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和山区县域聚落空间演变对比分析——以河南省延津县和宝丰县为例

以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平原县(延津县)和山区县(宝丰县)为例,基于1972、1990、2013年聚落斑块数据,运用景观格局指数、统计分析等方法对两县聚落空间演变进行对比分析表明:1两县聚落均呈集聚分布,平原县聚落逐渐趋向随机分布,而山区县集聚趋势逐渐增强。2景观指数显示两县聚落斑块面积占比变动相似,而平均斑块面积平原县明显大于山区县,且增长程度较大;平原县聚落斑块数量、密度均持续减小,而山区县持续变大;平原县最大斑块指数增加明显,而山区县有所下降;聚落邻近程度均在增强,但山区县表现更突出;1990年代前聚落扩展明显快于1990年代后,这一差异在山区县更为明显。3平原县中间位序聚落较多,聚落规模分布趋于集中,各等级规模聚落扩展差异较小;而山区县聚落规模分布趋于分散,中等规模聚落相对较少。4两县聚落扩展均快于人口增长,但1990年代后山区县两者趋于一致;经济发展不能很好地解释两县聚落扩展的差异;地形直接造成两县聚落分布模式和景观指数的不同;交通对平原县聚落的影响较山区更为显著;乡镇点对山区县聚落的影响更为复杂,其辐射带动作用均有待进一步加强。     

山地—丘陵过渡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乡村聚落是乡村地区各种形式的人口居住场所,是乡村人口空间分布的载体。以地跨陇东黄土丘陵区与西秦岭山地的天水市麦积区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GIS与统计分析方法,计算分析了麦积区乡村聚落的景观指数、规模等级及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麦积区乡村聚落斑块面积相差悬殊,中小型聚落占主体;②分布呈现"北密南疏"格局,聚落分布的河流与道路指向性十分明显;③海拔和坡度对聚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海拔1 000—1500m和坡度5°—15°的范围是聚落的密集分布区,聚落随高程和坡度呈显著的正态分布;④乡村聚落的形成、发展及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是乡村聚落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人文社会因素是乡村聚落发展及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及驱动力探测——以环洱海地区为例

以环洱海地区为例，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Voronoi图及基于地理网格的景观格局指数系统分析高原湖泊乡村聚落位置—规模—形态空间分异特征，并引入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探测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洱海西侧的集聚程度高于东侧，密度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西侧、北侧及东北侧，密度较低的聚落主要分布在洱海东侧。(2)网格微观视角从位置—规模—形态刻画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更清晰；聚落位置受洱海湖泊中心辐射作用明显；聚落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出“C型”结构，规模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东侧及南北两侧区域，并呈团块状；聚落形态相对规则，结构不复杂。(3)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驱动因素体现出聚落较强的“人—土—地—水”的共生关系；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的空间分布主要受高程、坡度等自然环境因素和距耕地、水域距离等区位可达性因素的影响，而聚落规模受GDP及人口密度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更明显。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存在协同增强效应，其中，自然环境和区域可达性的交互作用对洱海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特征影响最为突出，区位可达性和社会经济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聚落规模特征协同增强...     

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及格局优化——以七里河区为例

乡村聚落是农户的居住场所,对其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对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实践意义。基于2002年的Landsat 7 ETM和2012年的SPOT 5遥感影像,采用实地访谈法,景观格局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七里河区乡村聚落的时空演变特征、过程、机理及空间格局优化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10年来,全区乡村聚落发展较快,斑块数目增多,平均斑块面积减小,但不同地域发展程度存在明显差异,集镇中心及三条沟谷地带分布逐渐密集,空间上总体呈现"融合—迁移"之演变趋势。2乡村聚落向地形平坦、交通和水系沿线布局的趋向明显,地形梯度在3级以下,距离道路和河流1 000m是乡村聚落发展的主要集聚区,同时乡村聚落的演变受农户耕作半径、中心城市的发展影响较大。3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土地经营方式的转变、农户生计的改变、政策制度的实施等因素是全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力。4结合全区社会经济、人口、自然环境、聚落布局等情况,提出城镇化整理型、集聚发展型和迁移型三种优化空间格局模式。     

