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财富效应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家庭资产结构从单一的储蓄型资产转变为丰富多样的风险型金融资产,其配置金融资产的异质性导致了家庭资产选择和消费行为的差异.本文通过实证检验了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及其财富效应,结果显示: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对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而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不显著,金融资产占比、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三个变量对城镇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均不显著;分组情况下,影响高收入城镇家庭消费水平的因素主要是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而对于高收入城镇家庭消费结构、低收入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维度的三个变量对其的影响均不显著.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

住房公积金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发现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家庭住房公积金的参与程度越深，对其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能显著增加有房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但对无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决策并无显著的促进效应；同时，住房公积金会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水平，进而促进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应逐步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实行差异化的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对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拓宽无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渠道。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异质性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运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数据,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情况,实证中系统考虑了家庭异质性影响因素。主要的发现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在家庭资产净值达到约170万后开始下降,样本家庭的平均资产净值远离下降点;信贷约束的存在降低了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家庭房产和风险金融资产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健康状况、家庭医疗支出对医疗保险计划的影响至关重要;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在户主年龄达到约58岁后开始下降,样本家庭户主的平均年龄接近下降点。这些实证结论为政府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含义。     

消费、收入约束与股票溢价

由于低收入居民缺乏金融资产,无法通过消费与投资选择,直接影响资产收益率,因此,利用全国人均消费数据来检验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可能会导致设定偏差.按收入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数据检验了收入约束假说,考察了是否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模式与CCAPM更为一致.CCAPM在各收入组的表现是不规律的,收入约束假说没能通过实证检验,将收入约束纳入到CCAPM的研究中未能解开股票溢价之谜.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基于功能差异性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金融功能差异性视角研究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养老保险因作为稳定的未来收入,具备明显的资产功能,对家庭无风险资产存在替代效应,进而增加了家庭选择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和比例;另一方面,医疗保险表现为风险分散功能,虽然增加了家庭风险抵抗能力,但是医疗保险缴费和医疗事故支出使家庭的收入效应降低,从而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综合影响不明显。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房价变动对不同收入阶层消费的挤出效应——基于上海市的经验论证

扩大内需是未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但是,内需不足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最大阻碍。通过VECM模型论证上海市不同时期、拥有不同住房所有权的家庭消费对房价变动的反应结果显示:房价变动对高收入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始终没有影响;对于平均消费、中高、中等与中低收入阶层,在1985-2000年期间,房价变动仅对中高收入阶层消费具有微弱的财富效应,对其他收入阶层的消费没有任何影响;在2000-2012年与1985-2012年期间,房价变动对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表现为微弱的财富效应,对平均消费、中高与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均表现为挤出效应。为此,本文提出通过抑制房价的非理性飙升态势来改变市场对房价走势的乐观预期,维持住房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以构建促进消费增长的长效动力机制以及对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需求给予政策优惠等措施来扭转上海市房地产市场的挤出效应,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农户消费决定因素:基于有序probit模型

本文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建立农户消费需求模型,分析微观因素对农户消费的影响.模型的计量经济分析表明:(1)农户家庭的经济状况对农户的消费有重要的影响.低收入家庭消费意愿明显高于高收入家庭;(2)户主个人因素对农户消费意愿有重要影响.户主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户主主业的非农化对农户消费有积极的影响;(3)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保险体系完善与农户的消费意愿呈正相关;(4)农村居民消费环境对农户消费意愿有重要影响.并据此提出了相应对策.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历水平对旅游消费的影响

摘要:旅游产业的发展对稳增长、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消费升级的推进,对于涉及消费者主观认知的消费行为,消费者的学历水平将成为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本文基于2016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OLS与2SLS方法重点分析了户主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户主学历水平提高显著增加了家庭旅游消费,家庭现金及存款、净资产、收入增加将显著提高家庭旅游消费,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增加将显著降低家庭旅游消费;相比于低收入组家庭,高收入组家庭户主学历水平、家庭年纯收入提高都将更大程度的促进旅游消费支出;相比于户主年龄为30岁以下的家庭,户主年龄为30～39岁以及60岁以上的家庭旅游消费更高。最后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资产结构、收入结构与股市财富效应

本文对1992～2002年的经济数据分析表明:中国股市存在微弱财富效应,金融资产的MPC=0.0486;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占总消费变动的平均比例仅为0.84%.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有:股票价值占GDP的比例较小;居民在股票等方面的财产性收入较低.因此,要采取措施提高股票市值占GDP的比例,扩大股票资产占居民资产的比重,提高财产性收入的比例,提高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的促进作用.     

