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依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文章基于2002—2017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回归模型分析总体和分区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判断其拐点，运用B-K中介效应探讨总体、分区和分等级旅游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总体旅游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率呈稳健“N”型曲线关系，拐点分别为RD值6.24%和13.44%。(2)中、西部呈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东部呈不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3)总体旅游产业依赖度通过物质资本投入、对外开放和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率产生促进作用，通过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东中西部传导因素影响强度具有差异。(4)较低和低旅游产业依赖度区通过“红利效应”传导机制促进经济增长；中等旅游产业依赖度区表现为传导机制转变特征；较高旅游产业依赖度区通过“挤出效应”传导机制抑制经济增长；高旅游产业依赖度区存在向“复兴作用”转变的趋势。     

制造业企业杠杆率、短债长用与要素分配格局

本文从微观视角考察了制造业企业杠杆率对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影响，同时将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短债长用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分析其与杠杆率的交互效应问题。本文以2006—2018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杠杆率与其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公平性之间呈显著倒U型关系，当制造业企业杠杆率低于47.92%时，提升杠杆率水平能够优化其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公平性，反之，继续提升杠杆率水平则会对其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公平性有恶化作用，且该倒U型关系拐点值因负债期限、来源和要素密集度异质性而不同。相对于商业杠杆率和长期杠杆率，短期杠杆率与企业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公平性倒U型关系拐点值更大，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杠杆率与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倒U型关系拐点值大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短债长用与杠杆率形成显著交互效应，对制造业企业杠杆率与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且劳动与资本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越高，短债长用越能增强杠杆率提升对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优化作用。短债长用与杠杆率之间的交互效应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结构性去杠杆政策的实施具有借鉴意义，为去杠杆背景下...     

地方债发行能否推动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A股和新三板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对中国2015—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和地方债数据的关系研究表明：地方债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发现,地方债发行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也减缓了高素质人才的积累。异质性分析发现,专项债比一般债更能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地方债发行对提高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经济发达地区、低债务水平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债发行规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倒U型关系,地方债水平超过0.0773极值后,地方债发行会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对坚持通过地方债发行促进经济发展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压力、财政支出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

协同实现“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与“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本文结合增长目标管理,考察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压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2003—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压力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关系。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差异是引发该非线性关系的主要原因。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增长压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提升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机理提供了新视角,为更加全面理解地方政府经济增长激励提供新的经验证据,研究结论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驱动国家中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U”型调节效应

选取国家中心城市2010—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对创新驱动转化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中心城市创新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U”型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创新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U”型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表明,东部地区创新驱动效果更佳,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程度更强。据此,提出国家中心城市“因城施策、因时施策、因业施策”的组合发展策略体系。     

工业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基于中国1998—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1998—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取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污染排放等五类工业污染指标,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污染指标得到的环境——收入曲线形状不同,包括倒U型、N型、U+倒U型等。就本文选取的污染指标而言,只有北京、上海、天津等少数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环境拐点,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的关系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差异显著。     

空间效应视角下经济集聚与制造业升级——基于283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分析经济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双循环"战略的现实背景,基于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在空间效应视角下研究了经济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 表明:经济集聚与本地区制造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呈"倒U"型关系;与邻近地区制造业生产率水平呈"倒U"型关系,与盈利能力呈"U"型关系.同时,经济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利用指数衰减空间权重矩阵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集聚对邻近地区制造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有效作用范围分别为450km和550km.本土市场效应、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劳动力成本效应是经济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其中,本土市场效应存在负向作用,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劳动力成本效应存在正向作用.本文以空间效应视角为切入点,为理解"双循环"战略下经济集聚与制造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对城市发展和制造业优化升级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不同发展水平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我国不同发展时期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边际贡献随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弱;调控国家预算内投资和国内信贷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是不显著的,但它具有明显的引导作用.就不同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各地区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边际贡献依经济发展水平和东中西部地理位置差异近似呈"倒U型"关系.     

