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边远地区小额贷款公司效率的实证分析——来自鄂西恩施、十堰、襄阳三地的数据

文章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分别对中部边远地区的城区与县域、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效率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部边远地区小额贷款公司整体效率普遍较高;城区、发达地区小额贷款公司三类效率水平明显优于县域、欠发达地区;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影响,且规模报酬多处于递增态势;规模效率取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公司治理与资本结构的改善,单一增加市场份额并不可取。     

小额贷款公司区域发展不平衡研究

本文选取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小额贷款公司22个季度的截面数据,实证分析各个区域小额贷款公司的放贷能力,结果显示,其贷款能力受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因此,笔者提出调整区域分布,鼓励东部地区小额贷款公司到中西部地区收购或重组当地小额贷款公司;维持区域内小额贷款公司总量只减不增,对存量小额贷款进行增资扩股,将存量小额贷款资产证券化,提高资本金的扩张乘数;提高准入门槛,增加实收资本金,促进小额贷款集团进行集约化经营;利用全国征信系统,提高工作效率和人均贷款能力。     

基于VAR模型的我国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性效应研究

本文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指示变量,利用幕于向量自同归模型(WAR)的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和预测方差分解等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对称性差异,货币政策对东部经济增长的效应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弱;东部经济增长对货币供应量的响应速度最快,敏感度最大,中部次之,西部地区的敏感度最低;货币供应量对西部经济增长的解释力远低于东、中部地区,且对西部经济的影响呈明显的滞后性.文章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要素集聚、规模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描述了我国省级层面劳动力和资本空间集聚的程度和现状,在此基础上采用基于动态DEA的Malmquist指数对我国省级层面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带的要素集聚、全要素生产率、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量化研究。笔者发现最近十多年来,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速度均高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要素集聚的规模效率增长为负,而中西部地区规模效率增长为正。我们认为东部地区已经出现了要素集聚过度的特征,从而导致规模效率下降。因此,合理引导要素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促使要素在区域间有效配置是提升集聚经济的规模效率和推进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必要手段之一。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 1980-2000年期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 ;而在东、中部地区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西部地区则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出现上述结果主要是由于体制转型、金融部门规模不经济以及“门槛效应“约束等原因造成的.     

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自1994年的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投资支出占地方GDP的比重越来越高.本文通过选取我国31个省市1994年-2010年的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投资效率最高;西部地区投资效率最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对政府投资增加的拉动作用最强,西部次之,这说明我国中西部仍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差异研究——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1992年-2007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发展的地位和作用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东部到西部依次递增，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东部到西部依次递减，这说明在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垂足距离”测算下城商行经营效率的比较分析

通过构建基于改进熵权的两阶段DEA—TOPSIS模型,测算了国内77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垂足距离”,结果显示:中部地区的资金组织效率和资金运营效率相对平衡且高效;相较资金组织效率,东部地区的资金运营效率更为高效;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经营效率普遍较低。通过对上市城商行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的主要经营指标和经营效率均高于其他地区,“头部效应”明显;中部地区的资金运营效率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仍然靠后。     

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

本文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对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区域效应差异。从贷款投放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来看,中部、东北和东部地区省份的效果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的效果较差。对于资本投入相对不足的西部地区,要加快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推动产业转移;对于资本积累充足的东部地区,要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率,提高经济效率。     

互联网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

采用面板VAR方法检验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区域互联网金融发展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情况,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中部、西部和东北三个区域影响为正,在东部地区影响为负,且东北地区的边际效果最大;从贡献率上看,中部和东北地区贡献率较高。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