乡村工业化地区聚落体系分布及时空演进——基于河南省长垣市、新乡县比较分析

文章聚焦于乡村工业化地区，利用多源空间数据，运用齐夫指数、半径分形维数等方法，对河南省长垣市、新乡县的聚落规模分布、空间结构及中心地系统动态演进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1)长垣市、新乡县聚落体系位序—规模均服从幂次分布规律，但齐夫指数在工业化进程下呈现异质性演化特征，其中长垣市齐夫指数均小于0.8且增长缓慢，表现为大聚落发育不突出，中小聚落居多，新乡县齐夫指数趋近于1，呈现城市规模齐夫指数发育趋势；(2)比较两案例聚落体系齐夫指数变化速率发现，工业化中期阶段是演变速度发生转变时期；(3)聚落体系在空间结构上呈现显著分形特征，但在聚落体系分形特征演化上，长垣市与新乡县表现出由趋同性向趋异性变化；(4)两区域聚落中心地系统动态演进均表现出空间邻近效应并呈多等级中心地结构演进特征；(5)通过案例比较，聚落体系中心地数量关系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逐渐呈现为高级少低级多的“金字塔”结构，部分高等级中心城镇数量逐渐趋近中心地理论市场原则。     

基于GIS的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秦安县为研究对象,以DEM和1998、2008年秦安县遥感数据为数据源,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1998—2008年秦安县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研究表明：①秦安县人口和聚落密度较高,乡村聚落在空间分布上极为分散,空间扩展特征显著;②秦安县不同高程与坡度上分布的聚落斑块,其数量与面积均存在明显的差异,聚落斑块随高程和坡度均呈正态分布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③聚落沿道路与河流集聚分布的趋向十分明显,随着距河流距离的增加,聚落斑块数量迅速减少;④地形等自然条件决定了秦安县乡村聚落的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镇建设、交通条件、政策制度以及传统文化等因素,对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     

平原水乡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规律与格局优化——以湖北公安县为例

以湖北公安县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自相关计量方法,借助Arc GIS10.0和Geoda095i的空间分析功能,重点分析了公安县平原水乡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影响机制与格局优化。结果表明:公安县用地规模较小的聚落分布密度高,用地规模较大的聚落分布密度低,全局与局部Moran指数分析进一步发现了小规模聚落局部集聚明显,大规模聚落集聚不明显。水文、地形、交通等基础地理要素仍是影响平原水乡乡村聚落分布的决定性因素,但人口迁徙、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城乡管理政策等影响因素正深刻冲击聚落格局。研究认为新时期聚落格局的优化需要解决聚落体系结构与布局不适应发展要求以及中心聚落、散居聚落建设不合理的问题,并基于集聚人口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视角提出了集镇社区、中心村和散居村庄的科学布局策略。     

资源型区域乡村聚落规模结构及空间分异动态

山西省孝义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在资源型经济转型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聚落人口规模结构及空间分异发生着较为快速的变化。以该市为实证,基于"五普"、"六普"村级人口统计数据,运用GIS与统计分析方法,对此做了分析。研究表明:1本区域乡村聚落规模结构以中小等级聚落偏多,规模分异程度较大,且在不断提高;2乡村聚落人口规模与老年人口系数、文盲人口比重、外来人口比重之间呈低度相关关系;3乡村聚落人口规模下降趋势明显而聚落斑块、用地面积并未显现出相同的变动趋势;4乡村聚落人口变动表现出较强的地形、交通和中心城区指向,中部资源型边际区聚落人口下降,东部平川区乡村聚落人口增长特征尤为明显,形成全市乡村人口变动最大的区域。     

张掖灌区聚落与水土资源空间耦合关系研究

应用标准差椭圆和邻近距离指数分析模型,对张掖绿洲3个典型灌区的居民点、渠系和水浇地的空间分布模式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渠系、聚落和水浇地空间分布的标准差椭圆均以该要素的重心为中心,存在着高度的空间耦合性,其中渠系是关键的和基础性因素。在沿山独立灌区(新坝灌区):渠系—水浇地空间分布模式基本重合,空间分布走向一致,居民点空间分布模式在西北方向边缘部分略微收缩,说明渠系与水浇地空间耦合性更强。在绿洲边缘灌区(平川灌区):居民点—渠系—水浇地空间分布模式基本重合。在典型的绿洲核心灌区(盈科灌区):渠系、水浇地空间分布模式基本重合,而与居民点存在较大差异,说明水土资源与聚落的空间耦合性较差。从三类灌区总体特征来考察,可以发现,从沿山独立灌区(新坝灌区)到绿洲边缘区灌区(平川灌区)再到绿洲中腹灌区,水浇地、道路和渠系斑块所占比例在逐步提高,说明水、土地开发强度在增大,廊道作用越来越明显;居民点与水浇地、渠系(道路)之间的最邻近距离在缩短,说明居民点与水土资源之间的关系更密切。     

