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与区域工业的和谐快速发展——基于1995～2004年28个省市大中型工业的非参数生产前沿分析

文章采用Malmquist指数和DEA技术,研究中国28个省市地区大中型工业增长的动力以及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分析发现在1995~2004年期间:(1)整体而言,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已经成为中国大中型工业快速增长的核心动力,特别是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的改善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日渐突出,相反,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弱;(2)地区之间发展的差距依然显著,但无论是人均产出还是增长速度,地区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3)随着中国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TFP对缩小地区间工业发展差距的作用越显突出,资本要素的作用并不明显;(4)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四大因素:竞争、全球化和外商投资、民营化改革,以及经济扩张期。因此,文章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成为区域经济和谐快速发展的中坚力量。     

东中西部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形成比较

文章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资本投入分布、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 ,得出资本投入贡献的差距是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根本原因。对 2 0 0 0年各地区资本生产率的计算得知 ,东部地区资本投入已趋向饱和 ,中部地区资本生产率较高 ,西部地区资本积累不足 ,生产率较低。     

碳排放和能源消费约束下的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研究——基于扩展的索洛模型分析

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考虑非期望产出CO2排放增加的约束问题.笔者估算出中国1978年～2008年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约束下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对索洛模型进行扩展,得到能源消费、C02排放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及大小.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是高能耗和大量的资本投入,其代价是CO2的高排放;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整体正向作用不大;CO2排放作为环境成本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变迁：2000—2019

厘清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培育和壮大发展新动能,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基于行业视角的增长核算框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分析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8.99%,三次产业的增长贡献占比分别为4.63%、46.32%和49.05%,其中又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从要素贡献视角看,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占比分别为60.52%、15.17%和24.31%,资本（尤其是传统资本）驱动型增长模式面临资本投入和资本贡献双重下降的挑战,劳动投入质量提升有望提高劳动要素的增长贡献。伴随着新旧动能转换和数字化转型的快速推进,资本要素中新型资本规模不断扩大,数字经济与新经济相关行业产出快速增长但TFP增长相对有限。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变革,应进一步挖掘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增长潜力,大力提升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巩固深化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持续壮大新经济产业规模。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79—2009年

本文首先利用索洛残差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随后从制度变迁、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三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进行定量考察。分析表明:(1)技术引进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2)1994年以后中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从推动资本、劳动增长转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来。(3)虽然改革开放以来R&D经费投入增长迅速,但这些R&D投入只是大大增加了中国技术知识存量,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与资本投入

运用索罗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通过实证检验197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动,定量分析改革开放进程中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笔者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属于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近年还呈现下降趋势。今后,我们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效率型经济增长。     

中美生产率比较

<正> 一、1952—1979年中美生产率的比较从经济学意义讲,经济增长来源于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目前尚缺乏更有效的方法来度量技术进步作用的情况下,一般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等价于技术进步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生产函数理论中被定义为产出增长率与各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加权和的差。我们采用美国哈佛大学乔根森(D.W.Jorgeusou)教授提供的方法论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1952—199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变化进行了测算。我们对中国总量生产函数取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即产出是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时间的超越对数型函数。因此本文给出的有关增长率或指数均系超越对数型。美国方面的数据则来自于乔根     

新疆资本要素投入效率与投资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了新疆1978年-2010年的边际资本生产率情况，并在新疆资本生产率的基础上分析了新疆资本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效率。另外，本文还利用投资对新疆GDP回归拟合系数来度量新疆投资效率。通过分析表明，新疆的资本要素投入效率和投资效率较低，经济呈粗放型发展。     

国际资本流入是否提升了中国经济增长效率

现有文献倾向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的流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一是因为国际资本的流入可以被视为是接受国的资本和技术的"净增加",它直接参与接受国的国内资本形成,二是因为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国际资本的流入具有技术"溢出效应"。然而这两方面都没有得到中国现实数据的较好支持。对中国工业企业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作进一步的Malmquist指数分解可以发现,工业企业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主要来自于规模效率,而非来自于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平行发展仅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长拉动了国际资本的流入。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研究

中国全要素贡献率在1992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步回落的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广泛争论。本文通过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后发现，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全要素的贡献率较低且波动大。本文认为，制度变迁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而技术进步只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部分。真正引发1992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在于之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效益递减和实质性改革的停滞不前。因而，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改革的深层次推进。此外，工业化和城市化仍是维持现阶段持续增长的有效手段。     

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看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波动增长期,90年代的稳定发展期和2000年以后的下降恢复期.就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说,资本投入的贡献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平均占到46.90%;劳动投入的贡献较为稳定,但水平相对较低,只有17.36%;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平均维持在35.75%的水平.因此,从整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仍然没有摆脱效率较低的粗放型增长,但其趋势是向着集约型增长发展.     

