个维度即可有效识别和追踪贫困家庭,并且在这三个维度下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概率显著低于一般收入贫困家庭。研究表明,扶贫政策应当在减少收入贫困基础上更多关注多重剥夺对贫困家庭整体福利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贫困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以增强其跳出贫困陷阱的可能性。     

黑龙江省大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证分析

文章以黑龙江省大庆市1978-2011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黑龙江省大庆市城乡收入差距实际变化情况,筛选出影响大庆市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论证各因素对大庆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最后给了简要的建议及对策。     

中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动:1981——2001——基于城乡统一框架的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城乡家计调查加总数据,通过Son(2003)提出的四要素贫困分解方法,在城乡统一的框架下实证分析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增长、收入分配的变化以及乡—城人口流动在我国总体贫困变动中的作用,并特别考虑了不同贫困线和贫困指数对于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城乡收入增长外,乡—城人口流动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动力;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但乡—城人口流动在1990年代后期的减贫贡献趋于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不平等和城乡收入非均衡增长的负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