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异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微观调查数据,基于性别和院校层次视角对大学毕业生工资决定方程进行估计,并对性别工资差异进行分解。计量回归结果显示,大学生教育收益率与院校层次呈正相关,同一院校层次中男大学生教育收益率高于女大学生。工资差异分解表明,性别工资差异与院校层次呈负相关,院校层次越低,性别工资差异越大;在总差异中,市场歧视部分远高于禀赋特征差异,性别歧视现象严重,分解项中受教育年限差异是造成男女大学毕业生工资差异和市场歧视的重要因素,且工作经验对于男大专生更重要,政治面貌对于女大学生更关键。     

我国居民工资的所有制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1989～2009年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数据(CHNS)比较了不同所有制部门的就业选择和工资差异。研究发现国有、私营、集体和外资部门工资决定机制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即教育的回报率在国有和外资部门较高,而经验的回报率在私营和集体部门较高;高教育水平的人更愿意在国有部门工作。分位数回归发现国有部门教育的边际回报率随着收入的提高而逐渐降低,但私营部门教育的边际回报率却逐渐升高。本文进一步对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工资差异进行了分解,揭示了国有部门的工资优势来源于特征差异和系数差异。     

中国酒店业员工岗位性别差异对薪酬的影响研究

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和,女性凭借性别优势大量进入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提高了女性的整体就业率.在女性员工比例整体高于男性的服务业中,女性员工在岗位分配和薪酬水平上是否享有与男性员工同等的待遇还需实证检验.本研究依据人力资本理论和雇主歧视理论提出假设,通过对广东5家五星级酒店在岗的1233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探究高星级酒店员工在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岗位级别和薪酬水平上的性别差异,并进一步探究岗位级别变量在员工性别差异、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三因素与薪酬水平之间的关系中潜在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在酒店业员工性别差异与薪酬水平关系中岗位级别起完全中介作用,即中国酒店业男女员工同岗同酬,不存在薪酬歧视,但存在明显的职业歧视,具体表现为岗位级别越高则薪酬越高,而女性员工主要集中在基层岗位,在中高层岗位所占比例明显少于男性,从而导致女性平均薪酬低于男性员工;酒店基层服务员、主管及部门副经理岗位的女性员工工作经验比男性员工丰富,但晋升为中基层管理者难度更大.受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影响,酒店内部存在部门岗位分割,女性员工较少在保安部、厨房及工程部门工作;酒店基层及中层女性管理者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同等岗位级别的男性管理者, "前市场歧视"不明显.总而言之,职业歧视和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能有效解释酒店业员工在岗位选择、薪酬水平和职业发展的差异.     

高校教师与企业部门、政府事业部门的工资差异解析——以福建省为例

本文考察高校教师与企业部门、政府事业部门的工资差异.从结果看,高校教师与企业部门、政府事业部门的工资差异中,人力资本的禀赋差异为正值,系数差异为负数,人力资本的价值没有得到合理的回报.市场风险在企业部门中没有得到合理的回报,通过虚拟合理的市场风险回归系数,重新分解了高校教师与企业部门、政府事业部门工资差异中市场风险的禀赋差异和系数差异.高校教师与企业部门、政府事业部门其他因素工资差异均为正值.通过进一步整合,发现高校教师与其他部门人力资本系数差异存在补偿缺口.高校教师的工资可以考虑增幅在30%～55%之间,但考虑不同市场风险差别,工资增幅比例可以适度降低.     

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反应程度的不确定性分析

本文试图通过分别探讨国有单位和其他单位两个部门中影响工资对劳动力供求缺口做出调整的因素来研究工资对劳动力供求缺口反应程度的规律性趋势,进而推断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反应程度的规律性趋势。研究表明,国有单位的工资调整将受到计划和市场因素共同影响,并且计划性因素要占到主导作用从而使得该部门的工资调整趋于粘性,同时其他单位的工资调整将受到工人与厂商对经济周期长度和波动幅度预期的影响,这两方面预期因素再通过生产函数与工资成本加成定价原则影响到菲利普斯曲线的中通胀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应谨慎行事。     

劳动力市场、效率工资博弈模型及其经济效用分析

本文分析了效率工资的索洛模型和Shapiro-Stiglitz模型存在的局限性,认为由于工资合约具有非完备性特点,通过工资合约对员工进行完全激励是困难的;基于重复博弈理论构建了同时考虑内外部劳动力市场要求的效率工资模型,运用博弈理论分析了企业和员工在效率工资博弈过程中的行为和策略,阐述了效率工资的经济效用,尤其是具有的"事前激励"和"事后激励"两种效率价值;揭示了该模型比均衡效率工资模型具有的更为丰富的经济内涵,认为效率工资需要与其他激励机制相互补充才能实现其激励目的.     

