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性腐败及其模型分析

当寻租行为与政治权利相关时,就会产生寻租性腐败,寻租性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行政权力过大,或者说行政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过度干预。本文从寻租性腐败主要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着手,并建立模型分析预防和治理的措施。     

寻租性腐败及其模型分析

当寻租行为与政治权利相关时,就会产生寻租性腐败,寻租性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行政权力过大,或者说行政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过度干预.本文从寻租性腐败主要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着手,并建立模型分析预防和治理的措施.     

论寻租行为与行政权力腐败的法律控制

文章针对腐败这一世界性问题 ,分析了行政权力腐败的原因———利益相关者的寻租行为 ,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寻租行为产生的原因———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经济活动。并指出 :我国应通过加快“阳光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的建设 ,以使利益相关者不能为、不愿为、不敢为。     

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与高管减持寻租

有关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影响因素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经济后果研究仍较为薄弱,且分歧较大。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不利于信息环境的改善和资本定价效率的提升,因而可能会被公司高管机会主义地利用。为此,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对高管减持寻租的影响。研究发现：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与高管减持寻租显著正相关。机制分析发现,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加剧了股价错估程度和市场风险,从而为公司高管提供了更多减持寻租的机会。异质性分析发现,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与高管减持寻租的正向关系在管理层自利性较强、公司业绩预告较为乐观时更明显,但二者关系在国有企业更弱。进一步检验发现,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显著提高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次数、规模以及减持时的择机性。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分析师盈利预测经济后果研究,还对如何有效约束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正视寻租现象

眼下在我国，寻租已成了腐败的代名词。但是，寻租不完全等同于腐败，寻租在未成为腐败前的一个较长过程中，它给社会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能忽视。因此，不为国人广泛知晓的寻租，不能只是在经济学者们的嘴上笔下说来道去，必须把它纳入党政领导的视线，重视它，研究它，运用博奔论，制定有效策略，防患于未然。本文试从三个方面谈论这个问题。 一、寻租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将长期存在 安·Ｏ·克鲁格创立于七十年代的“寻租”理论，其界定是：寻求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通过政府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竭力改变法律规定的权利来实现某个人…     

对我国寻租问题的探讨

所谓“寻租”（ren-seeking）,是指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人们在寻租过程中所做的使价值最大化的努力所产生的不是社会剩余而是资源浪费（布坎南）。换句话说,寻租是在分配领域中进行的非生产性活动。在现实社会中,寻租多以贪污、腐败、贿赂等形式出现。     

寻租理论三方博弈模型分析

寻租活动导致资源的浪费和产生腐败,现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主要是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和缺乏相互关系研究。本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研究委托人、代理人、寻租三方的合作及非合作博弈,在理性经济人和风险中性假设下,建立三方博弈模型,通过求解纳什均衡,给出各参数变量的政策含义,进而给出寻租、腐败现象的治理对策。     

国有企业外部人控制：—个寻租视角

国有企业的公共物品性导致国有企业蜕变为一个多重寻租网络。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外部控制人,借助政企不分、个人权力的无约束和责任体系弱化、多层委托与多重代理等体制性弊病的掩饰,与国有企业代理人合谋寻租,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应运而生。可以说,国有企业若不存在"外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几乎不可能产生;国有企业若存在"外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便几乎一定会产生。"外部人控制"产生的必要前提是国有企业泛化为公共物品,而国有企业泛化为公共物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包括存在可供寻租的租金、存在制度性的寻租通道、存在租金和信息的传递系统。国有企业外部人控制具有极大的危害,主要表现为降低企业家的生产性努力水平和使得企业家行为寻租化。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进行产权改革,使产权得到清晰界定并得到有效保护,同时不会出现事后寻租的现象。     

基于博弈理论的建设领域寻租治理探讨

建设领域是腐败案件的高发区,近年来查处的发生在工程承发包、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物资采购等环节的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通过分析我国建设领域权力寻租的特点,探究寻租现象背后的根源,建立了建设领域经济体制改革的合作博弈模型,提出寻租治理的策略,为建设领域寻租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国有企业外部人控制:一个寻租视角

