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然保护区土地权属法律制度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的自然保护区土地权属法律制度,片面强调自然保护的一面,而漠视了土地经济功能的发挥和自然保护区土地的财产属性。政府因财政负担能力有限,将土地经营管理权授予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意味着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可以利用行政管理权、土地经营权集于一身的便利,追逐土地利益。法律所追求的自然保护目标难以实现,而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益并未服务于解决社区贫困问题,造成了社区与政府之间长期的利益冲突。     

社区主导的自然保护

过去的30年,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进行了种种尝试和不懈的努力,世界范围内已经建立的、数量可观的、政府主导的自然保护区可以为证。但这些政府主导的保护实践似乎并没有能够有效地保护自然资源并遏制贫困,反而在增加政府预算和成本的同时,导致当地社区发展的空间与机会受到限制,返贫现象严重,社区与保护区的冲突增加。从社区的立场出发,分析了以社区为主导的自然保护的概念、表现形式和存在的原因,并建议在自然保护的立法方面肯定社区保护组织的法律地位,鼓励其发展并将其纳入正规的保护系统中珍视。     

转型期中国农村区域贫困原因新探

目前人们主要从经济、能力和权利三方面来定义和衡量贫困。在人们对贫困成因的阐释中,个人、社会和自然因素是各有侧重。本文从文化视角,遵循文化——制度——经济的思路,尝试用整合的方法来探究转型期中国农村区域贫困发生的机理,从而为反贫困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我国林业系统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分析与对策

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重要自然基础，林业系统占了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绝大多数。本文对林业系统内湿地类型的自然保护区的类别、级别、区域和面积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滇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问题与对策——以富源县古敢乡补掌村水族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历史、自然等方面的制约,发展相对滞后,贫困分布面广、程度深.对滇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特别是古敢乡补掌村水族地区来说,地理位置偏僻,社会事业水平低,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落后的现实,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思想观念、产业结构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内外部力量进行扶贫、加大科技教育扶贫力度、培育区域优势产业等扶贫开发对策.     

喀斯特环境与贫困类型划分

以贵州省为主的南方喀斯特山地地区是我国五大典型脆弱生态区和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其脆弱的喀斯特环境与贫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本文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分析喀斯特环境与贫困的关系,并根据与贫困关系密切的喀斯特环境问题,把喀斯特环境的贫困类型划分为:喀斯特石漠化、水资源缺乏、自然保护与生存冲突、环境污染、自然灾害贫困型。同时,在环境的背景下提出解决贫困的对策:调整产业结构、倡导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扶贫工作、建立和完善环境补偿机制、加强社区对环境的监测和多部门的共同合作。     

我国自然保护区社区管理成效评价

开展社区管理成效评价是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效评价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利用问卷调查,选取社区关系、协调措施、社区参与性和社区共管4个指标,评估我国自然保护区社区管理成效,分析自然保护区社区管理成效的地域差异和级别特征,结合相关社会经济数据,进一步探讨了管理因素、社区人口密度和经济水平对自然保护区社区管理成效的影响,提出加强我国自然保护区社区管理的相关建议。     

自然保护区加剧了周边社区农户生计风险吗?——以四川省、陕西省17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为例

准确评估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周边社区农户生计水平风险的影响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对于提高我国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效果以及保障周边社区农户生计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陕西和四川2个省17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941户周边社区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似不相关回归模型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综合评估自然保护区建立对农户生计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1)自然保护区的设置使周边社区农户自然风险和政策风险分别增加了4.2%和3.1%,对人口风险和经济风险影响不显著。具体而言,自然保护区的设置使周边社区农户野生动物致害风险增加7.3%,土地被占风险增加了4.4%,资源利用受限风险增加了7.1%,移民搬迁风险增加了2.3%,失业及未找到工作风险增加了6.3%,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基准模型结论可靠。(2)自然保护区的设置显著增加了周边社区贫困农户的自然风险和政策风险,分别为6.3%和3.7%,而对富裕的农户生计风险的影响不显著。(3)相较于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周边社区农户政策风险的影响更大,分别为17.6%和8.3%。提出建议:一是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区补偿政策,对自然保护区内的社区实行以国家为补偿主体的"生态补偿"制度;二是鼓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开展特色种植、养殖业,参与生态旅游等非农产业,帮助农户实现生计转型,减轻其对自然资源依赖利用的压力。文章采用多种方法综合评估自然保护区影响,同时分析了影响的异质性,具有一定创新性。     

