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管理能提高数字零工劳动者的平台承诺吗?——“控制主义”和“决策主义”的双刃剑效应

随着算法的升级迭代和持续精进，零工平台基于算法技术对数字零工劳动者的管理成效成为理论和实践交汇的关注热点。劳动者通过技术进步获得了更大意义上的可交往性自由，但同时又囿于技术而进入到一个普遍的数字化技术统治中。“控制主义”和“决策主义”成为了解释科技对于改变劳动过程的关键视角，然而现有研究还没有将其整合。本研究基于认知评价理论，整合算法管理“控制主义”和“决策主义”视角，探讨算法管理影响数字零工劳动者平台承诺的“双刃剑”机制，其中“控制主义”视角主要考察感知算法控制，“决策主义”视角主要考察工作重塑。对来自407名数字零工劳动者的多时点调研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算法管理积极影响感知算法控制和工作重塑；算法管理会通过增加数字零工劳动者感知算法控制进而降低其平台承诺；算法管理会通过促进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重塑进而提高其平台承诺；正念负向调节算法管理通过感知算法控制降低数字零工劳动者平台承诺的间接效应；正念正向调节算法管理通过工作重塑提高数字零工劳动者平台承诺的间接效应。研究结论丰富了算法对零工经济中在线劳动者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效果研究，为规范平台管理和促进零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网约车平台与不稳定劳工———基于南京市网约车司机的调查

本文利用对南京市网约车司机的问卷调查和访谈, 揭示出有关网约车司机群体及其工作状况的基本情况, 并分析了网约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关系。 调查发现, 网约车司机具有不稳定劳工的典型特征, 他们脱离了保障雇佣关系的传统制度框架, 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 网约车平台扮演了 “现代包买商”的角色, 凭借对市场接入权的垄断获得剩余控制权, 并通过数据和算法介入劳动过程。 本文认为, 网约车平台至少与全职司机构成了事实上的雇佣关系。     

劳动过程理论视阈下的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研究——以短视频社交平台为例

基于技术控制、责任自治、制造同意的差异化管理策略，劳动过程理论经典作家构建了技术变迁背景下的劳动控制策略理论研究框架。本文在劳动过程理论视阈下，基于劳动控制策略研究框架，以短视频社交平台的劳动过程为例，考察平台的“算法控制、众包生产和制造同意”的劳动控制策略及其对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作用影响。研究发现：平台通过“千人千面”的内容分发算法和内容质量评估算法深化了对劳动过程的技术控制，单边决定平台利益分配格局，损害劳动者的经济权益；平台众包生产策略将弹性雇佣模式下的劳动关系置换为责任自治下的劳务合作模式，平台规避了企业社会保障责任，弱化了劳动者的社保权益；平台通过展示“赶超游戏”中头部主播的成功范式和示范效应，制造普通主播的“过度劳动”同意，损害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面对当前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变化与挑战，现行的法律法规、劳动权益保障制度存在着应对不足与制度效力受限的问题，应构建零工劳动者多元协作治理对策以解决上述现实问题：健全法律法规制度，补齐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提升治理主体效能，完善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机制；促进社会共建共治，优化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     

零工经济如何改变性别工资差距*——基于家庭与市场的双重视角

中国企业生产与性别收入分配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零工就业意味着雇佣的非正式化与收入的不稳定化，女性被大量吸纳进入零工经济的同时，参与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的方式也发生转变，性别工资差距可能随之变化。理论分析表明，在市场领域，非正式雇佣加深了劳动后备军对工资的挤压效应，女性作为劳动力“蓄水池”，收入下降效应更为明显；在家庭领域，不稳定收入加深了劳动者的自我规训，家务劳动时间分配不均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张。在上述两种效应下，零工经济中的性别工资差距将大于非零工经济。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验证了上述理论推演。劳动者“灵活性”和“安全性”的综合指标表明，只有建立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机制，重视弱势群体的就业保护，才能真正推动零工经济成为“稳就业、保增长”的中坚力量。     