我国转型期居民财产性收入不平等成因分析

近年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但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严重,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容小觑。本文利用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清华大学消费金融调研2008年的微观数据,以及2005、2008、2010年的省份数据,考察内部构成和家庭特征对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租金收入和金融资产投资收益成为推动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利息和保险收益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产性收入差距。城乡和地区差异、教育培训水平和风险偏好程度等都是影响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举措应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倾斜:通过大力发展落后地区经济和教育事业、引导低收入群体适度参与资本市场,完善保障房制度,严格控制财产性收入的过快增长和结构失衡,使其成为居民提高生活水平、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手段。     

收入分配与异质性消费结构——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新测度

本文通过构建效用指数模型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测度,并据此将城镇家庭划分为低、中、高收入组,通过分析三类家庭储蓄消费动机,得出三类家庭消费结构异质性推论,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2013-2017年城镇家庭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三类家庭消费结构差异,最后模拟收入分配变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低收入家庭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倾向更高,生存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中等收入家庭的1.8倍、高收入家庭的8.1倍,发展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中等收入家庭的1.6倍、高收入家庭的3.1倍,其收入主要用于满足生存和发展所需;(2)中等收入家庭更注重享受型消费,享受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低收入家庭的1.5倍、高收入家庭的4.5倍,其有能力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3)高收入家庭消费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各类消费倾向均较低;(4)模拟收入分配变动结果显示,"提低、扩中"均对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应充分考虑收入分配调节对消费结构的影响,重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     

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基于CHFS的实证分析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支付方式,影响着居民的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而实现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路径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用最大化。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有利于实现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价值最大化。研究发现：家庭使用移动支付对风险资产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对无风险资产投资具有负向影响,且工具变量回归和稳健性检验表明该结果稳健有效;机制分析表明移动支付主要通过改善储蓄账户数目及家庭对金融知识关注程度两个渠道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身体健康、高等收入水平及高等受教育水平的家庭投资风险资产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提高居民金融知识关注度;金融机构应创新金融产品,拓宽金融服务边界;政府应积极开展数字人才的培育和储备工作,持续推进移动支付健康发展;强化金融监管,减少家庭投资风险。     

中国居民家庭负债、消费增长与消费升级——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与2017年数据,考察了中国家庭负债对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消费类型、不同收入群体以及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利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偏误后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居民家庭负债并不会显著促进或抑制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但却会强化家庭财富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削弱家庭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居民家庭负债会抑制发展和享乐型消费,强化发展与享乐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就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影响的差异而言,家庭负债对低收入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抑制作用和财富消费效应的强化作用均大于高收入家庭.这表明通过家庭负债来促进消费增长和升级并不是行之有效的途径,提高城镇居民的家庭总资产水平、低收入家庭与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才能真正推动消费的增长与升级.     

房价与不同家庭消费的非线性关系

本文以家庭收入为依据区分三类不同家庭,考察房价对不同家庭消费和总消费的不对称影响。结果显示:房价变动对高收入有房家庭的消费行为影响不显著,却通过缓解信用约束促进了受约束有房家庭消费;房价上涨对租房家庭消费表现为挤出效应,并且这种抑制作用随购房首付比和住房租售比的提高而加强;房价对总消费的影响在不同的房价与收入增长机制中表现出结构变迁,住房市场状况导致结构变迁出现异质性。运用门限模型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房价与消费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房价和收入的不同增长机制中,房价波动对消费产生微弱的挤出作用,房价低增长机制中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意味着,我国的高房价、高比例的租房与计划购房家庭、购房首付比较高等特征可能是导致挤出效应的重要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与现代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其经济增长方式也转变为主要以消费拉动.这一转变过程中关国国内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对消费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通过消费信贷予以缓解,由此,使资产价格成为美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环节.当资产价格上涨时,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加会刺激借贷消费的需求,并由此拉动美国经济增长,但这也直接导致了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债务规模的上升,财务状况更加脆弱.一旦资产价格出现调整,即使是小幅调整,中低收入家庭支付能力也会受到很大冲击,出现偿付困难,并因此成为引发次贷危机的导火索.     

中国居民消费与资产收益的跨收入组分析

本文利用按收入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数据考察了是否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模式比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模式与CCAPM更为一致,结果表明:收入约束假说并未得到支持,中国居民消费波动对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是有限的,我国利率和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并不明显.     

分位数上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决定

本文依据中国城镇居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方程进行分位数回归。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是决定家庭消费支出的最主要因素,家庭边际消费倾向随消费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家庭资产与家庭消费支出正相关,资产效应随消费水平的提高逐渐增强;户主年龄与家庭消费支出负相关,低消费群体的年龄效应比较明显。因此,政府实施提升低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公共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有助于促使我国经济逐渐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转变,而且有助于城镇居民社会福利的提升。     

健康风险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

利用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数据,本文首次实证研究健康状况主观感受蕴含的健康风险信息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同时探讨医疗保险的健康风险缓解和消费促进效应。发现的主要结论如下:户主自身的健康状况感受通常对家庭甚至低收入家庭的消费都没有显著负影响,但老年户主的健康状况感受却是家庭重要的健康风险来源;健康风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主要源于除户主外的健康感受差的成员和老年成员,健康风险大的家庭人均总消费、食品和非食品消费均更低,家庭会通过调整非食品消费来稳定食品消费以应对消费的健康风险效应;医疗保险有助于缓解家庭的健康风险,促进家庭消费,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     

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借贷行为*——家庭为追求社会地位而借贷的动机真的存在吗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度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并验证了家庭是否存在为追求社会地位而借贷的动机。研究表明：（1）收入不平等并不是影响家庭是否借贷的主要因素,但是对家庭的负债规模存在十分显著的抑制作用;（2）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并不会促使中低收入家庭寻求借贷或提升家庭负债规模,我国家庭并不存在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而进行借贷的动机;（3）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有利于高收入家庭获得更多的正规金融借贷,中低收入家庭则会较多地依赖于非正规金融借贷;（4）户主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经济特征以及家庭所处地区特征均是影响家庭借贷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影响家庭借贷行为的因素存在较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