楚雄州扶贫开发工作探析

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贫困落后现象的总称，是指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贫困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如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生存型和发展型贫困，区域型贫困和个体型贫困，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和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发生了深刻的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     

神农架探索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

正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湖北省神农架林区西南部,成立于1982年,1986年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近年来,神农架生物圈保护区遵循"保护就是发展绿色就是财富文明就是优势"的理念,以推进自然保护与生态旅游共融带动区域发展创新模式,实现了由静态保护向动态保护,科学保护的转变,有力支撑了生态旅游事业,为实现保护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自然保护筑牢生态旅游发展基石外部世界对神农架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变幻的过程,神农架历经了从原始封闭,到山门洞开;从林木资源大规模     

非自愿移民致贫机理与减贫路径研究综述

非自愿移民贫困已成为深刻影响家庭生计、社区重建、社会稳定的特殊问题。以制度结构论、文化心理论、网络资源论为分析框架,对非自愿移民致贫根源与脱贫路径的相关成果进行系统归纳和梳理,识别出政策设计及执行、心理调适及融入、资源动员及整合等3项影响移民贫困的关键要素,指出应当构建起政府、移民、社区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贫困治理体系。进一步研究的主要挑战在于非自愿移民贫困的测度困难和治理滞后,因此加强跨学科比较的理论研究和精准化治理的实践探索是未来重点方向。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over the last 40 years: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Over the past 40 years, China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towards its poverty alleviation goals. The rural population under the current poverty line has decreased by 739.9 million. China has contributed to more than 70 per cent of world poverty reduction. To better promote the new anti‐poverty strategy and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summarises the main experiences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over the past 40 years and then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implementing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n the new era. China’s experience with poverty alleviation includes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mproving self‐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of the poor population, encouraging multiple subjects to participat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focusing on innovation and ways to improve poverty alleviation. Although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initiatives have achieved significant successes, there are still several challenges that should be of concern in the coming years, such as the diminishing marginal effect of financial input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esulting negative incentives for the poor to improve their internal motivations and the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markets and social forc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Given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anti‐poverty policies beyond 2020.     

宁夏生态扶贫现状与发展战略研究

我国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的目标和区域间存在高度重叠,需要兼顾减少贫困人口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双重目标。生态扶贫是新时期一种新的可持续扶贫方式,其目的就是通过加强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管理和建设,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扶贫效益,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该文通过分析宁夏生态扶贫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宁夏水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生态移民、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和示范带动五大生态扶贫发展战略。该研究对宁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为其他地区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借鉴。     

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创新与策略深化

我国贫困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人力充沛,全国一半以上贫困乡村都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旅游扶贫是行之有效的科学路径。文章总结了旅游扶贫具有贫困人口参与面广、扶贫效果快、返贫率低、防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突出优势和特点,并根据党中央"三位一体"扶贫格局,在梳理各地扶贫经验和模式的基础上,阐述了旅游扶贫是贫困乡村产业化扶贫的最佳路径和中坚力量,提出了乡村旅游扶贫要强化战略引导,创新机制体制,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带动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该文还重点分析了重庆市乡村旅游扶贫的"旅游+片区开发、旅游+N(农业、文体、商贸等)"模式,认为重庆市实施政府主导、政策引领,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整合资源、立体扶贫,创新机制、多样带动的乡村旅游扶贫成功经验值得推广、学习和借鉴。     

论2020后农村减贫战略与政策:从“扶贫”向“防贫”的转变

中国农村贫困格局的变化在客观上要求调整农村减贫的战略与政策。2020之后农村贫困的治理战略需要由长期以来的"扶贫战略"转向"以防贫为主"的新的贫困治理战略框架。2020之后中国减贫的战略目标将需要从过去长期以来通过制定不同的绝对贫困标准并继而努力超越绝对贫困标准,转变为通过逐步实现城乡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手段来缓解不平等为主要目标。2020后以防贫为主要目标的减贫政策应将现行所有的政策工具进行重新的梳理建立起相互衔接、互不重复、目标明确的新的减贫政策体系。     