国有企业的公共物品性导致国有企业蜕变为一个多重寻租网络.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外部控制人,借助政企不分、个人权力的无约束和责任体系弱化、多层委托与多重代理等体制性弊病的掩饰,与国有企业代理人合谋寻租,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应运而生.可以说,国有企业若不存在"外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几乎不可能产生;国有企业若存在"外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便几乎一定会产生."外部人控制"产生的必要前提是国有企业泛化为公共物品,而国有企业泛化为公共物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包括存在可供寻租的租金、存在制度性的寻租通道、存在租金和信息的传递系统.国有企业外部人控制具有极大的危害,主要表现为降低企业家的生产性努力水平和使得企业家行为寻租化.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进行产权改革,使产权得到清晰界定并得到有效保护,同时不会出现事后寻租的现象.     

寻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中国信息产业上市公司

运用2010—2015年中国信息产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寻租支出对其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寻租支出与其研发投入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寻租支出能够提升其研发投入。在探究企业寻租支出对其研发投入的影响渠道时发现,非国有企业通过寻租支出获取政府补贴,进而提升其研发投入。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寻租理论的新发展

寻租理论把租金的范围定义在政治领域。政府拥有某些政治特权,可以创造和保护租金,从而增加人们的决策选择。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人们会选择＂寻租＂方式来增加收益。正是由于＂寻租＂,遏制了市场经济发挥作用。同时,寻租活动也浪费了本应用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资源。在上述思想的指引下,寻租理论的发展出现两大分支：一是规范寻租理论,试图说明和估算寻租活动给经济带来的成本;二是实证寻租理论,试图解释社会中人为制造的租金来源。寻租被应用于很多研究领域,但是也许是由于寻租理论本身存有缺陷,或者其他原因,寻租理论在中国并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     

风险的特征与租金的消散

寻租理论的进展为揭示寻租现象的本质提供了有意义的工具,但是,传统的寻租理论对寻租活动的成本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探讨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从风险中性与风险厌恶条件下的租金消散程度的比较分析中,不仅更深入地考察了寻租活动对社会经济影响,而且,使得人们对寻租现象的看法更为客观,更加科学,对以寻租为特征的腐败预防具有一定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反腐是刚性需求

腐败的最可怕之处在于，它能瓦解一个国家的效率。因为腐败这种非产出性的寻租行为，与产出性活动争夺资源，形成资源的扭曲性分配。造成稀缺资源的低效率与不公正分配。公共资源浪费、流失。     

寻租对政府官员激励机制的扭曲及规制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租金以及寻租活动的客观存在造成政府官员与寻租人的合谋及政府官员的设租与榨租,从而扭曲了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出现寻租性腐败行为。政府官员进行设租或榨租行为,既有制度本身不完善的原因,又受到自身有限理性的制约。因此,应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方面进行规制,减少政府干预,把政府干预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规范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范畴之内,控制在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合理边界上。     

寻租、分配关系失衡及其矫正对策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分配不公现象日益严峻,这与寻租形成的行政垄断、腐败及权力资本化密不可分。改变寻租导致的分配关系失衡现状必须找到寻租的根源,加强对公权力的制度约束是解决寻租的根本之策,只有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公问题。     

寻租行为对社会福利的损失分析

本文从塔洛克对寻租的经典定义出发,对寻租行为的成本进行分析,指出寻租行为的成本不仅是寻租者私人成本,更多的则是需整个社会来承担的社会成本,并对这些成本对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失进行了分析。     

寻租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自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经济学家日益重视现代经济学的寻租理论， 并用这一理论分析我国的腐败现象， 从而在寻租的基本性质、社会条件、社会后果形成许多共识。本文拟从人们普遍认同的理论基础概念， 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寻租形成的经济基础， 寻求遏制寻租的有效途径。     

腐败的经济解释

本文在对“腐败”定义的基础上，运用“经济人行为假设”、“成本—收益”和“寻租理论”等经济理论工具，对腐败行为的产生进行剖析，探讨了中国当前存在大量腐败现象的经济和社会根源。进而得出不完善制度导致的经济运行的非效率是导致腐败行为产生的最根本源泉，并对腐败治理进行理论分析和建议。指出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是遏止腐败行为的有力杠杆，但最根本的措施是推进体制的改革和民主制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