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贴、企业家信心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2007年-2020年深沪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心理学视角探讨了财政补贴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显著提振了企业家信心、抑制了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过度金融化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深入三者内在的作用机理发现,财政补贴通过提高主业业绩、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激励企业家信心,企业家信心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增加实体资产投资和创新投入,对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进而有效抑制了过度金融化。考虑产权性质、创新依赖性以及财政补贴类型的异质性,发现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中介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非高技术企业中具有显著性,仅有创新类财政补贴通过激励企业家信心显著抑制了过度金融化。本文对优化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信心、动物精神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主要研究了信心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波动。通过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信心能否影响中国经济波动,发现企业家信心能影响宏观经济波动,而消费者信心无法影响宏观经济波动。参照Harrison and Weder(2006)等的做法,将企业家信心分解为基本面信心与动物精神,研究了基本面信心的影响因素,发现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利率与股指对基本面信心影响较大;通过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动物精神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发现动物精神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利率都有显著的短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机制符合总需求冲击的特征。     

宏观经济波动对企业生存绩效的影响研究——以广州市制造业为例

本文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利用1999—2010年广州市新成立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考察了宏观经济波动对企业生存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生存绩效经历了顺周期效应;劳动密集型企业较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面临更高的死亡风险且其对宏观经济波动反应更敏感;内资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生存绩效好于相应外资企业,但其更易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银企信心冲击、经济增长波动与市场信心管理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银行家信心、企业家信心与经济增长波动之间以非对称的方式相互影响,市场信心管理应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之一;非预期的企业家与银行家信心变动能够加剧经济增长波动。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那些激励银行家与企业家信心的政策既要讲究政策力度,又要注重政策的连续性与可持续性。另外,信心调整具有刚性。与企业家信心相比较,银行家信心的衰减速度更快一些。当宏观经济政策同时激励了银行家与企业家信心时,这种不同步的变化可能会增大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     

央行沟通对市场信心的影响研究——基于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视角

央行能够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同时通过货币政策书面沟通影响市场信心的变化。本文以货币政策中介指标为视角，研究央行沟通对市场信心的影响。首先，采用文本分析评估《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量化央行书面沟通的政策语调；然后，通过数据降维算法构建包含宏观经济运行情况、金融业、实体产业、房地产和消费的市场信心综合指数，并采取深度学习算法构建模型预测其走势；最后，分阶段分析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视角下央行沟通对市场信心的影响。本文认为，央行可以通过完善利率走廊调控机制，充分发挥沟通效能，利用央行沟通的信息效应更好地调节市场信心，促进经济稳健发展。     

管理决断权、财务柔性与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以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管理决断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以及CEO变更对管理决断权、财务柔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提升管理层的管理决断权有助于促进创新绩效,而且财务柔性在管理决断权影响创新绩效过程中起不完全中介作用,存在"管理决断权水平高-→财务柔性水平高-→企业创新绩效高"的传导路径;CEO变更会正向调节财务柔性在管理决断权正向影响创新绩效中的中介效应,即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本文深化了管理决断权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对企业在CEO变更条件下建立和推动创新导向、增加研发投资以提升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宏观经济波动与微观企业行为

“经济大气候”的变化一直是经济学家、企业家关系研究的重点,宏观经济波动与微观企业行成为已成为业界主要讨论的主题.一个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不仅会受到内部管理水平的影响,还与宏观经济波动有关.管理水平决定了企业微观行为是否合理科学,而宏观经济波动却影响着微观企业行为目标实现的难易程度.尽管通过提高管理水平、调整发展策略、细化市场、开发新产品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宏观经济波动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能暂时稳定企业的内部小环境,但依旧无法忽视宏观经济波动的存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来自174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据

文章根据2004—2019年中国对174个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和Baker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采用固定面板效应模型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通过引入企业家信心、双边投资协定等变量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家信心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OFDI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双边投资协定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低、双边贸易规模以及地理邻近关系的非对称效应.     

企业管理团队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管理团队人力资本——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式,利用2009-2011年20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变量方法研究管理团队人力资本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而作用于企业绩效的情况,并对这种中介效应的大小进行了量化。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1)管理团队传记性人力资本与非传记性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性质不同;(2)管理团队传记性人力资本与非传记性人力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影响,影响性质也不同;(3)管理团队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效果只有一部分是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传导的,企业研发投入是管理团队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部分中介变量。     

金融支持对光伏产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

光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而技术创新能力更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的关键所在。本文以29家光伏上市企业2011～2017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索金融支持、技术创新以及企业绩效三者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光伏企业的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在金融支持的三种路径中,银行信贷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从而正向影响企业的绩效。政府补助不利于光伏企业绩效的提升,但是政府补助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进而能部分遮掩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的负面效应。股权融资对光伏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不显著,技术创新也未发挥中介作用。     

