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错配与企业金融化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错配理论上会通过企业投资组合选择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投资。基于我国2007—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金融错配主要促进了长期金融资产和类金融资产投资,前者在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中更突出,后者仅在盈利能力弱和国有企业中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通过提高融资约束和扩大金融与实体收益差促进企业金融化,并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表现出动机异质性。如受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投资,是出于缓解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获取高额金融回报的主动逐利动机,而增加类金融资产配置仅是迫于主业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被动逐利动机。进一步检验揭示,利率管制放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弱化金融错配作用下的企业金融化,但主要是弱化类金融资产配置。未来,相关部门有必要深层次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需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多层次全链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服务精准落地,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     

利率市场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与对策

当前,金融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脱实向虚"倾象,而利率市场化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着实体经济的生存环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准确把握利率市场化情况下金融企业运行的新特征,研究利率市场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变实体经济由利率市场化的被动影响为应对利率市场化负面影响对策的主动作为,从而有效地缓冲利率市场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程度,保持实体经济在新的金融环境下更好、更快的发展。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金融化适度性——抑制效应抑或助推效应

聚焦于企业投资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实体企业金融化适度性问题，以2010—2020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董事会微观视角，研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实体企业金融化适度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越高，代理成本越高，金融化适度性越弱，并且在过度金融化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董事会正式层级会削弱非正式层级对企业金融化适度性的负面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低以及董事会规模小的企业中，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更能够削弱企业金融化适度性。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对冲效应抑或扩大效应

在金融化趋势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扩大企业风险,即实体企业金融化会对企业风险产生"扩大效应".同时,相比于高风险承担能力的国有企业、成长成熟期企业和低融资约束企业,低风险承担能力的非国有企业、初创和衰退期企业以及高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对企业风险产生的"扩大效应"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会通过挤出实物资产投资和降低主营业务收入来扩大企业风险.因此,加强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信息披露和监管,健全实体企业内部的风险预警系统和防控机制,并引导实体企业专注主业发展,将有助于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的影响.     

影子银行、利率市场化与实体经济景气程度——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利用相关月份数据,通过构建SVAR模型检验了我国影子银行与利率市场化、实体经济发展景气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新的金融生态模式,我国影子银行的产生与发展是利率管制、金融创新和经济内生综合作用的产物;影子银行通过一系列金融创新业务客观上对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提升实体经济景气程度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影响是不稳定的,容易出现波动。应正确看待我国影子银行的存在,逐渐淡化"影子银行"的概念,而解决影子银行发展的根本之策在于消除利率管制和鼓励创新。     

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面对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发生相应改变。选取2012-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讨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尝试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门槛效应、异质性等方面进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整体呈现“倒U型”关联，即适度金融投资能够发挥金融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短期金融资产主要发挥“蓄水池”功能，长期金融资产则倾向“投资替代”动机。其中，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具有较低的最优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需要更为重视金融投资的负向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存在融资约束、金融收益门槛促使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关联产生区间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树立正确金融投资动机，合理配置金融资产规模具有参考意义。     

税收征管与企业金融化

税收征管不仅发挥了保证国家收入、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还会对企业运营产生重要影响。在当前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从政策角度出发研究税收征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金税三期这一准自然实验,应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研究税收征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机制分析表明,金税三期给企业运营带来冲击,通过现金流机制和成本机制激发了企业储蓄动机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现金流冲击大和实体盈利能力差的企业受到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增加了短期金融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投机动机、提高了企业的实体投资效率。本文丰富了税收征管经济后果和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增强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服务能力提供重要的思路。     

金融发展二重效应与货币政策传导

基于推动动力特殊性所导致的金融发展功能异化,文章提出了中国金融发展具有规模化和市场化二重效应的新观点。文章据此结合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新特征拓展了传统金融发展指标,并对金融发展指标从功能上进行了二重性区分,通过构建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尝试打开金融发展二重性对货币政策差异化影响的机理“黑箱”,提出了三个非竞争性命题,并对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金融发展总体上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效果,但这主要是通过金融发展市场化效应实现的。第二,从传导机理来看,金融发展市场化效应强化利率渠道而弱化信贷渠道;规模效应Ⅱ则反之。第三,在企业抵押能力存在系统异质性的条件下,金融发展市场化效应和规模效应Ⅱ还会分别通过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产生金融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效应。第四,货币政策不同传导渠道的相对作用内生于金融发展的阶段、结构和功能,而且这一相对作用还会被实体经济的系统异质性放大。文章对于如何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提高货币政策调控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管理者行为、内外部监督与企业金融化

伴随着国内外经济下行的压力，部分实体企业偏离主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流向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不断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企业在主营业务上的投资，可能会导致企业金融化。同时，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的比重不断上升，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将理性假设下的管理者代理行为和非理性假设下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管理者的两类行为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同时，考察内部控制和分析师关注的内外部监督对管理者代理行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期深化对企业金融化动因的认知，为实体企业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企业主业发展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投资收益相对较高的背景下，实体经济出现金融化趋势，甚至已经影响其主业发展，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非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主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机制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可以通过资本支出影响企业主业发展，过度融资调节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资本支出的影响。门槛模型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存在债务担保能力的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国有非金融企业、小规模非金融企业和行业竞争程度高的非金融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验证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有效提升企业主业发展的适度边界，为防范非金融企业过度金融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提供了微观证据。     