城市规模扩大了城市内部技能工资差距吗? ——基于CHIP2013微观数据

集聚经济影响不同规模城市间收入差距的同时会加剧城市内部劳动力工资收入不平等。本文基于拓展的双层三要素嵌套CES生产函数，构建分析城市规模对技能工资差距影响机制的模型，从劳动力技能溢价的角度对城市规模导致的城市内部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CHIP2013微观数据，实证探讨城市规模是否存在劳动力技能偏好从而影响城市内部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可观测的劳动力个体特征、城市特征以及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后，城市规模对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以及在改变技能划分标准、工资计算方法和城市规模划分方法后，结论依然稳健。本文为中国技能工资差距的扩大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社会救助再就业人群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研究

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对城镇社会救助再就业人群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进行研究。采用OLS的结果表明,一方面,工资差距来自于个体特征尤其是个人人力资本因素,社会救助再就业人群比城镇职工具有更低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工资差距来自于个人人力资本因素的回报系数差异,即特征价格差异或歧视。利用Oaxaca分解、JMP1993分解和DFL分解三种方法的结果显示,个体特征不能解释的部分占总差距的40—60%;同时,在高分位数和低分位数工资层面,歧视和不可观测个性特征对工资的影响程度更大     

户籍歧视与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基于倾向值的匹配分析

中国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居民地位和等级的差异,导致了城镇居民与进城务工农民在劳动中的"同工不同酬"现象,农民工合理的工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基于此,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11年的最新数据,对由户籍差别引起的劳动力工资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城乡劳动力常见的9个就业行业中,仅因户籍的差异,城镇居民比务工农民年工资性收入至少高5000元;在诸如技术工、非技术工和服务业等劳动力就业集中的行业里,户籍差别的作用使得城镇居民比务工农民年工资至少高3000元。因此,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给予务工农民市民化待遇。     

国资委准入管制与国有企业审计质量——基于国有上市公司2007—2015年的数据

通过入围招标、设置中介机构备选库等方式，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国有企业审计市场实施了隐性的准入管制。利用国有上市公司和证券资格所2007—2015年的数据，发现国资委的入围招标并不能实现信息的充分利用，获得国资委准入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简称入围事务所）以业绩配对的操控性应计项目绝对值和非标准审计意见衡量的审计质量，并不显著高于未入围的会计师事务所；然而，同期名牌事务所与非名牌事务所相比却具有显著更高的审计质量，这一质量差异在利用倾向得分配对（PSM）方法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存在。研究发现表明，市场自发形成的审计师声誉是比政府授予的准入资格更可靠的审计质量信号，国资委对于国有企业审计市场的准入管制并未达到预期的政策目的。     

我国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与分解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9年CHNS数据对我国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分位数回归与分解的结果表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教育回报率的差异,随工资分布由低端到高端呈现先升后降趋势,经验—工资线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明显不同,前者为单调递增的线性关系,后者为倒"U"形曲线关系;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主要是由中低端的工资差异引起的;在工资分布中低端和歧视等非市场因素是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在工资分布高端,工资差异主要来自于教育和经验等个人禀赋差异。     

中间投入贸易自由化与劳动力市场中企业市场势力研究

本文从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出发，研究以中间投入进口关税削减为代表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市场势力的影响。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本文构建了企业层面的中间投入进口关税。实证研究表明，中间投入进口关税削减通过成本节约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扩大企业产出规模、增加企业的进口中间投入要素占比和使企业向产业上游移动，从而增强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这一结果对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衡量方式、中间投入进口关税衡量方式、回归样本等都是稳健的。在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应当限制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合谋，提供多元完善的职业培训和完备的公共服务，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竞争性，保障劳动者权益。     

