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件产业效率的测度及时空动态演进

本文基于Global超效率DEA模型全面测度2009—2018年我国软件产业效率,并采用条件Kernel密度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揭示中国软件产业效率的时空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我国软件产业效率整体较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间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该差距逐步扩大;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内部省份间软件产业效率差距呈现不同程度的缩小;整体上我国省份间软件产业效率不存在空间集聚;东部地区内部省份间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西部地区内部省份间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为实现我国软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建议进一步增强软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各地区继续挖掘优势并着力补齐短板,构建软件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科技型小企业与服务中介机构组织互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和组织间关系记忆理论,从组织内、组织间和情境等层面,构建了科技型小企业与服务中介机构间互动的影响因素模型,并提出相关假设。利用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理论假设。结果显示:企业家关系风险感知、企业家创新导向、关系专用性资产、竞争环境和产品模块化对两者的互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家创新导向和竞争环境对关系专用性资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国企业家精神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视角,探究了1998-2016年中国企业家精神时空演化特征,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企业家精神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不均衡发展特征,地区差异显著,甚至存在两极分化现象,整体呈现出自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阶梯性递减态势,且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相近,具有一定空间集聚性;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正相关性逐渐增强,空间依赖性增大;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程度、创新和教育水平是省域企业家精神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程度和教育水平对本省域企业家精神存在显著正向驱动作用,创新水平对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存在显著正向驱动作用,教育水平对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存在显著负向驱动作用。     

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和双向效应动态模型--来自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新证据

双向效应动态模型研究表明 ,宏观经济因素、交易成本、产生内部资源能力、公司规模、资产流动性、资产有形性、成长性等因素显著地影响资本结构决策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利用空间统计的Moran指数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28个省域的金融发展差异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在1992—2008年间,中国金融发展在省域间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内部来看,在同一时期,中国东部和中部的金融发展在区域内部亦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而西部内部省域间却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效应。     

论企业空间扩张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政府、市场和跨区经营的企业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生产要素在空间进行配置的制度安排 ,跨区经营企业的内部分工就是一种区域分工。企业具有不断扩张规模的内在动力 ,企业的空间扩张降低了区域分工的交易成本 ,推动区域要素市场、商品市场与服务市场体系的建立 ,加强了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当前中国企业空间扩张步伐加快 ,但企业空间扩张面临着区域市场体系不完善、跨区交易成本较高及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等问题的影响和制约 ,在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应从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界定及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等四个方向进行企业空间扩张     

中国企业家创业环境地区差异的实证研究

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对中国企业家创业环境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家创业环境方面,与东部相比,中部和西部都表现出地区间的显著差异;中部与西部之间则表现出明显的相似之处;企业家创业环境因素中,地方政府效率对企业家创业的影响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金环境已经严重阻碍了企业家的创业活动。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西部企业家创业环境改善的途径,从而有助于培育企业家精神。     

西部开发呼唤四大战略

中国西部深居欧亚大陆腹地,绝大多数城市距离世界经济中心较远,对外交流的空间交易成本高、效率低。西部大开发追求的不是地理空间的普遍繁荣,必须改变按照既有空间格局而不是按照可持续盈利空间格局提供生产要素的做法。五问要素配置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假定:水、交通、资金、技术、人力资源或制度等一种或多种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是西部地区落后的原因。在这种逻辑下,加快西部     

我国金融产业集聚中地方政府与潜在进入金融机构的博弈研究

本文在假定地方政府同质和不同质两种情况下,分别构建一级密封价格拍卖模型、豪泰林空间区位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与潜在进入金融机构的博弈行为。研究表明:金融扶持激励政策的优惠程度是地方政府同质情况下潜在进入金融机构区位选择的主要考虑因素;交易成本是地方政府不同质情况下潜在进入金融机构区位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并基于结论提出了避免地方政府过度竞争、提高地方政府决策能力、降低交易成本、完善政绩考核机制等建议。     

再论交易成本的性质

本文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本质其实就是与交易有关的制度的运行成本,它又可分为必要交易成本和非必要交易成本。前者是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表明了交易成本存在的合理性;后者则是制度演进的空间维度。并运用它分析了交易成本和契约、产权以及制度变迁的真正关系,发现传统理论对交易成本的理解只是抓住了事物的表象,却忽视了存在于这一表象后的人,这对于交易成本理论的正确运用是非常不利的。     

超越契约理论--演化论视角的企业理论研究

企业的契约理论围绕交易成本概念解释了企业的存在、边界和内部组织,但严重忽视了企业的技术和生产功能,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通过研究企业内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利用过程,以及组织与个人的交互学习,不仅重新解释了企业的存在、边界和内部组织问题,还研究了契约理论未触及的企业异质性、竞争优势和企业家等问题.     

