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统计测度及时空演变趋势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综合指标体系,然后基于2017~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对各个省(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核密度估计法对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的时空演变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阶梯式分布,相邻省(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趋同且集聚情况存在地区差异。对于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中部地区正逐步缩小而西部地区正逐步扩大,同时东、西部乃至全国内部省(区、市)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都在逐年扩大。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时空格局与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经济环境3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域相关数据，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法、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空间收敛模型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格局以及区域差异进行探析。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增长，但区域“数字鸿沟”现象严重，呈现出东、中、西区域梯度式递减特征；省域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演化不变”和“演化退步”两种类型，空间正相关性的省域数量大于空间负相关性的省域数量；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导因素来自于区域间差异，全国与东、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而西部地区在不考虑空间因素下存在绝对β收敛，不存在条件β收敛。     

空间效应视角下数字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合理把握数字经济与FDI的深度融合,对于构建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通过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FDI区位的影响及相应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提升地区FDI吸引力,FDI的引入又能促进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与FDI引入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地区提升FDI吸引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深化了对FDI区位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元协同视角下有调节的中介机制分析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基于多元协同视角,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结论在经过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将“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受到政府环保支持与公众环境关注的正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劳动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揭示了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已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数据，构造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管理效率等途径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处于数字化关注程度高的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不仅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我国在当下推动经济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本文基于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运用基准回归、异质性检验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地区差异,对西部影响最大,中部影响最小,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又受到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因素影响。因此,本文针对不同地区差异分别提出建议,从而促进持续更新发展理念,以创新驱动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为数字经济提供良好环境,以期推动数字经济建设发展。     

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构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引入新型城镇化,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通过进一步的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新型城镇化门槛效应,新型城镇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越大。     

西部地区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及实证研究

构建了西部地区循环经济指标体系的一级、二级指标,确定了各项指标的权重、标准值以及综合评价方法;运用该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西部地区的循环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测算,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且发展不平衡。     

我国经济发达省份能源安全评价——以广东省和福建省为例

以我国东南沿海两个经济发达省份广东和福建为样本,采用动态性评价方法对这两个省份的能源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深入了解该地区能源供给安全的动态性变化趋势,结果发现:福建省的能源安全水平总体高于广东省,但是广东省近年来高度重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能源技术的研发,能源供给水平大大提高。     

中国省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综合评价

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本文运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时序动态综合评价方法,对2002年到2008年期间的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动态综合评价。分析发现,评价期间中国省级区域经济发展整体上呈现出＂东部平稳、中西部跳跃＂的态势。     

基于VAR模型的中国物流业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7年物流业与经济的统计年鉴数据, 从物流业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构建物流业指标体系, 从经济增长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3个维度构建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运用线性加权法构建综合评价指数函数, 分别测算物流业与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数据。基于综合评价数据建立VAR模型,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物流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对物流业的正向影响显著, 经济发展水平是物流业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贡献仍较低, 现阶段中国物流业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物流业总体规模不大, 整体效益未能体现。     

我国科技-经济-生态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度评价——基于灰关联投影寻踪协调度组合评价模型

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本文参考现有文献中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3个维度的相关指标,构建科技-经济-生态系统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灰关联分析法、投影寻踪法和协调度模型,综合评价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经济-生态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5年,我国科技-经济-生态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长率为6.22%,其中,科技创新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95%、5.35%、6.43%。同时,我国科技-经济-生态系统的协调度达到0.992。其中,“十五”～“十二五”时期,我国科技-经济-生态系统的协调度持续提升,分别达到0.8465、0.8466、0.9152。总体来看,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政府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同步提高科技创新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建设水平,有利于进一步提升科技-经济-生态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度。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基于科技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视角北大核心

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科技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复合系统协同创新的机制,构建了协同视角下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我国2011~2020年相关数据,利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度了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水平,并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协同创新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但总体水平相对较低,各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东部地区水平最高,中部和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最差。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提升我国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协同创新协同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     

我国副省级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而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对城市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通过构建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对我国主要副省级城市的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与比较。     

金融危机的负效应与发展县域经济的新契机

文章论述了金融危机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产生的负效应。分别对24个省（区、市）的144个县域单位和湖北省的76个县域单位建立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研究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分析。金融危机使县域经济面对严峻的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调控政策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新契机。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基于AHP和灰色评价的河北省区域经济竞争力差异评价

基于河北省经济年鉴统计数据,选取GDP、地方财政收入、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等指标构成区域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灰色综合评判法对河北省经济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目前河北省的11个地级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竞争力较强的城市位于环京津地区、沿海地区和省会(唐山、石家庄分别位居第一、第二),南北两端的城市经济竞争力水平相对较低。因此,缩小城市间的经济差距、发挥各城市的优势资源是提升河北省整体区域经济竞争力水平的关键,从而实现河北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陕南地区生态旅游业竞争战略分析

文章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陕南地区旅游业的竞争优势进行多面分析.通过分析发现,陕南地区虽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交通便利等优势,并紧跟国家政策,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但由于其发展基础薄弱,导致生态旅游业的发展较为缓慢.文章针对陕南地区生态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优势、劣势、威胁以及机会,为陕南地区生态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影响研究

极端气候变化以及刚性的管理体制加大了中国水危机风险，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却为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了一种可能。本文基于2011～2021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并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且技术进步能正向调节产业结构升级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正向影响最为突出。     

论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路径

本文采用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数据要素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4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为不明显。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基础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关联度最强。考察作用机制发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效路径。大力发展数字化产业,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缩小新质生产力地区差距,成为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政策启示。     

我国电信业地区发展差异的实证研究

我国电信业在整体大发展的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各方面原因，东、中、西部地区的电信业发展水平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在考虑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状况差异的情况下，仍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不均衡性。本文在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电信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对它们之间的发展差异程度进行了测量，并对这种差异的合理性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