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与社会融合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就业区域稳定性对农民工增强自身"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感和务工城市长居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就业职业稳定率不具有此效应;同时,就业区域稳定性和就业职业稳定率能有效帮助农民工了解和掌握当地语言,但在增进与城里人的关系上则失去了作用;签订劳动合同对增强农民工长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不管是人力资本存量高还是存量低的农民工,就业区域稳定性对他们的社会融合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人力资本存量低的农民工影响程度更大;而就业职业稳定性对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农民工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农民工影响效应则不显著。     

迁移时间有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吗?--基于职业流动和工资同化的动态研究

本文基于职业流动和职业内工资同化的双重视角动态研究了迁移时间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利用CHIPS2007城镇住户和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扩展的明瑟方程进行估计，实证结果显示：从职业间来看，农民工无法通过延长迁移时间来实现从低收入职业向高收入职业的流动；从职业内来看，在高收入职业内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不存在显著的工资差距，在低收入职业内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存在显著的初始工资差距且无法通过延长迁移时间实现工资同化。培训和社会关系对职业流动没有影响，但能显著加快职业内工资同化速度。本文的研究表明，由于95%的农民工从事低收入职业且其职业固化现象严重，因而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融入城镇地区。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提高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来自CMDS的经验证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从数字经济视角探寻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尤为必要。本文基于CMDS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且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更强；在相同资源禀赋下，数字经济为新一代农民工带来的就业效应更大。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物质资本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进城农民工定居和转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北省的调查

本文以河北省641名农村外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实证和规范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镇)定居意愿较强,但转户意愿不强且偏好特大城市;农民工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技能水平、是否参加社会保险、是否举家外出等个人特征以及户籍、社会保障和土地等制度因素共同通过对农民工城市(镇)定居成本和收益的影响进而对农民工城市(镇)定居和转户意愿构成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对实现"十三五"城镇化目标需要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如何进行改革提供基础数据支持和理论参考。     

就业稳定性视角下的餐饮企业新生代农民工冰山模型构建——基于哈尔滨市的数据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餐饮业由于其产品需求的广泛性、入职门槛相对低和“包吃住”等特征,成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启蒙行业。基于冰山模型甄别要素与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的共同点,依据296份调查问卷,运用SPSS19.0分析餐饮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得出年龄、月工资、岗位、劳动性质等对就业稳定性具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对就业稳定性具有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将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与经典的冰山模型要素相对应,构建有环境因素的餐饮企业新生代农民工冰山模型,提出规模较大餐饮企业提高就业稳定性的策略是提高工资、提升职业发展前景和岗位自由裁量权。     

农民工社区就业的实证研究——兼与其他社区就业群体比较

本文以陕西省24个城市社区233名社区就业者的调研数据为例，从社区就业农民工人力资本、农民工社区就业特点和社区就业者类型与收入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比较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一是农民工社区就业者教育人力资本普遍偏低；经验人力资本偏低；迁移人力资本较高。二是农民工找工作主要靠熟人和亲戚等社会资本．但是非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培训机构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多数农民工有长期社区就业的打算；三是社区就业者类型与收入水平显著相关。     

职业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本文基于全国106个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不同类型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职业水平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职业垂直上升流动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垂直上升流动的跨度以及最后进入的职业层次的高低都会对其城市融入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最初职业为一般劳动力,通过职业垂直上升进入到管理精英阶层的农民工,他们的城市融入意愿高于进入到技术精英阶层的群体,而从技术精英转为管理精英的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意愿更强。     

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吗*——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分析

互联网技术推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对于降低融资约束和创业成本，推动我国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并使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促进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概率提高0062个单位～021个单位，并使其农业就业概率降低0071个单位～022个单位。数字金融能够降低融资和创业成本，吸引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地区开展机会型创业，由此创造就业岗位，促进收入提升；相比之下，数字金融对进城农民工创业及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的返乡农民工开展机会型创业，并对高儿童抚养比的返乡农民工有更强的普惠性。本文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人群“稳就业”、推动农村信息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与定居决策

本文利用2008年珠三角九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是其定居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农民工的归属感与工资收入、家庭教育、居住条件等显著正相关,与打工时间、年龄、收入缺口、是否存在劳动者权益侵犯等显著负相关。而农民工是否购买保险、是否加入工会、是否接受职业培训等不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及定居决策。这说明我国的医疗养老保险制度、工会制度、职业培训政策等并未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利益,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空气污染对城市外来劳动力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

