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欧洲诸国旅游开放度研究

开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旋律,而衡量各国旅游开放度并探究其驱动因素是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的重要前提。选取"一带一路"沿线欧洲诸国为研究对象,测算各国旅游开放度,借助相关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旅游开放的空间效应,并探究其驱动因素,数据分析显示:(1)"一带一路"沿线欧洲诸国旅游开放度总体水平较高,其与世界旅游活动互动较为频繁。(2)空间相关性检验显示"一带一路"沿线欧洲诸国旅游开放度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效应,且空间效应呈现增强趋势。塞浦路斯、希腊等国是旅游活动的热点区域,而俄罗斯、波兰等国是旅游活动的相对沉寂区。(3)人力资本水平、社会治安、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便利化水平是影响旅游开放度的主要因素,而产业结构和人口密度对旅游开放度的正向提升作用并不明显。     

资源型经济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限制因素分析——以山西省为例

文章通过对我国八个代表性地区FDI相关数据的比较,从经济的开放度、FDI输入的数量、技术水平差距、产业结构、股权结构分析了以山西省为代表的资源型经济省份FDI技术溢出正效应小的原因,提出区位劣势与产业结构的特殊性是深层次的制约因素。     

阿尔泰区域科技合作与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大事记

阿尔泰区域是指阿尔泰山系区域，包括中国的新疆阿勒泰地区、俄罗斯的阿尔泰共和国及阿尔泰边疆区、哈萨克斯坦的东哈萨克斯坦州和蒙古国的巴彦乌列盖省及科布多省，面积约7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该区域人口稀少、资源丰富、景色壮丽、生态原始，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开放度较差。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析法测算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探究其数字经济的空间特征,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计算其数字经济的空间效应,识别影响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关键因素。结果发现：从空间演化格局看,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失衡发展问题较为严重,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圈层结构和“内高外低”特征。从空间相关性看,北京、天津和廊坊呈现出“H-H”型空间聚集特征;邯郸、邢台和衡水表现为“L-L”型空间聚集特征。从空间影响效应看,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对本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而人均GDP、城镇就业人数、产业结构则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教育水平与技术进步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从空间异质性检验看,城市规模异质性显著影响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提出推进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绿色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9—2019年我国30个省市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综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空间效应,并分析其中的中介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绿色金融对企业TFP存在明显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②在影响机制方面,绿色金融与TFP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中介影响,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其中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的提升能够有效提升绿色金融对TFP的带动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在两者间存在逐步弱化效应,城镇化水平则对两者间的影响呈"U"型.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战略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参考.     

大都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本文综合现有文献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采用因子与回归联合分析的方法,以天津市为例,实证分析了大都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因子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受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开放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多重因素影响,且不同因素在不同时期影响程度不同。回归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与市场开放度负相关。     

四川省宝兴县产业结构变动及其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从地区产业结构变动、产业结构阶段性判别、产业结构的生态环境效应等方面.分析四川省宝兴县产业结构变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近三十年来,宝兴县产业结构由1978年的"一、二、三"型转换成2007年的"二、一、三"型;按照Chenery"标准模式"评价,宝兴县经济水平已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但产业结构仍停留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产业结构转换滞后干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逐渐形成以畜牧业、石材加工业、建筑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的生态环境影响由1990年的"中等"发展到2007年的"较重"水平,不同产业的生态环境效应表现出差异,农业、林业、轻工业的生态环境影响效应逐年降低,重工业、畜牧业和建筑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呈加重趋势.     

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的东亚转移效应

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研究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的东亚转移效应以及东亚转移效应在不同技术分类下的不同表现。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中国对东亚的投资开放度和加权实际汇率两个指标来度量东亚转移效应,并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发现:东亚转移效应是中美贸易顺差扩大的重要因素;东亚转移效应显著存在于高技术和中技术产品上,低技术产品和初级产品则不存在显著的东亚转移效应;高技术产品上的东亚转移效应要明显大于中技术产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有助于减少中、低技术产品顺差,但对高技术产品顺差几乎没有影响。为有效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国须审慎对待人民币升值,稳步、有序地推进汇率制度改革,鼓励企业海外投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并坚持走出口多元化道路。     

中国境外直接投资效应的比较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的格局中，吸引外商来华投资与积极与发展境外投资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根据我国现阶段具体国情，适时适度地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不但无妨国内经济发展，反而有助于将国民经济动行纳入内外双向良性循环的轨道通过境外直接投资获得出口贸易拉动效应、经济资源转移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和国际收支改善效应。     