中国银行业系统可持续性评估

对利差的依赖导致利率市场化改革难以推进,而未来3年改革也难有实质性进展。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是风险的市场化,没有利率市场化,就很难消除金融抑制,信贷资源配置领域的福利损失也将难以消除。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实体经济投资效率

选取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交易成本效应、内部融资效应、科技创新效应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企业与区域异质性,在私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由此,提出优化内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有效调控作用、打造差异化实体经济价值投资机制的对策建议。     

银行业竞争加剧还是抑制了企业金融化*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金融化有多种关联机制，既可能加剧企业金融化，也可能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利用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抑制了企业金融化。（2）银行业竞争不仅缓解了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有助于缩小金融行业与实体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差距，进而抑制企业利润追逐动机的金融化行为，而且通过引导信贷资源配置促进了企业创新，从而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此外，银行业竞争还通过促使银行积极发挥信息监督作用，抑制了企业内部人金融投机套利的机会主义行为。（3）银行业竞争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些结果说明，提高银行业竞争水平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扭转经济“脱实向虚”的局面。     

浅谈利率市场化对农村信用社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存贷利差收窄给以存贷利差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信用社带来了巨大挑战。在当前大背景下,农村信用社必须转变发展模式,提高对利率市场化的敏感性,挖掘市场潜力,创新金融产品,拓宽收入渠道,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加大对利率的监督和核算,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     

金融周期、企业金融化与投资风险——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

金融周期中金融变量的波动会对市场主体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而目前中国实体企业的金融化作为备受各界关注的现象,是否也会受金融周期波动的作用?本文基于2011年至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周期与企业金融化水平和企业金融投资风险的关系,并得到了如下结论：企业的金融投资活动与基于广义信贷的金融周期具有同方向性,而企业利用金融周期扩张贮存流动性是企业金融化的重要动因;金融投资风险占企业总风险的比重也会随着金融周期的扩张而上升,而金融周期扩张对企业金融化的加速效应是其重要原因,即金融扩张带来的市场风险也会传导至企业,企业金融投资活动是这种金融风险的重要传导媒介。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资本投向与挤出效应

本文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考察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影响企业资本投向的微观传导途径,及其对企业金融投资挤出效应的间接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首先,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非协调发展促进了企业的金融投资,同时抑制了企业的实体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与研发投资);其次,与挤入效应相比,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中介效应的影响下,企业金融投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更多表现为挤出效应,且与固定资产投资相比,这一挤出效应在研发投资中更为显著。另外,本文还考虑了企业内外部因素的调节效应,发现在产权性质不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不同的企业之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挤出效应的间接影响都存在较大差异。     

党组织参与治理能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吗？——基于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加剧，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基层党组织参与治理，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OLS模型实证探究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民营企业治理对其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投资机会，进而降低实体经济金融化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环境不确定性较强时期更显著，在不同治理方式中也存在差异，而对于不同类型金融资产无明显差异。进一步，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削弱金融投资对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本文厘清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内在机理，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济后果，还为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难点、路径选择和应对之策

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利率体系改革的攻坚之战。这一改革的难点，一方面在于它要改革中国金融体系的非市场化特点．改变由存贷款金融机构通过存贷款机制集中配置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金融资源的状况，归还居民部门和厂商部门的金融权力；另一方面，需要建立间接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但在人行运用资产调控货币和金融的能力严重降低的条件下。要建立一个货币政策调控下的市场利率体系极为困难；存贷款金融机构的预算约束硬化并非只是财务概念，还取决于市场格局，但在保持卖方垄断的条件下，存贷款金融机构要真正到达硬约束近乎不可能；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应得到充分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的全力支持．但在他们缺乏卖方选择权的条件下，这一改革很难不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权益。要克服这些难点，需要调整人行所持有的外汇资产数额来完善资产结构，以提高人行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能力；通过加大公司债券等存贷款替代品的发行规模，运用市场力量强化存贷款金融机构的预算约束硬度；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为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提供变“存款”为“金融投资”过程中的可选择金融产品。     

市场竞争视角下的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挤出

以我国2009—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重点对市场竞争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实体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显著挤出了企业创新,而市场竞争在其中起到了正面的调节作用。随着竞争程度的提高,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作用逐渐减弱,但随着竞争程度超过适度竞争情形,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作用逐渐增强,亦即相较于高竞争和高垄断情形,适度的市场竞争能够更好地减弱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挤出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竞争或高垄断情形均会加剧企业的金融逐利动机,从而使得金融化更显著地挤出创新。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挤出作用在国有企业、低盈利企业和低成长企业中更强,而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则更明显地出现在非国有企业、高盈利企业和高成长企业。研究为从市场竞争角度治理实体企业的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政策思路。     

实体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政治关联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上市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这种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二,高管研发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该作用在弱融资约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第三,高管政治关联会加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这种负面影响在强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相关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