国有股东参股与民营企业扶贫行为

选取2016—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从股权结构出发，探讨国有股东参股是否可以有效激励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国有股东参股可以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的意愿和力度,且国有股东持股比越高，这一效应会越为显著。第二，机制上，国有参股股东可通过为民营企业带来更多政策性资源（如政府补助、债务资源）的路径，改善民营企业的制度歧视地位。而作为回馈，民营企业会主动承担更多的扶贫义务。第三，当民营企业所在地政府扶贫压力越大或民营企业业绩越差、规模越小、越无政府背景，从而其主动引入国有股东的意愿相对越为强烈时，或者引入国有参股股东前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时，国有股东参股提升民营企业扶贫积极性的效果会越为显著。第四，经济后果上，参与扶贫可以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市场绩效。     

精力分配视角下婚姻和生育对性别工资差别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年微观数据,考察“高学历”群体中婚姻、生育对性别收入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使性别工资差异的系数扩大了44％;生育对性别工资差异的贡献度达到12．3％;男性仍具有人力资本投资优势,主要表现在工作时间和工龄上。这表明改变传统的家庭精力分配模式,增加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精力和实践,才能真正改变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异。     

农民工工资的地区差距考察分析

农民工自由流动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使用最新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发现,东部地区农民工工资高于中、西部。影响农民工工资地区差距的因素除了生产率和生活成本等差异外,还包括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当前需要尊重区域发展规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减少劳动力流动障碍。     

当前中国企业家队伍的基本状况

中国企业家队伍的整体文化素质已有大幅度提高，近八成企业家取得了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有关企业家文化程度的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被调查的2，674位厂长经理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占2．4％，高、中专文化程度者占18．l％，大学专科文化程度者占375％，大学本科文化程度者占40．4％，研究生以上文化程度者占1．7％。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过去所做的同类调查结果相比，本次调查的样本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的比重比1993年的612％增加了10．4个百分点，比1985年的462％增加了33．4个百分点。这表明，近十年来，我国企业家队伍的整体文化素质…     

员工需要为在职培训买单吗?——来自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改革的经验证据

人力资本模型是企业培训行为的背后逻辑,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不同于已有文献从最低工资标准对培训的影响这一间接角度切入,文章利用高新技术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比例改革(财税[2015]63号)这一外生冲击,以2012-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政策引起的在职培训增加对员工当期工资的直接影响。研究发现,在职培训的增加伴随着员工当期工资增长的显著减缓,即员工需要为在职培训买单。进一步按照企业所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内部工会实质性作用以及企业所需技能的特殊性,将样本分为工资结构压缩程度高低两组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培训增加导致的员工当期工资减少主要发生在工资结构压缩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文章为不完全竞争市场人力资本模型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对企业在职培训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集体协商制度对制造业一线职工工资的影响效应研究

在供给侧结构改革背景下,人才是实现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关键要素,合理确定工资水平是吸引人才、激励人才的关键,而集体协商被视为破解收入分配困境,构建合作型劳动关系的重要制度安排.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制造业一线职工工资决定机制中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本研究以北京市的制造业为例,分析集体协商制度对北京市制造业企业一线职工的工资的影响效应.以A、B、C三家企业为例分析北京市制造业中纺织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这三个行业中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与行业中没有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在工资决定机制方面存在的差异及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开展集体协商企业的工资增长幅度基本呈一条直线,年度间变动较小,与行业水平的变动幅度相比十分平稳.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是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工资集体协商并没有否定市场在工资决定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工资决定机制的一种具体操作形式,这种形式并不会扭曲劳动力市场价格,反而能够更好的反映各个市场主体间的各种意愿,有利于平抑市场失灵给这一领域带来的问题,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社会地位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基于两部门搜索均衡模型的研究

本文将失业理论的搜索模型与社会地位结合起来考察社会地位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社会地位引入效用函数等价于代表性家庭时间偏好率的降低,利用对数效用函数,得到经济系统均衡状态存在的唯一性。在均衡状态下,更强的社会地位意识意味着更高的储蓄率和资本积累,以及提供更多的社会空闲职位、更高的工资、更高的就业率、更为宽松的劳动力市场和更低的利率。     

农民工工资上涨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研究

据统计，在中国制造业的员工中，农民工的比例是较大的。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农民工的工资在不断上涨，对于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制造业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就此进行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