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效率及其区域差异——基于随机前沿分析(SFA)技术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我国30个省份1996～2007年间的出口贸易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要素禀赋、贸易开放度对我国出口贸易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负效应,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则具有正效应。产业结构不合理,要素禀赋中K/L比率较低,贸易开放度过高(即贸易依存度过高),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技术效率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对生产要素的节约及优化都对我国出口贸易技术效率的提高产生了正向效应。对东、中、西部的区域出口贸易技术效率差异进行分析,发现三个地区的技术无效率函数中,西部的产业结构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效应,东部和中部的产业结构对于出口贸易的技术效率有正效应,但并不显著;FDI、技术进步对三个地区出口贸易技术效率有显著正效应,要素禀赋、贸易开放度具有显著负效应,但影响程度不同。     

转型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约束机制分析

产业结构约束效应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技术创新速度和技术扩散速度的发展效应体现出来。转型期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产业结构约束效应主要表现在技术创新速度和技术扩散速度跟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不尽合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落后，产业结构绝大多数处于产业价值链末端，产业结构高度化集聚效应的梯状分布。为此，应该采取积极培养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实施产业反梯度转移，放松管制，规范产业进入行为，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结构政策取向。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效应的制度原因分析

产业结构和制度变迁都被认为对转型期中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所发挥的结构效应非常明显,制度的合理配置和变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但究竟是结构效应还是制度效应还是二者的合力作用带动经济的增长,不能简单割裂或简单结合。文章通过对转型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制度分析有机结合,阐述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各阶段经济增长结构效应发挥所需要的制度基础,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结构效应进行分析,认为结构效应的发挥是与之紧密联系、相互牵制的制度变迁的结果,同时结构变化又会促进制度变迁,二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一种互为机理的反馈系统。     

中国食品工业的产业集聚效应研究

本文在关于产业集聚的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关于食品工业中产业集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循环促进的假说,选取中国食品工业1993年-2005年各省市区面板数据测算食品工业主要行业的集聚水平,在此基础上设立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集聚、产业结构调整对食品工业发展具有显著正效应,食品制造业的集聚效应更为明显,而产业结构调整对食品加工业作用更突出。     

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

将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定向诱导”突破到“区位定向诱导”是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文章从决定产业结构的地区异质性、财政支出的本地效应与外部性以及遗漏因素出发,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建模技术,构建了财政支出-产业结构的空间杜宾模型(SDM),并以安徽省为例,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出在产业升级方面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等.研究表明:(1)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建模技术,可以将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定向诱导”突破至“区位定向诱导”;(2)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研究与评估,要从本地效应转向空间外部效应;(3)应遵循“区位定向诱导”原则,充分释放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面效应,抑制负面效应,最大化叠加效应.文章研究对制定合适的财政支出政策,进而促进经济发展转型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启示.     

进口贸易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国别差异性分析

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是一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这一结论已经为许多实证研究所支持。伴随着我国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进口贸易对我国的技术溢出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此文在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实证分析G-7国家通过进口贸易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差异，实证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技术异质性、地区差异化是导致上述差异性的主要原因。     

高校创新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

借助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各省市创新效率，引入创新要素集聚水平构建包含权重矩阵的面板数据模型，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校创新要素集聚对本区域创新效率的直接溢出效应及对周边地区的间接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各区域中，高校创新人力和财力要素集聚对本区域创新效率的直接溢出效应都是非线性的，集聚水平只有在适度的门槛范围内才能有效发挥集聚效应；三大区域内高校两大创新要素集聚的间接溢出效应多为负值，说明区域内部高校间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技术、新发明在不同城市间转移共享，进而抑制了创新效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各区域的影响呈现出较大差异性，但产业结构普遍表现出负向影响，说明当前各区域产业结构与其创新效率提升所需结构并不匹配。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高校创新要素配置、提高要素使用率、促进创新效率提升等相关建议。     

环境规制、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兼论异质性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2007-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考虑内生性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 O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异质性环境规制对OFDI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作用,并利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异质性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OFDI和环境规制能够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过高强度的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会削弱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且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在这一过程中均存在单门槛效应;在新时期经济发展背景下,传统的基础建设水平已不再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显著因素.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效应

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依然保持高速增长,但是,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沿海较发达地区.因此,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入手,分析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效应,以我国1978-2011年的数据对此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导致1978-1992年以及1993-2011年两个阶段产业发展的结构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即基于制度创新的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产生的结构效应比基于渐进改革的产业结构适应性调整产生的结构效应更显著.随着经济系统向更高层次的转变,战略性调整产生的结构效应在逐渐减弱.     

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效应

对我国外贸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作实证检验表明,目前我国贸易开放度对于GDP的直接拉动作用尚不明显,贸易开放度主要是通过对总供给的影响间接带动经济增长,即通过促进资本形成、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要素生产率等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具有负效应,因此,提高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应该成为我国未来发展对外贸易的关键所在.     

金融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检验金融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金融工具创新、金融市场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金融机构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效应不显著;金融工具创新、金融机构创新与资本供应不匹配,金融市场创新与资金供应匹配程度较弱,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间接效应较弱;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机构创新对技术进步作用较为显著,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间接效应最为明显;金融工具创新、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机构创新均尚未有效刺激与改善居民消费需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