森林食品产业减贫的作用机理及效应分析

首先,介绍森林食品产业减贫的作用机理,主要包括解决资源落后与发展滞后的矛盾;促进贫困地区收入增长;注重多方交流互动。其次,将森林食品产业的减贫效应分为社会减贫效应、经济减贫效应、生态减贫效应这3个部分。最后,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品牌宣传;增加产业联动效应;持续带动地区增收等建议,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自然保护区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目的]试图从微观层面农户参与视角分析保护区建立对多维贫困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类似地区改进扶贫政策、创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提供实证支撑。[方法]文章以云南省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为例,基于2019年收集的364份有效问卷,构建“农户参与—生计策略—家庭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二项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1）受访农户贫困发生率超过75%,非参与农户贫困发生率比参与农户高约29%。（2）收入偏低、脆弱性大,信息闭塞,难以获得金融支持是关键致贫因素。（3）农户参与湿地保护显著利于多维减贫,并对收入、生活质量、就业及发展单维度减贫具有显著影响。（4）生计策略多样化和非农化对减贫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24.48%和17.26%。[结论]建议提供多样化生计模式,对参与和非参与农户精准施策,完善保障机制,提高生计能力。     

贵州省县域贫困测度及空间格局分析

[目的]区域贫困识别一直是贫困研究中重点关注的课题。文章通过对贵州省县域贫困度进行等级划分以及空间格局特征分析,可为地方政府实施区域扶贫开发的优先顺序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方法]从自然、社会、经济维度,构建县域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利用SPSS进行因子分析,计算各个县域综合得分,用以测度各县域贫困程度;运用ArcGIS的制图功能,呈现县域贫困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借以分析县域贫困度的地域分异规律;运用ArcGIS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划分县域贫困度等级。[结果](1)贵州省66个贫困县中,综合得分最高的威宁县贫困度最大,综合得分最低的铜仁市碧江区贫困度最轻;(2)县域贫困度可划分为极重度贫困、重度贫困、中度贫困、轻度贫困及轻微贫困5个等级;(3)县域贫困度与区域地貌类型具有一定的空间关联,极重度贫困县及重度贫困县大多分布在省际边界地区。[结论]贵州省县域贫困程度差异较大;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如地貌是贵州县域致贫的重要原因。     

贫困陷阱与贫困循环研究——以贵州麻山地区代化镇为例

自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重视西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但部分地区仍然发展缓慢或者返贫现象突出。该文以贵州省"十二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为背景,着重从贵州麻山地区产业结构单一、收入水平低下、劳动力外流、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等方面分析了贵州麻山地区近几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提出了贫困陷阱,并研究了导致该地区陷入贫困循环陷阱的原因。文章以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为基础,探讨分析了麻山地区存在的4因素贫困循环链,即环境要素制约型贫困陷阱、物质资本因素制约型贫困陷阱、基础设施因素制约型贫困陷阱和人口因素制约型贫困陷阱。文章通过实地调查,结合现有理论基础,提出错综交织的循环链扣是麻山地区难以摆脱贫困的根源。最后,总结了摆脱困境的5条政策性建议。     

情与理的耦合：精准识别的基层实践逻辑与案例分析——以江西省X县实践为例

[目的]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其在运行过程中也衍生出了各种形态,致使精准识别机制在基层执行中的瞄准偏离,即基层干部对政策的变通执行。文章通过政策制度嵌入到农村社会的角度研究精准识别瞄准偏离的原因。[方法]基于江西省X县的实地调研,采用Logistics二元回归模型分析政策变通执行的影响因素。[结果]60岁以上老人数量、家庭人口数量、医疗费用支出、是否因病因灾致贫以及家中是否有残疾与基层干部对政策的变通执行具有相关性,且相对贫困家庭中年迈老人数量越多、医疗费用支出越高,基层干部将其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可能性越大。[结论]基层干部对政策的变通执行也反映了国家行政秩序受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差序格局影响而产生的"情"与"理"的耦合现象。由此该文提出需进一步完善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式以及鼓励地方政府创新精准识别和资金使用机制,以期更好实现精准扶贫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