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自由贸易协议：特点、趋势与挑战

自由贸易协议(FFAs)在东亚获得了快速发展,对各经济体的影响亦日益深远.FTAs的快速扩张,体现的是东亚经济体战略及目标的多样性,并在各自战略目标驱动下形成了以中日为轮轴,其余经济体为轮辐的“轴辐”格局.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由“外需主导”向“内需驱动”模式的转型,势必会进一步扩大FTAs合作范围,深化合作内容,细化合作条件.未来,面对重叠多变FTAs“面碗效应”带来的挑战,东亚经济体需要进一步实现与WTO规则的融合,尤其是原产地规则的协调.     

东亚区域合作之“锚货币”选择探讨

东亚区域经济的合作与发展存在“锚货币”选择的问题。经济谐动指数分析表明,东亚适宜采用“内部锚”,而不宜采用外部“锚货币”,美元作为域外货币不适宜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锚货币”。日元国际化程度不高,加上日本经济不景气等原因,使得日元难以发挥东亚“锚货币”的作用。而人民币尽管暂时还不能充当东亚的区域主导货币,但中国经济与东亚地区其他经济体经济高度关联并已成为东亚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竞争压力也要大于日本和美国,同时,随着中国汇率制度的逐步改革,人民币在东亚区域内的公信力不断提高。因此,人民币是东亚区域合作中最有潜力的“锚货币”。     

基于实证研究的人民币东亚区域化路径选择

为了从获取中国与东亚区域经济联系的相关性,分别测算了一般贸易联系和贸易强度指数、经济周期指数和经济冲击的对称性。根据结果我们得出结论：1.中国推行人民币区域化战略,与东亚主要经济体展开货币合作,可以优先在韩国、马来西亚、泰国铺开;2.中国与东亚深层次的经济联系尚需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区域化随着进程的不断推进,还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基于中间产品的垂直专业化对中国与东亚贸易逆差影响机制研究

运用贸易收支模型研究了中间产品贸易下的垂直专业化对中国与东亚地区贸易逆差的影响程度。首先对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贸易逆差总体进行了分析;其次根据BEC分类将贸易产品分为初级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并对中国与东亚地区各类产品的贸易逆差进行了描述性对比分析。最后运用1998—2010年中国与东亚地区的相关数据,在Rose(1989)贸易收支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外商直接投资(FDI)、中间产品进口额对中国与东亚地区贸易逆差进行了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得出中国与东亚地区贸易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中间产品进口量)是造成中国对东亚各国的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金融发展对中国贸易失衡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外部金融依赖度、有形资产率两个行业特征指标对中国贸易失衡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在这27个行业中大部分是贸易顺差,这种顺差的变化趋势是向外部金融依赖度高的行业和有形资产率低的行业转移。利用中国行业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可知金融发展会引起中国外部金融依赖度高的行业顺差和形成比较优势,但会引起有形资产率高的行业逆差。本文还利用国别贸易失衡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总体上会引起一国贸易逆差。     

资本流动、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的实证分析——以东亚货币危机为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空前发展,货币危机此起彼伏,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货币更容易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1997年东亚货币危机爆发前,东亚各经济体实行盯住美元的相对固定汇率制.东亚各经济体对日本和美国的特定贸易结构决定了当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度波动时,严格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造成了盯住国家真实汇率的不稳定,继而造成对国际收支的不良影响.国际收支的恶化会破坏投资者对于盯住汇率水平的信心,在资本自由流动背景下,货币投机行为造成了盯住汇率体制的崩溃.因此,资本流动、货币危机和汇率制度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资本流动和汇率制度是货币危机爆发的必要条件.     

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高企研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已过去整整二十载,当时东亚新兴经济体金融体系和货币币值一个接一个崩溃。面对这场风暴,中国却能幸免于难,是因为中国没有放开资本账户,不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而且其金融体系也未完全对外资开放。中国为了维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甚至当其他东亚经济体争先贬值自身货币时,仍不惜动用巨额外汇储备以平复东亚地区的经济波动。时至今日,国际市场以及各研究机构仍时常担心人民币贬值及中国金融体系崩溃。中国私人部门高额储蓄是造成目前非金融部门高企债务的主要原因。由于有限的投资渠道,以及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的减少,高额储蓄只能通过增加国内企业投资来平衡,从而催生了影子银行,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     

东亚走向制度化经济合作:历史回顾与现实指向

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共存和竞争的时代,伴随着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东亚经济的发展正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不仅表现在经济增长潜力方面,也表现在国际政治地位方面.目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正处在从市场力量驱动的自发性阶段向制度化阶段迈进,中国与东盟间自由贸易协定的启动无疑将为东亚地区的多种组织结构开辟新的局面,必将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21世纪能否成为"亚洲的世纪",关键问题就在于能否出现一个较为明晰的东亚区域制度化经济合作的格局.     

