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研究:来自新兴经济体银团贷款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面临外部风险冲击因素明显增多,其中以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影响最为突出。为系统评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市场主体融资的影响,利用1989年1月至2019年7月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据以及38个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数据,实证分析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企业融资存在溢出效应,即随着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利率会显著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渠道包括美元贷款和美国银行贷款等,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美元和美国银行贷款路径显著提高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利率,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仅通过美元贷款渠道对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利率产生溢出效应。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的影响

本文基于33个新兴经济体1997-2013年的季度数据,分析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当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成为资本流动的主导因素;而当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利差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危机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相对危机前有所减弱,而且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影响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对直接投资影响较小.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各国政府应当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性,增加政策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避免资本流动的大进大出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冲击.     

全球量化宽松、新兴经济体与国际金融治理

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为了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等带来的巨大冲击,采取了量化宽懂的货币政策,但是却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稳定带来了很大影响,因此新兴经济体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但是新兴经济体的应对政策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量化宽松政策从整体来说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金融危机以及严重的不确定性。虽然没有造成像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那样直接的影响,但是也让新兴经济体面临着持续的金融挑战。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想要避免被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负面情况所影响,就必须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从而保证本国金融体系以及经济体系可以稳定发展。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外溢及其应对研究——基于E11国家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为了遏制高通货膨胀率，美国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频繁调高基准利率，导致大量资本流入美国，使新兴经济体遭受货币贬值与资本外流的风险。本文利用1993-2021年11个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指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外出口、股票交易以及汇率等变量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国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在实体经济渠道和金融渠道对新兴经济体产生明显外溢影响。在当期就会出现大幅度的负向冲击，之后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基于此，中国应加强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研判，以便及时采取对冲性政策，缓冲政策变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坚持推动金融领域制度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和汇率形成机制，有效提升金融领域防范风险的能力；要与新兴经济体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政策联动，共同抵御来自外部的经济冲击。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资本流动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使用1996年2月-2020年1月35个新兴经济体的跨境股票型基金微观数据,实证考察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下降,这一影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更为显著。受国别因素影响,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一国外汇风险暴露水平更高、国际金融一体化风险更大、与美国直接贸易联系更紧密,受到的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显著,更高的利率水平有利于缓解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处于研发密集型行业下游和邮政通讯、金融商业服务等行业下游的经济体影响显著。渠道分析表明,全球投资者对新兴经济体的国别风险情绪变化是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重要传导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主要受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加征关税会显著降低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在金融开放进程中,新兴经济体应防范外部不确定性引发的资本流动剧烈波动风险,保持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稳定。     

汇率预期对房价波动的影响——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

在阐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汇率预期与房价波动间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门限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为门限的条件下,汇率预期对房价波动的传导作用具有明显非对称性特征.在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较高时,汇率预期对房价波动的影响相对更大,且持续时间较长,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况下,影响程度减小且持续时间缩短.结合实证结论从汇率预期作用对房价的影响角度出发,提出不仅要引导市场形成合理的汇率预期,完善国际资本流动监管与投资渠道,还要重视经济调控政策出台的频率和强度对市场主体预期及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     

穿过货币硝烟 看清汇率走势

2015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呈双向波动中整体小幅贬值的趋势,预计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在6.05-6.40之间,波动频率将加大,人民币相对其它货币仍将保持强势. 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处于弱势复苏中,呈错综复杂态势,欧元区经济回升疲弱,日本经济复苏动能减弱,新兴经济体走势分化加剧,美国经济确定性复苏,其量化宽松政策正式退出,加息也有望在20 1 5年实施.另外,全球资金重新流动,美元汇率快速升值,欧日以及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竞相贬值,致使货币战争硝烟弥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改过去单边升值的态势,双向波动加剧,同时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呈上行态势.2015年人民币汇率将何去何从,需评估内外形势变化,才能穿过货币战争弥漫的硝烟,看清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     

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人民币汇改以及国际化的推进,本文探讨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影响。本文选取2005年8月至2023年6月的中美EPU指数与人民币汇率数据,基于时变视角的VAR模型,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与中美EPU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金融风险、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时,美国EPU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骤升;第二,中国EPU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呈现短期显著、长期同步现象;第三,汇改后中美EPU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强度更大。结合当前经济环境看,本文认为降低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外汇市场和经济稳定的冲击尤为重要。     

新货币战争

"汇率战争已经爆发",自9月27日巴西财长此番言论见诸报端,国际汇率领域的角力越发剑拔弩张. 美国以邻为壑,进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拉拢盟友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以及日本、韩国等国亦竞相干预本国汇率,全球金融市场再度震荡.     

