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动荡与中国的宏观经济

在中国宏观经济的格局中,政府应该考虑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来恢复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势和动力。在当前最合宜的宽松财政政策应该是减税,包括各种企业税收和个人所得税。政府大幅度地减少企业税,会直接“留血”和“输氧”给企业。从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因来看,在企业界投资信心不足、居民消费信心匮乏的情况下,刺激经济增长的首要措施莫过于减税。     

全球金融动荡背景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在中国宏观经济的格局中,政府应该考虑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来恢复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势和动力。在当前最合宜的宽松财政政策应该是减税,包括各种企业税收和个人所得税。政府大幅度地减少企业税,会直接“留血”和“输氧”给企业。从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因来看,在企业界投资信心不足、居民消费信心匮乏的情况下,刺激经济增长的首要措施莫过于减税。     

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统计数据的可信度问题 ,一直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注意。这项统计数据是否准确可靠 ,不但会影响经济预测与分析的准确性 ,也会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进而可能对经济运行本身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当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状况和未来前景时 ,有必要对过去相当长时期统计数据的可信度作出独立分析和判断。本文对不同时期经济增长率的可信度进行了初步的估计。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5—2006年

2005年中国经济向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预期方向稳定发展,继续呈现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态势。2006年乃至"十一五"期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保持其中性政策取向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最高可持续增长率(HSGR)的需求管理最终政策目标指导下,建立价格、工资与汇率动态调整一致的政策目标体系,通过稳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积极操作,以国内投资需求为轴心,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乃是经济转型良方

<正>未来几年是我国转向减税道路的最佳时机。通过"有增有减,重在减税"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对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是一剂良方,能有效传递政府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政策思路和政策导向。从财税政策的视角分析,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一方面,不管是我国学者还是政府,一直大力主张结构性减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提高个体户     

在"经济向上、政策向下":复杂环境变量交织背景下的宏观经济与政策再审视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确定性的经济复苏主题和不确定性的政策紧缩预期,从而导致今年的宏观经济运行呈现鲜明的复杂性特征.针对复杂的经济形势,2010年中央决策层将在保持经济总量增长的前提下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灵活搭配,宏观政策目标将从"单极"走向"多极"导向下的平衡,即从2009年的"保增长"单极目标转向"保增长、调结构和防通胀"的多极目标平衡.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1-2002年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遵循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均衡原则,并且其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应该是相互包容和内在一致的,短期的反周期需求管理在长期均衡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下实现。中国经济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长期组合应该是平衡财政预算、稳定货币供应与均衡汇率机制。     

未来的新一轮减税让利政策应向中小实体经济倾斜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实施了三次重大减税让利政策。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及我国三次减税的实践证明,对中小实体经济实行减税让利政策是大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中小实体经济"空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潜在威胁,未来新一轮的减税让利政策应重点向中小实体经济倾斜。     

面临加入WTO的中国金融政策

对于中国不断强化的市场导向经济而言,加入WTO无疑是其提高效率的重大步伐。不过,我在本文关注的是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开放的情况下的汇率管理和保持宏观经济控制问题。 汇率政策 随着亚洲危机的过去和中国的东亚竞争国家的货币贬值的结束,中国的工业出口一度得到迅速增长。因此,已有的相关讨论围绕着汇率政策来展开:货币是应该贬值还是升值?对于汇率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政策? 只要中国坚持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给予控制,汇率就不是由市场、而是由政府决定的。不过,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继续在短期资本流动上实施严格而谨慎的     

中国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实证分析

2007年以来,从反映价格总水平变动的各个层次的指数来看,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趋势已经比较明显了.党和政府对价格上涨问题非常重视,及时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必要的行政措施.本文通过对"产出一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分析,证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虽然存在部分变形,但基本符合曲线特点.我们可以应用曲线作为宏观经济决策的理论依据之一.为了实现低通胀下的经济快速增长,一方面是从需求面出发,要十分注重控制经济增长的峰位,防止连续而过度地"越线",即由潜在经济增长能力所决定的适度增长线.另一方面是从供给面出发,提高潜在经济增长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农业、能源、交通运输、主要原材料等"瓶颈"制约;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积极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积极促进科技进步,不单纯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讲求增长的质量与效益,讲求可持续的发展.     