广西乡村聚落空间分异与类型划分

把握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类型特征,可为聚落空间宏观优化布局提供方向和指导。文章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景观格局指数、聚类分析等研究手段与技术方法,定量分析了广西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划分了乡村聚落的类型。结果表明：(1)广西乡村聚落规模普遍偏小,其空间分布呈中南部“热”东北部“冷”的格局;(2)乡村聚落的密度分布在空间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的态势;(3)聚落规模和密度分布具有低海拔、缓坡、水热条件适宜的空间指向性,并伴随耕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不同等级社会经济要素下聚落规模与密度差异显著;(4)乡村聚落总体呈现东南半壁形状复杂、破碎化程度高,西北半壁形状相对规整、破碎化程度低的特点,桂东、桂北样带复杂多样,桂中样带相对简单;(5)基于指标体系构建,将广西乡村聚落划分为6个一级区、17个二级区,并归纳了各类型区的地域特征,以期为区域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提供参考。     

社会经济因素对乡村聚落区位影响的适宜性评价分析——以云南环洱海地区为例

以云南环洱海乡村聚落为研究区域,利用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和统计功能,对不同社会经济因素对乡村聚落的区位适宜性等级和分值进行测度,得出以下结论:全区乡村聚落区位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较为明显,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稀少且交通便利的中小型聚落为该区聚落的主体,中心城区影响力在南部聚落区位选择中所发挥的作用远大于北部,城镇用地对聚落布局区位的影响随着与中心城镇间距离的增加而明显下降;多数聚落的区位条件相对较差,南部聚落的区位适宜性分值整体高于北部。根据测度结果,将乡村聚落优化模式分为城镇转化型、优先发展型、特色发展型、引导发展型及弃迁型等5种。     

基于村镇空间“物—场”模型的乡村聚落布局优化研究

科学确定乡村聚落布局优化类型,利于指导乡村聚落布局优化及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本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以物—场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乡村聚落发展的乡镇影响力指数、聚落自身活跃度及周围设施影响的空间场;借鉴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对乡村聚落的发展影响程度进行定量评价与分析;按乡村聚落的不同影响力大小,界定乡村聚落的不同演化方向,并针对其演化方向将乡村聚落优化类型划分为社区化发展型、综合发展潜力型、优势发展保持型、聚落迁并扶持型四大类。结果表明,盐池县社区化发展类型的乡村聚落共27个,面积11.58 km~2,占盐池县乡村聚落总面积的34.06%,主要沿中心城镇呈团块状分布;综合发展潜力型的乡村聚落共27个,面积9.45 km~2,占比27.79%,主要分布于城镇发展拓展边界的外围及设施条件较优越的地带;优势发展保持型的乡村聚落有33个,面积9.28 km~2,占比27.29%;聚落迁并扶持型的乡村聚落共15个,面积3.69 km~2,占比为10.85%,并针对4种优化类型,提出了较为可行的优化方案。研究结果可为乡村聚落的布局优化及乡村振兴的战略推进提供参考。     

半干旱贫困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与易地扶贫搬迁重构效应——以吉林省通榆县为例

为服务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国家战略需求,探究前人关注较少的脆弱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特殊规律和乡村聚落重构模式的适应性,文章通过地名分析、聚落斑块分析和实地访谈调查,对半干旱贫困地区通榆县的乡村聚落进行了综合研究。结果表明：通榆县乡村聚落于清末东北开禁放垦后兴起,民国和改革开放前聚落数量快速增长;近30年乡村聚落规模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乡村聚落内部空间更新极其缓慢,之后国家政策和政府外力干预成为其空间优化的主动力,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重构了部分乡村聚落,产生了多方面的正面效应。但是,该地区仍面临人口继续流失、人口逐渐老龄化、聚落空心化覆盖面广且程度深等困境,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阶段仍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城镇体系等级-规模中心地模型的分形构建及其应用

为了给区域城镇体系规模等级结构研究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文章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借助分形理论构建了一般的城镇等级—规模分布模型。在已知城镇规模分布分维数的条件下,可以计算出在不同的中心地模型中所谓值下,区域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的分布序列,并称其为中心地分布模型。与Zipf公式相比,上述模型不仅更具理论内涵、更接近实际,而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和纵向预见性,还可以确定区域城镇体系规模分布的中心性值,为城镇体系发展提供更好的导向。最后以陕西省关中平原为例说明了此模型在实际中的应用。     

