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自雇就业与举家迁移

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农民工自雇就业对其实现举家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自雇农民工比受雇农民工更倾向于举家迁移，这一现象在女性、新生代、未受过高等教育、跨省迁移和高收入的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运用工具变量控制潜在内生性、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同时，自雇就业也有利于农民工选择其他家庭化迁移程度较高的迁移模式，自雇就业对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正向影响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农民工自雇就业促进举家迁移主要是通过城市独立居住和农村土地转出的家庭空间资源再配置机制实现，而配偶不工作和老人随迁等家庭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机制的作用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表明，通过积极扶持自雇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工实现举家迁移，为自雇就业农民工提供城市居住、农地转出等方面的便利有助于这一机制的实现，而城市则应针对性地制定符合自雇就业农民工特点的公共服务政策。     

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

农民工举家外出已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新趋势,而举家外出是否对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家庭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年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越接近举家外出,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消费支出越大,且不受家庭消费水平高低的影响。同时,研究也证实了持久性收入假说,即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主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与储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并不强。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要通过释放农民工需求来扩大内需必须切实解决农民工持久性迁移特别是家庭持久性迁移问题。     

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及其户籍影响

本文以CFPS家庭数据为样本,借鉴A-F多维贫困测算框架,重新估计了中国25个省份在教育、健康、医保、就业和收入等五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在此基础上,笔者引入户籍制度变量来解释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原因.研究发现﹕ 户籍制度本身隐含着对流入人口的制度性歧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群体的自由流动和迁移,降低了个体外出寻求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进而加剧了农民工群体的多维贫困和不平等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 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是户籍制度影响个体多维贫困的主要途径.具体而言﹕ 第一,户籍身份隐含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不均等,导致教育回报率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影响农民工的教育选择与教育投入.第二,劳动者户籍身份的差异导致农民工获取就业机会不均等,但是就业机会不均等的影响深度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将会逐步被削弱.第三,劳动力市场对非城镇户籍劳动者的收入歧视依然存在,导致农民工落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更高.这也意味着,现阶段户籍制度所隐含的社会分割在改革进程中尚未从根本上扭转,因而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升教育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回报差距,是改善就业与收入机会不均等的关键.     

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就业是农民工进城谋生的基本途径，而就业稳定是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基本保障。利用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在构建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区域稳定性较之职业稳定性的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讨论发现，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普遍存在，且在不同特征群体中存在差异；职业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新一代、高收入和在小城市就业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区域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老一代、从事白领职业和高收入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     

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规律研究

数字化对就业过程的信息嵌入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信息资本，而且为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了良好契机。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OLS模型分析了微观层面的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主客观就业质量；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规律性的变化，即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客观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线性上升型”发展趋势，对农民工主观就业质量的影响却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发展趋势；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即数字化嵌入对女性、新生代和受雇农民工客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对男性、新生代和受雇农民工主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化发展影响就业质量方面的微观研究，并为激发农民工群体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数字赋能效应提供了事实参考。     

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测度与异质性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进行综合测度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综合发展能力远低于非贫困家庭，就业稳定性差、养老保险参保率低、社会支持不足等是造成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低的主要原因。家庭发展能力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赡养型相对贫困家庭的综合发展能力最弱，生产型相对贫困家庭的凝聚能力最弱；东中西部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与三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最弱，东部地区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虽然在人力资本、社会保险参与率等方面有明显优势，但其家庭凝聚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有待提升。基于此，建议拓宽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就业渠道，增强就业稳定性，以赡养型家庭为着力点加大对农村老年相对贫困群体的政策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构建文明和谐的家庭关系。     

农民工的贫困状况与影响因素——兼与城市居民比较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农民工成为城市贫困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从收入、生活消费、居住、社会保险和子女受教育等多个维度,讨论了农民工的贫困状况,考察了农民工贫困的影响因素,并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进行了比较。文章发现,按常住人口口径计算,农民工的贫困发生率略低于城市居民,但按该口径计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农民工贫困发生率。劳动收入占农民工收入的绝大部分(超过95%),当农民工失去工作进而失去劳动收入时,很容易陷入贫困。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就业和失业状况,对于其贫困有着显著影响。从生活消费、居住、社会保险和子女受教育等多个维度观察,农民工的贫困状况也令人担忧。农民工长期处于低保制度救助的真空地带,如何将农民工纳入低保制度的救助范围,提高低保救助水平和瞄准效率,是政府部门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农民工流动与农业蓄水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微观证据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农民工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城乡融合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而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突发性冲击会对其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文章基于“突发性冲击-农民工流动-农业再就业”的逻辑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论证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就业地点以及农业就业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劳动力供需变化与市场配置效率下降加大了农民工工资下行压力,带来了不利的收入效应；加之不确定性风险较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大,县域内就业增加,农民工流动性下降；由于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农民工利用农业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进行农业再就业,获得暂时的就业保障以抵御公共卫生风险。此外,城市的失业效应与劳动者的替代效应是突发性冲击影响农民工就业选择的潜在机制。据此,文章认为将更多农民工纳入就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产业融合,以及通过技能培训等加强对弱势农民工群体的救助和支持是保障农民工生计、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以安徽省阜南县为例