银行家和企业家信心与经济增长率波动——兼论市场信心的非对称传递

银行家和企业家信心与经济增长率波动之间以非对称的方式相互影响,非预期的企业家与银行家信心变动能够加剧经济增长率波动,经济增长率波动仅稍微影响企业家和银行家信心,市场信心管理应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之一。激励银行家与企业家信心的政策既要讲究政策力度,又要注重政策的连续性与可持续性;因信心调整具有刚性及银行家信心的衰减速度快于企业家信心,同时激励银行家与企业家信心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金融中介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中介和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企业家精神则是推动企业成长的灵魂.本文利用1999～2010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金融中介发展尤其是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其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异;企业家精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经济增长效应远低于创业精神的经济增长效应;金融中介发展主要通过支持企业家创业活动促进经济增长.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进出口时变效应研究——兼论企业家信心的传导路径

本文首先刻画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家信心和进出口贸易之间关联关系的宏观表象，进一步通过SV-TVP-FAVAR模型量化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进出口贸易效应，并基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双重视角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进出口贸易效应是否存在企业家信心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既有低位盘整趋势，又有突发冲击下的剧烈波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家信心和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反向背离的联动关系。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检验证实，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进出口贸易效应存在企业家信心传导路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大多呈现进出口贸易负向冲击特征，长短期内进出口贸易响应状态存在差异。     

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联性

我们使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货币中介目标中的结构性扰动进行分离和识别。我们分别描述和检验了1993年1月至1997年12月的信贷规模中介目标和1998年1月至2007年12月的货币供给中介目标。通过具体检验发现,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具有显著的关联性,货币政策冲击的作用机制和货币政策效应依赖经济周期的具体阶段,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是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     

中国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行业收益率溢出指数度量股市行业风险,并进一步研究中国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同时引入股息率和利率两个中介渠道深入挖掘其传导机制。我们运用GARCH-in-Mean模型对股市行业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一阶矩和二阶矩相互关系同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行业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水平值和波动率都存在双向影响,对外溢出效应较大的行业起主导作用。此外,股市行业风险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方面,股息率和利率均起到中介渠道作用;宏观经济变量对股市行业风险的影响方面,只是利率起到中介渠道作用。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的传导效应在不同时期差异显著。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刻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对防范系统性风险、防止金融和实体经济“风险共振”以及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具有参考意义。     

中国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行业收益率溢出指数度量股市行业风险,并进一步研究中国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同时引入股息率和利率两个中介渠道深入挖掘其传导机制。我们运用GARCH-in-Mean模型对股市行业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一阶矩和二阶矩相互关系同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行业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水平值和波动率都存在双向影响,对外溢出效应较大的行业起主导作用。此外,股市行业风险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方面,股息率和利率均起到中介渠道作用;宏观经济变量对股市行业风险的影响方面,只是利率起到中介渠道作用。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的传导效应在不同时期差异显著。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刻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对防范系统性风险、防止金融和实体经济“风险共振”以及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具有参考意义。     

金融中介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9--2010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金融中介、企业家精神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金融中介发展尤其是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其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异;企业家精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经济增长效应远低于创业精神的经济增长效应;金融中介发展主要通过支持企业家创业活动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中介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中介和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企业家精神则是推动企业成长的灵魂.本文利用1999-2010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金融中介发展尤其是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其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异;企业家精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经济增长效应远低于创业精神的经济增长效应;金融中介发展主要通过支持企业家创业活动促进经济增长.这些结论对于政策制定者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宏观经济因素、企业家信心与公司融资选择

本文研究经济周期、信贷风险、信贷配给、股市表现和企业家信心对公司融资选择的影响,发现宏观经济上行时,公司的融资偏好为股权—债务,而宏观经济衰退时,公司的融资偏好则调整为债务一股权;信贷配给增加后,股权融资的概率上升;银行不良贷款不影响公司融资选择;企业家对经济前景越有信心,债务融资的可能性就越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不存在单一的股权融资偏好,而且公司融资决策基本符合最优融资顺序理论。     

异质金融中介、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波动

通过构建DSGE模型,探讨包含影子银行在内的金融中介机构、资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金融中介机构自身净值变化通过资产价格和杠杆率向实体经济传播的机制.结果表明:增加金融中介净值比直接放松信贷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作用更大,引入影子银行后的双中介模型对金融部门和宏观经济变量形成放大效应,对影子银行监管的严格程度也会对金融经济变量产生不同影响.因此,决策者需在限制影子银行规模、维持金融稳定和放宽对影子银行监管、促进经济增长之间进行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