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看中国与东盟、美国的不平衡贸易

跨国公司FDI在全球的生产布局极大地促进了国际产品内分工的发展,这可由日益增长的中间产品贸易体现出来.本文在对中国、东盟国家、美国近年来对世界贸易和双边贸易结构析的基础上,确定中国、东盟国家以及美国在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发现在生产网络中从事加工装配的中国和从事零部件生产的东盟国家,虽在价值链中的所处位置没有明显提升,但在不断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同时,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与处在价值链高端主要从事设计与研发环节的美国技术差距在不断缩小.对中国、东盟、美国三方广义商品贸易组成的分析发现,不同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在生产网络中的产品内分工关系是贸易不平衡的根源.如果这种分工格局不改变,中国贸易不平衡在一段时期内还会持续升级,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贸易摩擦.文章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深入分析这种贸易局面对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深远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劳动力市场的共享

中国与东盟建立了“10＋1”自由贸易区，近期内由于产业结构相似度高，会对自由贸易区内各国的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会加大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但从长期来看，双方相似的产业结构形成了共享的劳动力市场，贸易区内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会促进贸易区内各国经济的发展。     

生产国际分割及其对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效应

本文从不同层次行业部门、不同发展水平分组国家角度实证探讨了三种贸易形式下的生产国际分割程度对价值链水平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生产国际分割对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分部门来看,虽然非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国际分割程度小于加工贸易形式的程度,但非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国际分割对价值链位置的提升作用要明显大于加工贸易形式的作用。生产国际分割对价值链位置的提升作用在资本高技术密集型部门最为明显,在一般技术部门次之,劳动资源密集型部门最低。从分组国家来看,非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国际分割对价值链位置的提升作用在发达国家要明显大于其他国家,加工贸易形式的生产国际分割对价值链位置的提升作用在其他国家要稍微大于发达国家。     

欧中贸易逆差中的FDI因素：是否存在逆差转移和贸易替代？

近年来,欧中贸易逆差问题凸显,贸易摩擦加剧。基于自由资本模型,文章从理论和实证视角分析了欧盟、东亚对华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机制,重点讨论欧中贸易逆差是否是东亚对欧盟贸易顺差转移和欧盟对华FDI贸易替代的结果。分析表明,欧中贸易逆差中存在FDI引致的逆差转移和贸易替代效应,且欧盟对华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比东亚对华投资的贸易顺差转移效应更明显。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合理利用外资、协调吸引外资与贸易关系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东亚信息技术产业的区内与区外贸易模式实证分析

东亚IT产业发展的贸易模式有如下特点：第一,东亚IT产业的技术来源于美国。通过承接美国计算机企业的“外包”业务,东亚在IT硬件设备制造领域建立了完整的生产体系。第二,东亚与美国的IT产品贸易主要集中在集成电路与电子部件。反映了美国企业将IT中间产品“外包”到东亚区域以降低生产成本,推动了全球IT产品的国际外包浪潮。第三,东亚区域内贸易模式不同于东亚-美国之间的贸易特征．日本、韩国和东盟通过向我国出口集成电路及其电子零部件获得了巨额的贸易顺差,而我国则将进口的集成电路和电子零部件装配成电子产品出口到美国和世界各地。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典型经济体的比较分析

对代表性中等收入国家（地区）经济特征进行经验分析可以得出：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几乎都经历过经济的长期低迷或徘徊增长相比,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经历了快速增长,且这些国家（地区）资本利用程度、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水平均高于前者。相对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的第一、二产业比重较低,第三产业比重较高。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的货币汇率波动总体较小,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汇率剧烈变动给经济发展以重创。对典型陷入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进程和发展经验进行国际比较,对中国实现稳步经济增长以成功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具有启示意义。     

分权体制下的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1996—2008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测度了国内商品市场的分割度。从财政分权带来市场分割的角度,运用1996—2008年我国分省面板数据,考察了影响市场分割程度的因素。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国有化程度、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会加剧市场分割,而地区之间的技术差异、进口、投资市场化会促进国内市场整合。鉴于中国持续存在的省际市场分割现象,研究了市场分割对于省级经济增长的效应,发现市场分割有利于本地经济增长,并且对经济增长有倒U型的影响。进一步对我国市场分割、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市场分割会加强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     

新兴经济体国家服务创新趋势及取向

近10年来,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还有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总体上保持了比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和美国经济增长率更快的增长速度。突出表现在:新兴经济体国家服务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地位迅速上升,服务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占绝对优势,服务消费、服务业就业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服务创新成为价值增值的主要源泉和提升经济实力的重要途径;服务业成为新技术的重要促进者,服务经济成为国际转移与经济合作核心的内容。无疑,这得益于这些国家服务创新战略的实施、服务创新体系的构筑和发展。文章对上述新兴经济体国家服务创新作了经验总结和特征比较,对创新发展的趋势和取向进行了揭示说明,同时对其普遍存在的问题作了简要分析。     

巴黎恐怖袭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正>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巴黎恐怖袭击虽然是区域政治行为,但是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深层次参与全球的分工与合作,巴黎恐怖袭击也必然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本文参考"9.11"之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分析巴黎恐怖袭击对中国"一带一路"、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当前东亚经济走势的新特点

当前,东亚经济回升明显,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日趋增大,但经济的回升与增长过程也面临着多种问题和风险。同时,东亚经济体的增长态势呈现出显著差异,中国越来越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支柱。伴随着走出衰退、走向回升,东亚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也逐步显现出多层面的新趋向。     

影响我国参与东亚零部件贸易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2000-2012年的我国参与东亚零部件贸易的相关数据,借助引力模型,运用面板模型对影响我国参与东亚区域零部件贸易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国内生产总值、零部件关税税率对我国参与东亚区域零部件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大,而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虚拟变量及两国间的距离对零部件产品贸易的影响不显著.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零部件贸易的发展现状及特点,文章有针对性的从国家和企业两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我国参与东亚零部件贸易的规模及提升在东亚贸易中地位的政策建议.     

东亚产品内分工视角的香港经济转型

在参与东亚产品内分工过程中,香港发挥转口贸易港和自由经济体作用,助推内地参与东亚产品内分工,并成为高度外向型和服务化的城市经济体,同时也积累起对外部市场依赖性强、与内地共同处于产业链低端、技术创新乏力、产业空洞化等诸多问题。面对东亚产品内分工广阔的发展前景和重大机遇,香港应当加强与腹地经济合作,走“粤港澳联动：重点区域率先突破”的转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