做实财政政策内涵：减税与增支“双轮驱动”

在当前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大背景下 ,作者仍然主张财政政策方面的减税增支取向基于以下理由 :政策滞后的成本损失不应由纳税人承担 ,政府应是承担主体。减税政策是就整个经济布局而言 ,一是目前整体税率水平过高 ,导致经济难以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是我们的经济政策应具有长期性和前瞻性 ,减税政策既可以刺激经济增长 ,又可以理顺各种利益关系。从目前的经济走势来看 ,作者的观点是我们并未进入全面的通货膨胀状态 ,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应该启动货币政策 ,实施局部调控。     

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30年的经验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五次经济周期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波动,得出以下经验: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动力和根源已经从政治变革所引发的制度变迁转化为国际国内经济因素的变化,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更多地受到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制约,应当及时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和进一步深化汇率制度的改革。     

中国经济何以转型

<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理应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与有效的执行力来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以期将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周期建立在结构均衡的逻辑起点上。鉴往知来的反思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内外失衡的环境里依靠天量的投资保持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债务拉动的中国,其金融系统日渐积累的内生性不稳定,或将使中国在未来某一个时间节点出现"明斯基时刻":信贷的集体恐慌与市场信心突然崩塌,进而引致资产价格出现断崖式减缩。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理应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     

“中国制造”路在何方:兼论滞涨威胁下的对外经济政策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诸多难题,特别是对外贸易和汇率、外汇储备过多等问题.众多影响因素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受到威胁,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制造"难题.本文通过分析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不适合解释当前对外贸易中出现的问题;一个存在技术进步的中美贸易虚构的模型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导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可能性.本文认为,要保持中国对外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中国制造"的顺利升级,必须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提高名义经济增长率,唯此才能获得人民币升值牢固的基础和对外贸易的主动权.     

驾驭新常态迈向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一个重要判断,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期,进而提出了经济领域的“新常态”。从以往的追求高速增长,转变为求质量保就业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高速增长将是中国经济领域的“新常态”。     

保增长压力、刺激计划与工业用地出让

在中国特殊的分权体制下,中央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依赖于那些掌握大量经济和行政资源的地方政府配合。为了探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7—2011年中国城市工业用地出让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对工业用地出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保增长压力会促使城市政府更积极地利用刺激计划而更多地出让工业用地,但财政压力却会制约城市政府对刺激计划的利用能力;(2)当且仅当中央实施宽松的宏观政策,那些保增长压力更大的城市政府才能够比其他城市政府出让更多的工业用地;(3)若市委书记的在任时间越长,尤其是超过3年,则会促使这些保增长压力大的城市政府在刺激计划下出让更多的工业用地。这些实证结果暗示,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竞争压力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动力来源;而这又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和经济波动产生了复杂的相互影响。     

宏观经济波动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对当前新一轮宏观经济波动特征的分析,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度的日益提高,汇率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已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目前中国国际收支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已成为加剧宏观经济过热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调整名义汇率来解决顺差过大的思路受制于价格总水平调整幅度的局限,因为在影响我国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因素中,劳动力价格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悬殊过大既是影响商品价格水平的一个主导性因素又是一个长期性因素,在短期内不可能大幅度的缩小这一差距.由此,决定了目前不可能采取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大幅升值的办法来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和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问题.解决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和汇率水平向真实汇率回归问题是一项相对长期的政策选择,因而,短期的汇率政策只能以外汇储备的结构调整为主导.     

中国经济走势与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本文采用历史分析和逻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认为中国经济的运行规律是决定中国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基础,而世界经济运行规律和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也影响着宏观经济的走势。无论从中国经济自身的运动规律还是从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来看,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都将呈现向好的趋势。因此,2012年及其未来一段时间,保持经济适度增长,促进结构调整,抑制通货膨胀,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和政策选择的目标。     

宏观经济走势与宏观调控政策基本取向

当前经济形势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下一步的宏观经济走势依然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经济上行和下行的两种趋向同时并存,反映出未来通货膨胀压力与通货紧缩影响依然存在,宏观调控仍处于关键时刻。要把握好2006年宏观调控四大主要预期目标,宏观经济政策应以"稳"为主,适时适度采取微调措施。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重视发挥价格、税收、汇率等杠杆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供给侧结构改革、 促进就业与发展民营经济

一 2013年,当世界金融危机进入第六个年头的时候,中央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中国经济出现"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随着,把2008年应对危机时的"保增长"宏观政策调整为"稳增长",提出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并且要统筹兼顾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控风险、惠民生"五个目标,强调要保持政策定力,力争稳中有为,确保稳中有进.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视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至此,新常态成为认识、研判和把握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调控政策的新视角.但"新常态"的基本特征是"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所以,"新常态"不是"失速",也不是放任增速下行,更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更加重视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更加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要力争保持应有的增速.因此,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决定,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