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因地制宜制定农村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防御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落脚点。研究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为世界减贫提供理论参考。以阜南县686户受访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生计多样性测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不同生计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探究低收入群体生计多样性和生计可持续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具有一定差异，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低，相反，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高。(2)生计多样性测度结果显示，兼业型农户指数最高，农业主导型和外出务工型次之，政府兜底型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最低。(3)受访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耦合关系类型多属于过渡类。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农户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是家庭因素、经济条件、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不仅是新时期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键.本文通过查阅湖北省农调队调查数据,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对影响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进行一般分析,并采用AHP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排布分别为个人主观意愿、人力资本水平、家庭状况、企业福利、性别、社会保障制度,最后给出相应对策建议.     

中国城镇家庭能源贫困评估*——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我国扶贫工作重点已进入新阶段,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从解决收入贫困向解决多维贫困转变,从重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向统筹城乡扶贫转变。能源是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能有效反映福利水平。了解我国城镇家庭能源消费的基本特征、准确测度能源贫困水平与分布,有助于为今后扶贫工作提供资料基础和科学管理依据。本文构建消费者能源消费决策分析框架,并运用第一次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数据,考察居民收入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并对中国城镇家庭能源贫困状况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居民收入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S型非线性关系,能源价格、家庭特征、地域特征等因素在能源消费决策中都发挥重要影响。我国城镇家庭相对能源贫困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能源可支付性问题。能源贫困率在20%左右,其中电力贫困程度更为严重,超过25%。家庭收入增长、户主受教育程度提高、城市电力基础设施的普及、城市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城镇家庭陷入能源贫困的可能性,而电力价格上涨会显著增加城镇家庭陷入能源贫困的概率。     

农民工随迁子女业余生活影响因素探析——以武汉市两所小学调查为例

随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徙和日益明显的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解决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业余生活对社会和个人都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武汉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对业余生活丰富与否的态度受生活、学习环境的稳定性,父母的关心程度,以及业余时间的活动内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论生活环境和家庭经济状况如何,积极的心态和健康的心理是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从政府、社会和家庭三方面,对进一步改善农民工随迁子女业余生活提出建议。     

农民工社区就业的实证研究——兼与其他社区就业群体比较

本文以陕西省24个城市社区233名社区就业者的调研数据为例，从社区就业农民工人力资本、农民工社区就业特点和社区就业者类型与收入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比较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一是农民工社区就业者教育人力资本普遍偏低；经验人力资本偏低；迁移人力资本较高。二是农民工找工作主要靠熟人和亲戚等社会资本．但是非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培训机构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多数农民工有长期社区就业的打算；三是社区就业者类型与收入水平显著相关。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提高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来自CMDS的经验证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从数字经济视角探寻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尤为必要。本文基于CMDS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且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更强；在相同资源禀赋下，数字经济为新一代农民工带来的就业效应更大。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物质资本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多维相对贫困及空间效应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7—2019年数据,建立了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我国微观家庭层面与宏观地区层面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状况。并使用离散选择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宏微观结合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收敛性、空间相关性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多维相对贫困消减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与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在微观家庭层面上帮助减贫,还有助于在宏观地区层面上降低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减贫的过程中对公平性问题的处理也相对较好,避免了“精英俘获”现象所导致的减贫效率低下与资源错配;数字普惠金融的多维减贫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家庭收入、就业、消费结构、主观感知与信息获取状况的改善。     

从非福利主义分析农民工就业的权利贫困

20世纪70年代以后,福利经济学兴起了非福利主义的研究浪潮。森的非福利主义的研究包括个人生活权利自由和社会生活中个人权利的对策论框架。农民工就业的权利贫困表现自组织型就业导致就业渠道狭窄和流动性就业导致社会保险不足。非福利主义对农民工就业权利贫困的启示是:农民工就业的权利贫困是农民工就业质量不高的表现,影响农民工的幸福感和其子女的自由选择权利。     

教育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11个省(直辖市)4030个样本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与其职业期望不一致问题日益凸显。基于全国11个省(直辖市)4030个新生代农民工样本,采用多元Log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对教育培训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培训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单位选择、工作满意度和就业稳定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不同类型的技能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外部环境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1145个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

利用江西省1145份返乡农民工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外部环境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关系,结果表明,外部环境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基础设施条件、国家经济形势、创业投资环境及农民工就业形势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农民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家庭人均纯收入也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初探:一个分析的框架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业能力状况影响其自身职业向上流动和城市融入,也关系着中国未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劳动要素的竞争力。本文在述评西方就业能力研究文献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与研究对象的特性,提出基于微观个体、中观环境及宏观需求与政策因素三者互动的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理论框架,并进行因素整合分析,之后得出初步结论,提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