供需矛盾与交易成本的构成

传统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一般从交易过程的角度分析交易成本的构成,这种做法可以让人们对交易成本的构成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但很难对不同交易模式的交易成本进行比较。本文认为,交易成本的产生根源于社会分工导致的供需矛盾,具体包括供需的空间矛盾、时间矛盾、数量矛盾、产品估价矛盾、品质矛盾和供需信息矛盾。交易成本正是为协调这些矛盾而花费的支出。从供需协调的角度看,交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库存成本、谈判成本、风险成本和信息成本五个方面,而不同的供需协调模式下这五个方面的成本都是可以比较的。在单一层面上,市场交易成本永远大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     

从企业会计视角看交易成本

从企业的立场来看,交易成本是签署契约的成本和履行契约的成本.交易成本按交易是发生在企业内部还是发生在企业外部,可分为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企业内部交易成本的高低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内部管理的效率;企业外部交易成本的高低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同外部社会的相互关系、协调程度.一个国家总的交易成本的高低对国家宏观经济具有重大意义,交易成本低则国家富裕,交易成本高别国家贫穷.企业总成本由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构成,且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是完备且不重复的.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系统耦合协调空间结构与联系研究

深刻把握区域创新系统内部耦合特征与协调机制，是科技强国战略下激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活力，进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首要问题。基于复杂网络理论与地学空间方法，利用熵权TOPSIS模型、耦合协调模型、莫兰指数、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质量与创新氛围耦合协调的空间结构。研究发现：①区域创新系统的综合得分呈现“中轴高—四围偏低”的空间结构，广州和深圳的创新氛围与创新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均较高，说明两系统间呈现出有序的螺旋优化状态，而澳门的创新发展存在双重错位现象；②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关联模式分异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联系紧密的环形创新网络结构，网络空间交易成本和同配性现象显著，深港创新集群的耦合协调联系最为紧密。     

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互动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变动趋势--基于灰色关联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灰色关联模型设计用于评价产业互动发展状况的产业关联协调指标体系,测度并比较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互动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与变动趋势。研究表明,三大区域传统产业对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胁迫因素均体现为传统产业的工业总产值和R＆amp;D经费内部支出;但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发展的主要胁迫因素存在地区差异,东部为新兴产业利润总额和工业总产值,中部为企业数量和利润总额,西部为R＆amp;D经费内部支出和工业总产值。总的来看,尽管两类产业互动发展的关联度都在中等以上水平,但整体协调度均不高,且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呈现中部高、东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三大区域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间均未形成显著的良性互动。同时,不同区域协调度也存在较大的时空演化差异。     

降低投资转移成本促进西部开发

投资对西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由于西部地区的投资转移成本过高，阻碍了外部资金流向西部。本从投资的空间流动理论出发，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投资转移成本（主要是投资交易成本）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对西部而言，树立“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     

西部开发与企业家精神

西部开发给新一代的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大学生到西部创业体现了我国当代大学生具有了一定的企业家精神，西部开发给我们提供了培养我国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的沃土，但大学生到西部创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必须具有一定的素质条件，才有可能在西部开发的大环境中有所作为。     

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财政压力的调节效应

运用三阶段SBM—DEA模型测算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绿色创新效率,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了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相关性。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压力和绿色创新效率间关系。研究表明,绿色创新具有空间正相关性,高—高集聚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生态环境良好地区的省份,低—低集聚主要在西部地区省份;环境规制强度能显著提升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而财政压力却抑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未来应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建立收支分权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均衡提升地区绿色创新效率。     

中国循环经济运行效率的评估与空间差异性研究——基于DEA-ESDA的探索性分析

借助较为前沿的基于理想点决策单元的交叉效率DEA模型,对我国30个省份的循环经济运行效率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采用ESDA探索技术对全国30省份以及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循环经济运行效率的空间差异性进行探索。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循环经济运行效率较高的地区为浙江、北京、广东、福建、江西和上海地区;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循环经济运行效率存在差异,并且三大区域内部的差异也十分明显;我国循环经济的运行效率在整体上表现出十分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同时,东、中和西部地区的空间相关性亦存在明显的差异;我国循环经济的高值集聚区主要位于东部,而低值集聚均位于西部地区。同时,三大区域内部的集聚也表现出不同的模式。     

国际制度的形式选择——一个基于国家间交易成本的模型

根据制度化水平的三个维度,国际制度安排的基本形式可分为非正式协议、自我实施的正式协议、一般的正式国际组织和超国家组织。那么,缔约国如何在上述国际制度安排形式之间进行选择?本文尝试从国家间交易成本的角度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个解释模型。国家间交易成本包括国家间治理成本与国家间缔约成本两个部分。国家间治理成本随着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而递减,国家间缔约成本随着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而递增。缔约国在选择国际制度安排形式时,将在国家间治理成本与国家间缔约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作为理性的国际行为主体,缔约国在交易收益给定的情况下,将选择使国家间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国际制度安排形式。根据这一制度选择模型,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分别涉及问题领域敏感性、国家同质性、透明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的六个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