新就业形态下城市零工从业者技能特征对其工作时间配置的影响

技能具体表现为技能多元化与技能层级化,工作时间配置包括工作绝对时长与工作相对时长两层涵义。基于城市零工从业者的调查数据,研究技能多元化、技能层级化对个人工作绝对时长、工作相对时长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技能多元化和层级化水平提高时,不仅直接与工作时间配置呈倒U型关系,并且通过影响工资收入与工作时间配置呈倒U型关系;工作份数在技能多元化和工作时间配置关联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雇佣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强化技能特征与工作时间配置之间的倒U型关系。应通过提高零工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建立超时劳动报酬体系,有效规制长时间工作,优化和健全雇佣关系调整机制,合理配置工作时间,以促进零工劳动者高质量就业。     

营商环境对中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双元创新的调节效应

从市场化、便利化、法治化和国际化4个维度出发，构建我国省域层面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2-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营商环境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探讨双元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①营商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二者之间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我国大多数东部省份和少数西部省份已经跨过拐点，其余省份均位于拐点左侧，中部和西部地区营商环境水平有待提升；②双元创新对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U型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当探索式创新水平较高时，U型曲线变得更陡峭且拐点会提前出现；当利用式创新水平较高时，U型曲线变得更陡峭且拐点会延迟出现。另外，替换双元创新测度指标对营商环境不同维度进行稳健性检验也得出类似结论。     

中国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来自285个地级市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5—2018年中国内地285个地级市数据，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进行测度分析，实证考察科技人才集聚对TFP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与TFP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但二者具有较强的时空一致性，即科技人才集聚特征显著的城市，其TFP也相对稳定；②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对TFP的影响呈倒U型，但研究期内大多数城市仍处于集聚效应占主导阶段,科技人才集聚通过提升城市技术进步水平促进TFP增长，而科技人才集聚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③不同类型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对其TFP影响的异质性显著，且适宜集聚区间也存在差异。省会城市及一、二线城市等优势特征显著的城市所能承受的科技人才集聚规模上限更高，有利于通过释放集聚红利促进TFP增长，而非省会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等则拐点值较低。     

中国的环境污染与政府干预

本文运用静态理论模型, 对中国环境污染、 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与环境治理财政投入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 并基于环境库茨涅茨曲线模型, 利用2005—2013年31个省会、 自治区首府和直辖市的数据, 对中国环境污染、 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与环境治理财政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 不考虑技术进步异质性时, 中国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 即随着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先加剧后减轻; 考虑技术进步异质性后, 两者呈U型关系,即随着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先减轻后加剧. 中国政府环保投入则在两种情况下均对环境无显著影响. 从而对于中国政府而言, 为改善环境质量, 现阶段采用鼓励环境友好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等间接干预要优于政府直接财政投入等直接干预.     

中国货币化率与经济增长

近年来,中国高货币化率问题愈发严重,学者们专注于寻找其背后的原因,却忽略了对货币化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为此,在对货币化率影响经济增长相关理论进行总结归纳基础上,提出货币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的理论假设,并且选择全球72个主要国家1996—2018年面板数据,对货币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全样本和发达国家子样本中,货币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目前我国货币化率水平小于全样本数据拐点值,大于发达国家子样本数据拐点值.发展中国家子样本数据则显示,货币化率与经济增长呈现正U型关系,适当提高货币化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中国货币化率最优路径图.     