我国对外经贸低速增长态势及应对策略

2011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普遍低于预期,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在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日本大地震、汇率波动、政治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下,2012年一季度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速创2009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新低。从2011年开始出口增速在逐渐下滑,由年     

G20国家差异化金融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传导研究

本文基于动态模型选择—时变参数—因子扩展的向量自回归模型(DMS-TVP-FAVAR)构建金融条件指数(FCI),度量G20主要成员国的金融状况,进而建立以FCI为转移变量,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以及经济增长等货币政策工具变量与目标变量在内的面板平滑转移回归模型(PSTR),以研究G20成员国及其中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G20国家中的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波动幅度比新兴经济体更大;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不仅在不同金融状况下表现出非对称性,也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表现出异质性;当金融状况低迷时,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数量型货币政策均对产出表现为正向冲击,同时,新兴经济体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远高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发达国家表现为正向冲击,在新兴经济体表现为负向影响;当金融状况一般时,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估计系数更易平滑转移,说明此时货币政策调控具有不确定性;当金融状况良好时,发达国家数量型货币政策产生负向影响而新兴经济体表现为正向影响,表明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存在差异性。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在现代经济中,一国的汇率波动往往会给本国的进出口贸易带来影响。本文在回顾前人对汇率波动和进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收集了2001年到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以及检验,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存在着显著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更大的影响。最后,根据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有效控制汇率波动,才能保持贸易收支的相对稳定。     

新兴经济体本币升值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五个新兴经济体(中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香港)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实际有效汇率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实际有效汇率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并且,不同国家(地区)在本币升值过程中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     

经济波动与汇率变化浅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对外的开放程度越高对外的侬赖性就越大.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且存在较大差异性,汇率的波动将直接影响到各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安全,频繁的汇率变化特别是对新兴的经济体国家带来很大的不安定因素,甚至产生危害严重的金融危机.本文对近几年来国际国内经济波动与汇率变化的关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预测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对汇率波动产生的原因作个积极有益的探讨.     

人民币汇率政策对我国资本流出影响的研究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发展,我国境外投资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同时,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给我国资本的正常流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基于此,本文定量地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变化对本国FDI资本流出的影响机制,得到人民币汇率与资本所有者兑换他国资本的比例及工资率、劳动生产半之间的数量关系;定性地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变化对本国非FDI资本流出的影响机制,得到人民币汇率与本国QDII之间的关系.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分析及其政策意义

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随着我国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变化,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趋势和波动幅度日益增加。2012年4月16日,人民币汇率波幅扩大政策也正式实施。本文通过对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现状分析及其影响研究,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     

外部经济冲击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研究

本文从贸易和金融渠道对我国受到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外部冲击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估,并借助GVAR(Global Vector Auto-Regressive)模型方法,考虑了世界各国的交互影响来分析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经济波动对中国进出口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内的新兴经济市场对我国影响更为显著,韩国、印度、中国香港发生宏观经济波动时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可能造成较大的影响。基本上,中国对外贸易对韩国遭受冲击后的反应快且大,但受影响时间较短,人民币汇率波动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发挥了一定作用。中国和印度贸易合作关系大于竞争关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人民币汇率的动态溢出效应

本文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溢出关系,检验结果显示,1997年1月至2014年9月,中国、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四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溢出效应,且体现为人民币汇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净溢出;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溢出效应占人民币汇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溢出效应的一半以上;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中,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净溢出国。人民币收益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溢出结果显示,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收益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之间的相互溢出效应均较汇率制度改革前有所提高,而在外部经济出现不利因素冲击时,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收益率的溢出效应显著加强。     

汇率传递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本文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增大与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是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一个两难抉择,汇率政策的调整应以经济增长目标为依据,重点考虑汇率传递的经济增长效应。汇率波动传递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汇率波动以价格和利率为媒介可以形成直接传递效应和间接传递效应,并最终影响宏观经济增长。若以利率媒介为着眼点,汇率波动的传递机制可以用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来描述,并通过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测度的构造来描述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指导汇率政策的优化与调整。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测度对于我国汇率传递经济增长效应的描述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国际资本流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系统性风险是评估国际资本流动影响一国金融系统稳定的核心概念。本文选取53个样本经济体2000—2018年的季度数据，考察净资本流入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系，并从资本流动构成和经济体发展水平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金融发展程度以及资本管制、汇率制度、宏观审慎政策等如何影响净资本流入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系。面板回归结果表明，净资本流入对银行信贷和住房价格具有显著推升作用，并且因资本流动构成和经济体发展水平而有所差异。拓展研究结果显示，对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经济体，资本流动对系统性风险的推动作用较弱；资本管制、弹性汇率制度和宏观审慎政策等可以抑制资本流动引起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关政策措施效果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