厦门市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变解析及优化策略

从市域与镇域两个尺度上,借助分形维数对1986—2016年厦门市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变进行剖析;基于空间差异特征,提出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优化策略。研究发现,厦门市乡村聚落用地空间聚集维数逐年增大,但空间关联维数呈现减少趋势;乡村聚落用地空间关联度逐渐提升,空间结构呈多中心聚集态分布且不断优化。在镇域尺度上,基于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分形特征的差异解析,将研究区乡村聚落用地划分为优势发展区、空间结构优化区、交通网络优化区、空间结构与交通网络优化区以及限制发展区,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研究认为,在未来土地利用规划过程中,厦门市应充分考虑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演变趋势及分区特征,确保乡村聚落空间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的优化及生活环境质量的提升,为编制乡村土地利用规划提供科学参考。     

内蒙古正蓝旗聚落发展演变(1933—1983)

以锡林郭勒盟南部的正蓝旗为例,采用历史文献资料及《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锡林郭勒盟分册》中聚落相关数据,建立了研究区聚落名称、建村时间、人口规模、地理位置等主要聚落指标为基础数据源,结合GIS的空间分析方法,解读从聚落形成伊始到1983年期间研究区聚落的形成、分布及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从时间变化上看,研究区聚落以宋朝的黑城子为主要起点进行发展演变。从不同时期的聚落数量变化趋势图上看,可把聚落增长变化趋势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1955年前缓慢增长、1955—1965年高速增长及1965—1983年为负增长阶段,其中1955—1965年建村速度最快,新增加166个聚落。(2)从空间分布上看,研究区聚落在各个时期密度最大的区域均位于胡鲁斯台乡、哈毕日嘎乡和阿日呼布乡的东部,也是正蓝旗的西南部,依次不断向外围扩展,表明正蓝旗聚落发展具有一定的空间传承性。(3)从正蓝旗聚落规模等级结构的变动情况上看,牧区聚落多为牧村,规模较小,且聚落布局较为发散。由牧村的规模结构而言,研究区聚落规模可划分为四个等级。经分析表明,研究区聚落体系的规模等级结构符合城市位序—规模法则。     

气候变化背景下乡村聚落生态韧性评价与空间分异研究

乡村聚落生态韧性定量评估研究对培育生态系统适应能力、揭示乡村可持续发展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气候调节性能是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重要表征,论文在传统生态韧性评估框架中加入气候调节评估板块,构建“生态系统基底—生态系统压力—生态廊道功能—生态系统潜力”生态韧性评估框架。以献县乡村聚落为例,探讨献县2009—2020年乡村聚落生态韧性时空演化特征,进一步提出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的生态韧性优化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2020年研究区内乡村聚落生态韧性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生态韧性低值区分布于乡村聚落周边地区与主要交通线路沿线地区,空间依赖性显著。（2）2009—2020年,研究区生态韧性水平持续下降,在此过程中生态韧性受损最严重的片区呈现出产业结构变化频繁、土地利用演化加速、交通线路密集复杂与生态斑块分散破碎的特征。（3）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应从供需两侧统筹生态空间与开发空间,并依据生态植被的年龄、规模与类别多元化设定保护措施。     

浅谈小城镇全域规划的经验借鉴

一、城乡一体化（统筹）规划l正确认识城乡关系。人类按照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形成的集聚定居地点称为居民点,又称聚落。按不同生活方式、生产关系及不同空间形态,聚落可分为两大类,即城镇和乡村。城与乡具有各自的优势和特征,城镇的优势在于区位、交通、工业、商业、服务等方面;乡村的优势在于环境、生态、农业、旅游、休闲等方面。     

基于分形理论对石家庄市城镇体系的研究

运用分形理论对石家庄市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结构做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石家庄市城镇等级规模分形维数D为0．8005,小于1,这说明石家庄市城镇规模等级结构较为分散,属于典型的首位分布类型,城镇体系发育不成熟。而城镇空间关联维数D=1．1766,大于1,这表明石家庄市各个城镇相关程度较小,空间布局较为分散。调整城市规模分布,以形成合理而有效的等级规模结构显得尤为必要。     

聚集抑或扩散——城市规模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机制及实证分析

区域中心城市的规模变动引起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强度的变化,进而影响区域内城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城乡收入差距。利用286个地级以上城市2008年的截面数据和2003—2008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总体上中心城市规模越大,区域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城乡收入差距随城市规模变动呈现出U型特征;中心城市的分散型结构有利于缩小区域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这些结论对于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