数字平台就业是雇佣劳动还是合作关系——基于调查数据的考证

数字平台用工属性的界定是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和持续发展在劳工领域的体现,也是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从控制权的视角解构平台用工属性,以劳动关系争议较大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和快递员为例,按照数字平台对从业者的控制过程、控制结果以及平台是否让渡控制权这一逻辑主线,并结合一项针对平台就业的专项调查数据考证发现,数字平台就业更具雇佣关系属性而非合作关系,但这一属性在不同工种间存在一些差别。对此,文章认为应从制度供给上规范平台的雇主责任,通过法律和监管双管齐下,加强对平台就业的规制,但也要根据不同平台职业的属性进行分类管理,不宜“一刀切”。     

数字技术应用、外包零工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

本文考察了数字技术对外包零工劳动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美国纵向雇主-家庭动态数据库(LEHD)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显著降低了外包零工的劳动收入,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通过减弱外包零工对自身劳动过程的控制能力、减弱外包零工的集体议价能力以及提升外包零工对平台的依附性三条渠道削弱其自身的议价能力,进而降低了外包零工的劳动收入。结合研究结论与中国零工经济特征提出以下相关建议:补齐制度短板,加强外包零工劳动权益保障;约束数字权力,加强数字平台算法治理;推动工会和集体协商制度建设,并探索国有资本主导的合作制平台组织。     

平台灵工经济中的性别收入差距研究

数字平台和灵工经济兴起，引发了人们对新就业形态下性别收入差距的关注和忧虑。本文以独特的调查数据研究我国平台灵工经济中的性别收入差距状况。研究发现：在灵工经济中，性别仍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女性/男性月收入比为85%,较传统就业有所改善；即使控制个人特征、工作特征等可观察因素后，性别收入差距仍然存在；灵工经济中少部分职业(网约车服务、配送服务、在线教育)存在一定的职业分隔，但灵工女性不再集中于低收入工作，传统就业的“职业拥挤假说”不再成立；绝大部分性别收入差距来自职业内因素，职业分隔对收入差距影响非常有限；收入差距大部分来自可观察因素，不可观察因素对差距的贡献小于传统就业情形，意味着隐性的性别歧视减少；女性更厌恶算法控制、更偏好工作灵活性、工作更孤立而更少职业社交，是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新因素。总体而言，灵工经济中性别收入差距较传统工薪就业有所改善。     

博弈论在女性劳动供给分析中的应用

共同偏好模型由于无法解决家庭成员个人偏好与共同偏好之间的冲突问题,进而无法解释清楚离婚、家庭内部收入结构、法律关于婚姻财产的规定等因素对女性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合作博弈模型和非合作博弈模型,定义了家庭成员独立的个人偏好函数,并通过博弈的方法分析了包括劳动供给在内的家庭内部决策过程,打开了家庭内部决策的黑箱,为解释女性劳动供给行为提供另一可行的分析框架。     

劳动力成本的激励效应与合理区间

劳动力成本具有二重性,对于企业是成本,对于劳动者则是收入,它既是成本支出,又是激励手段。劳动力成本是积极成本,不可与其他物质要素成本等量齐观。工资成本上升可通过不同路径对生产效率起到激励作用。但这种作用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激励不足、合理激励、过度激励三种可能性。本文利用我国工业部门省级面板数据作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999—2007年间我国地区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显著正相关,劳动力成本的激励功能明显处于加速阶段。当前应大力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促进生产效率提升,从绝对劳动成本优势转向相对劳动成本优势,集聚高端要素,从物质要素驱动转向人力资本驱动,创新增长模式,实现转型发展。     

国有企业工资改革目标模式新探

<正> 传统的计划工资模式的特点我国传统的计划工资模式具有以下特点:(1)国家指令性计划直接控制工资总额。(2)实行级别工资制。劳动者按国家政策和计划指标确定工资级别。(3)以人为估计的办法评估作为工资依据的劳动量。这种工资模式虽然在控制工资总额及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保障劳动者基本收入等方面显示了很大作用,但由于“平均主义”和工资刚性作崇而失去了工资对劳动的激励作用和劳动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首先,由于人为估计劳动者之“劳”的主观随意性,以及非经济因素参与工资级别的确定,他职工工资与企业的经营效果,物价水平及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