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及其区域差异——基于资源枯竭型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用2003~2011年资源枯竭型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模型,通过熵值法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及区域差异,并探讨了城镇化、工业化、固定资产投资、技术进步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而揭示了区域差异的部分原因。发现:总体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正"N"型,东北部地区呈倒"U"型曲线,中部地区呈正"N"型曲线特征,西部地区呈正"U"型曲线特征。同时,不同的控制变量对不同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     

经济增长目标影响了企业风险承担吗?-基于市场和政府双重视角的考察

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政治和财政激励的影响.地方政府每年都制定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以指导地方发展.虽然许多研究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研究了该目标的作用,但很少有研究具体考察增长目标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方式.文章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角度,匹配2009-2015年233个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和2381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政府经济发展规划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显著增加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在更换了企业风险承担和经济增长目标衡量方法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存在.在外部资源的调节效应方面,经济增长目标对能获得高政府补助、融资约束程度低以及能获得高贷款的企业的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而异质性检验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刺激效应主要体现在具有一定规模、国有企业和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以及主要体现在发展水平较低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中.这些发现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正面影响主要还是地方政府主导资源分配的结果,而并非市场信号机制的结果.     

房价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

中国房价持续增长,远远超过工资的增长。那么房价有没有抑制外来劳动力的流入呢?本文对此进行分析。在理论上,本文论证了房价的拉力作用和阻力作用,一方面是由于房价作为备择城市的城市特征信号降低了预期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拉力,另一方面是房价作为居住成本压缩可支配收入所产生的阻力,两种作用最终对劳动力流动产生先吸引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在实证上,本文使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和2000—2012年250个地级市的房价数据匹配出一个房价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数据库,发现房价对劳动力流动确实存在"倒U型"影响。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控制了房价测量误差、流出地特征、流动动机等因素后结果依然稳健。并且,本文重点考察了劳动力教育水平、技能水平、家庭阶层、户籍等各种异质性的影响,发现高技能劳动力的倒U型拐点更小,对房价更敏感,原因在于其购房需求更强;倒U型影响主要作用在大城市,且沿海城市劳动力流动的倒U型拐点更大。当前除部分一线城市外,大部分城市的房价表现出对劳动力的拉力。     

晋升激励与房价非线性波动

文章采用2003—2019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视角,探讨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强调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影响房价;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东部和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对中部、西部和非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影响不显著。2013年取消GDP政绩考核目标后,有效缓解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房价的扭曲。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应明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财力配置,优化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在绩效考核中取消GDP指标并引入民生、环保和居民满意度等指标;完善融资平台与士地融资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科学合理制定土地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规模效应与拥堵效应视角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本文从微观理论着手将面板模型拓展至空间维度讨论了中国产业协同集聚的规模效应和拥堵效应，并深入探讨了产业协同集聚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中国产业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与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间也存在先促进后阻碍的非线性关系。机制研究证实了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市场潜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因地区间差异明显，东、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呈倒“U”型关系，而中部地区则呈线性关系。基于上述结果，本文给出了推动中国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对进一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布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地方官员为什么要改善基础设施？— 一个关于官员激励机制的模型

本文构造了一个描述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层级政治激励的模型,并在这个模型里讨论了地方政府改善物质基础设施的激励机制。我们首先在一个新古典的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政府官员的绝对绩效考核,发现在相对完美的激励实施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激励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驱动力。然后,我们对绝对绩效评估方式进行了一些扩展,这些扩展包括相对绩效评估手段的实施考察、政府所面临的后验奖惩机制和预期、地方政府在晋升激励下的风险态度和晋升概率以及对于同质性风险和异质性风险的区分等。依赖这些扩展,本文进一步把政府行为与基础设施水平之间的关系模型化了。     

中国地方官员为什么要改善基础设施?——一个关于官员激励机制的模型

本文构造了一个描述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层级政治激励的模型,并在这个模型里讨论了地方政府改善物质基础设施的激励机制。我们首先在一个新古典的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政府官员的绝对绩效考核,发现在相对完美的激励实施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激励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驱动力。然后,我们对绝对绩效评估方式进行了一些扩展,这些扩展包括相对绩效评估手段的实施考察、政府所面临的后验奖惩机制和预期、地方政府在晋升激励下的风险态度和晋升概率以及对于同质性风险和异质性风险的区分等。依赖这些扩展,本文进一步把政府行为与基础设施水平之间的关系模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