利用全球PM2.5卫星栅格数据、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并匹配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构建Probit模型研究了空气污染对中国城市外来劳动力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空气污染对居留意愿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污染所导致的居留意愿下降与预期收入增加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居留意愿受污染影响的程度在不同个体特征间存在明显差异,男性、已婚、非农户口、基本健康、年龄越大、教育水平越高,居留意愿对空气污染的敏感度越高。提升环境质量对中国城市外来劳动力就业选址和定居的吸引力,应从重视环境因素在人才政策中的作用,加大对环境污染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力度和知识普及力度,推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着力加强。     

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就业收入相关性分析——基于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卷调查

文章通过对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及就业收入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说明教育培训与就业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证实,教育培训总体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稳定就业、收入提升及向上职业流动有正面影响;但是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在获取收入方面,与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相比并不具有显著优势。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关人力政策时,应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     

就业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立足与发展的基础,城市融入则是其实现个体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关键。该文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体系构建与测量,以上海847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为依据,应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就业能力因素对于这一群体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就业能力整体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融入和市民意愿融入影响显著,就业能力微观因素对于身份和社会地位融入影响显著,宏观维度因素显著影响身份融入。此外,居住时间显著影响城市感情和市民意愿融入,性别影响身份融入,年龄因素影响社会地位融入。     

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工城市留居意愿——人力资本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将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形成混合截面数据，本文在县域层面分析流入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长期留城意愿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长期留居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数字经济指数每提升一个标准差，农民工留城意愿增加10.3%。数字经济对留城意愿的促进作用存在人力资本异质性，对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的影响较低人力资本农民工高1.3%。机制分析表明，支付便利性是人力资本异质性的主要原因。尽管数字经济发展引致城市劳动力需求结构偏向高人力资本农民工，但学习效应下低人力资本农民工更快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缩小了两类农民工的工资差距。本文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农民工福祉问题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讨论提供了新视角。     

农民工定居城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合肥市为例

根据2008年关于农民工定居与城市适应的抽样调查数据,探讨、分析了资本积累与定居的关系。在城时间、进城后职业培训情况、城市交往情况、家庭收入等因素对对定居农民工城市适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城市资本积累是农民工定居的积极影响因素;而进城目的、家庭规模、土地承包情况等对定居都产生负向影响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迁移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被广泛讨论，但是鲜有关于家庭化迁移与农民工相对贫困关系的研究。采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计量分析模型讨论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会显著提升农民工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化迁移可能会导致农民工在就业方面陷入不利状况(就业不稳定、工作收入低),进而影响其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在不同性别、出生世代和受教育程度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需要从整体提升农民工家庭的家庭发展能力和重点改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两方面出发，以缓解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不利影响。     

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规律研究

数字化对就业过程的信息嵌入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信息资本，而且为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了良好契机。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OLS模型分析了微观层面的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主客观就业质量；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规律性的变化，即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客观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线性上升型”发展趋势，对农民工主观就业质量的影响却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发展趋势；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即数字化嵌入对女性、新生代和受雇农民工客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对男性、新生代和受雇农民工主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化发展影响就业质量方面的微观研究，并为激发农民工群体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数字赋能效应提供了事实参考。     

教育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11个省(直辖市)4030个样本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与其职业期望不一致问题日益凸显。基于全国11个省(直辖市)4030个新生代农民工样本,采用多元Log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对教育培训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培训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单位选择、工作满意度和就业稳定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不同类型的技能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城市农民工收入与健康：职业地位的影响

本文采用浙江省城市农民工数据，检验了城市农民工自评健康与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在其中重点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同时，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选取职业来代表社会经济地位。主要结论是：城市农民工的自评健康与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城市农民工内部存在一定的职业差异。要解决城市农民工健康不平等问题，关键在于提高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加农民工的收入，同时改善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并且逐步取消各种造成城乡分割的制度。     

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就业群体,其在城市的社会融入状况是分析其就业质量的关键视角。文章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社会融入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超大城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次是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作用最小,说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有利于发挥社会融入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作用。要着力提升大城市、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水平,以及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质量,为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良好的社会融入环境。     

推进长期进城农民工美好安居城镇的总体构想和重点举措

长期进城农民工规模巨大，他们有条件、有意愿在城镇长期定居，但由于缺少“稳定住房”,导致其在落户和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方面面临重重障碍，而这也是当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不高的关键原因。促进长期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镇定居，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稳定城镇化增速，提升市民化质量，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此，建议聚焦重点人群、重点区域、重点问题，注重政府、市场两手发力，实施“长期进城农民工美好安居行动”,围绕加强住房和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完善农村“三权”维护与退出机制、构建成本分担机制等方面，创新机制、综合施策，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