要素投入与制度红利:未来十年印度经济的增长前景

过去二十年里,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引人瞩目。未来这一增长势头能否持续?本文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和经济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等方面分析了未来十年印度经济增长拥有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笔者认为,伴随资本和劳动力的加大投入,特别是进一步经济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未来十年印度经济可望持续快速增长。     

基于三维空间模型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这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推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增长模式会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和产能过剩,难以继续支撑我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本文构建了由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构成的三维空间模型,并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加资本投入数量、提高资本投资效率,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对策。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并找到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依据,从中发现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资本投资面临的约束条件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不高使得中国今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建议。     

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

新增长经济学关于各种变量因素估计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实际经历经济快速增长之前，早已对这种快速增长寄予厚望。中国不处在热带地区，不属于内陆国，自然资源也不富裕，但是，中国是一个教育水平非常高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历过一段短时期的快速增长，然而，这种增长只是长期战乱后的经济恢复而已。直到1978年以后。中国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之后，持续的快速增长的时代才到来。经济开放带来经济增长的事实在跨国研究的发现中也得到了印证。但是，在中国，并非所有与GDP的高速增长相关的因素都很完美。比如，在法律规则的制度建设方面。中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然而，1978年后，经济政策的改变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而较高的全要素增长率和GDP的增长又反过来加速了资本的形成。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一个道理：经济开放政策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

新增长经济学关于各种变量因素估计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实际经历经济快速增长之前,早已对这种快速增长寄予厚望.中国不处在热带地区,不属于内陆国,自然资源也不富裕,但是,中国是一个教育水平非常高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历过一段短时期的快速增长,然而,这种增长只是长期战乱后的经济恢复而已.直到1978年以后,中国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之后,持续的快速增长的时代才到来.经济开放带来经济增长的事实在跨国研究的发现中也得到了印证.但是,在中国,并非所有与GDP的高速增长相关的因素都很完美.比如,在法律规则的制度建设方面,中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然而,1978年后,经济政策的改变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而较高的全要素增长率和GDP的增长又反过来加速了资本的形成.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一个道理:经济开放政策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重新估算1978～2011年中国30个省区市资本、劳动与实际产出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了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各省区市各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各年度资本与劳动要素份额等变量及其变化情况,并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各阶段TFP增长及其子项目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TF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及经济波动的相关性。研究发现,1979～2011年期间,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恶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抑制作用,技术进步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中、西部相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相对东部地区的持续恶化,是导致中、西部与东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大,许多地区的TFP增长率甚至绝对水平下降,特别是纯技术效率恶化,经济增长日益依靠不断扩大的资本投入。TFP增长的波动与GDP的波动高度相关。而TFP增长的长期趋势与资本增长率的长期趋互补,分别与GDP的长期趋势即潜在增长率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由于2008年以来,许多省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只有不断通过制度改革、技术研发等方式提升技术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升TFP增长水平,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效率研究:1978-2000

利用索洛模型法估算出我国1978-201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动因作简要分析,以考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效率。分析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卓有成效,技术进步效率为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其在总产出中的贡献率为32。96%,仅次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劳动投入贡献率高。另外,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适中,这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较为适应,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     

基于“索洛余值法”测算湖北TFP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在当前市场体制下,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逐渐由资本、劳动等物质要素转向以技术为代表的综合要素生产率（TFP）因素,资本与劳动之外的综合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成为判定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指标之一,特别是中国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Point）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综合要素生产率取代投入成为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湖北省近年来相关经济数据,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计算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终就如何进一步提高湖北省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提出相关建议。     

国家意愿与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基于陕西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一简单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政府主导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其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所依赖的是资本要素的投入特别是政府投资的增加,而非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这意味着,继续维持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将难以为继,而且对于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的发育以及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将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