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失灵分析

由于农业本身的弱质性特点,农村公共产品的获得非常依赖于政府的有效供给,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十分强烈,但目前在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着严重的政府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供给主体的错位下移以及效率低下等。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主要是由于供给主体的经济人行为,需求主体的弱势地位以及缺乏竞争和内外部监督约束造成的。     

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现状与思考

重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任务.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农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的矛盾.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只能采取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和农村社会需求为主体、以农民满意为标准的原则,适当引入竞争机制,构建政府、非政府组织、农民相互合作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委托一代理关系视角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在乡村社会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下，由于农民作为委托人不能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形成了“供给主导”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体制。这种体制客观上造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和需求的错位。而要想实现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则必须改变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体制，即由“供给主导型”向“需求主导型”转变。     

基于博弈分析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主要是中央政府、基层政府、农民,各级供给主体在具体的公共产品供给时可能会根据自己的预期收益和成本来进行具体的供给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央政府、基层政府、农民之间的博弈过程进行分析,可以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必要的政策建议.     

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再思考——从政府职责划分与支出分配视角的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划分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范围与财力分配，明确农村公共产品由谁（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更具优势和更有效率。本文从阐述公共产品供给基本理论入手，揭示农村公共产品中地方政府的优势地位，认为政府职责划分不清和支出分配错位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重要症结之一，提出应重新界定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事权范围，明确与之相匹配的财力保障，从而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回顾、反思与前瞻--兼论我国公共产品民营化与政府监管改革

回顾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发展历程可见,对公共产品的研究,始于公共产品概念本身,发展到对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争论,延伸至围绕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和监管效果展开的理论思辨与实践探索。不论是基于市场失灵考量的公共产品政府垄断供给模式,还是基于政府失灵考量的公共产品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供给模式,亦或兼顾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建立的公共产品多元互动供给模式。显然,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是一个当原有供给主体产生失灵问题即效率损失之后再对供给主体重新寻找和尝试的被动选择过程,因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不言自明。因此,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标准,强化和完善对供给主体的监管政策,提升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和监管质量,便成为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公共产品理论和政府监管改革下一步研究重点。     

浅谈政府激励机制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模式存在"政府失灵"、农民需求表达机制不畅、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等问题,本文从政府激励机制的角度谈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构建。     

构建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长期以来，我国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实行两套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发展并没有摆脱制度外供给的困境，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需要建立起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由中央、省、地方、农民四位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采取以中央、省两级政府为主导，地方财政适当配套的方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基于公共产品理论视角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保障,关系着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匮乏的有效路径。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及非正式金融的发展都存在不足;农村公共产品融资渠道单一,缺乏多元供给体制;农村信用风险大,缺乏贷款抵押等。因此,需要不断完善农村金融政策,构建多元化农村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推进农村信用制度建设,打造金融财政公共服务新模式,以保障公共服务真正惠及农民。     

农民负担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不合理所引起的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突出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农民减负的关键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其基本思路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实行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主体多元化。     

论“政府调控+农民需求”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的构建

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之弊病的根源在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现有研究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合理供给是将政府决策与农民需求表达联系起来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通过抽样调查认为:农民需求具有狭隘性。因此,即使建立起如上机制也并不一定能高效地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建议构建"政府调控+农民需求"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以期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绩效。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着很多问题,如财政支农结构不合理、供需不平衡、供给主体单一、政府低效率等。为此,必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引入农民的需求表达制度,明确基层政府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职责,拓宽农村公共物品建设的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的供给模式,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建立政府与农民合作共治的管理体制,以保证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西部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优先序研究——来自四川两县的实证分析

合理确定农村公共品供给优先序列是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优先序的确定上,我们应始终以农民需求为主,政府宏观调节为辅,改变传统供给主导型的公共品供给制度,最高程度的减少因供给方的自利性追逐而造成的公共产品供给动力不足和内容扭曲。同时建立有效的农民需求表达和显真机制,只有农民能够充分表达需求意愿,才能真正实现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品供给,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最大化。     

培育与激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有效的政府责任

供给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拓展了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增加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量。但是,由于多元供给主体缺乏培育与激励,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作用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供给缺乏整体效能。在中国诸多供给主体中,政府有着特殊的责任定位。培育和激励供给主体多元有效供给,保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积极性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系与农民权益保护

在“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安排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要。我国农民的税费负担与享受到的公共物品供给极不相称，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没有相同的国民待遇。因此，必须通过改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来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系，以保护农民的公民权益。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框架与实现机制

传统的政府单向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导致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产品的低效或无效供给。基于供给侧视角构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框架,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高效供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鉴于此,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需要从供给侧改革入手进行理论修正与现实检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供给方式的结构优化为着力点,以权责重置、决策优化、方式创新、转移支付等机制创新为路径。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浅析

通过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原因分析,从理论创新、市场经济发展和产品属性角度剖析出农村产品的市场化供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为真正实现农村产品市场化的有效供给,发挥调动各个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农村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供给应该形成一个包括私人主体、非政府组织主体、政府和组织和私人共同提供在内的多元竞争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政府还必须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     

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实证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本文从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角度出发,建立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均衡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问题,发现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主要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性失衡,并提出了提高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建议。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实证调查

农民的幸福指数与基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按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排出的农村居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位次,为基层政府改善其公共服务能力作出了一个有益参考.西部农村应采取措施有效提高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建立参与式的不同层级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制度,降低公共服务的提供成本,通过转变"自上而下"为"自下而上"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来满足农民的实际需要.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变迁——以一座小桥为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内在特征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不能被提供出来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或不完善。本文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真实地再现农村公共产品被提供的历程,用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在农村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中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个人和联合体的行为,推论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变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