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经济空间联系与空间结构——基于改进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的实证分析

根据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共23个城市的多指标数据,应用TOPSIS评价法计算城市综合质量,基于改进引力模型测算城市间空间联系作用,绘制空间联系图直观考察城市群整体空间联系特征与空间结构。研究发现,粤港澳内部城市的综合质量、联系水平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分布特征,粤港澳网络联系呈现出由港深穗向周边梯度衰减态势,且表现出显著的圈层结构特征。此外,通过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网络密度分析、中心度分析、核心—边缘结构分析和凝聚子群分析,进一步验证空间联系分析所得结论。研究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在空间结构上表现为显著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和三级圈层结构特征,整体网络联系过度依赖港深穗的辐射带动和中介桥梁作用,缺乏合理的梯度层级。最后为未来粤港澳建设世界一流城市群提出加强经济空间联系、着重构建梯度层级城市体系和扩大湾区经济空间范围和腹地纵深的三点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活度的空间结构演化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专利授权数据，首次使用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对专利授权量进行组合赋权，构建创新活度综合评价指标，利用网络分析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网络空间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创新活度指标中，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重要程度依次递减；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联系的紧密程度明显提升，创新网络朝均衡化多中心联动态势发展；广州、深圳、佛山占据核心位置，随着创新联系增强，东莞和中山加入核心区，形成新的创新增长极，充分发挥网络辐射与扩散效应；地理距离、高铁设施、创新要素集聚与扩散、科研投入、产品消费对创新网络演化和发展均有显著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时空演化及空间收敛分析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高效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有助于将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通过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大湾区10个城市2007-2019年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协调水平、时空跃迁特征以及收敛性。研究发现，大湾区整体及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基本实现从失调衰退区到协调过渡区的转化，具体可划分为4个等级层次；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存在显著的绝对β与条件β收敛趋势，即最终收敛于同一稳态水平，且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流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起显著正向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空间演进趋势与优化治理

构建科学合理、高效协同的城市群空间结构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要目标，也是衡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展的重要表征。结合湾区内经济、人口、企业和城市联系分布特征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任务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将依托大交通大联通形成纵横联动发展大格局、依托要素流动形成圈层嵌套三大发展带、依托三大极点扩容提质形成三大都市圈、依托战略平台建设塑造新空间增长极。顺应粤港澳大湾区空间演进趋势，聚焦建设创新活力发展空间、协调融合发展空间、绿色低碳发展空间、开放包容发展空间和共享共治优质空间的目标，应着力建立政府推动、市场主导的空间发展观，弱化GDP导向强化空间综合价值，弱化行政边界强化功能区引领，弱化分割竞争强化分工合作，弱化空间距离强化响应速度，弱化制度差异强化规则对接。     

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模式研究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探索区域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对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空间发展理论和经济系统协调理论为基础支撑,以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协调模式为研究目标,探索出具有时序和空间特征的海洋经济协调模式,在时序上包括点域、点轴和网络型三个发展阶段,在空间上包括粤港澳大湾区中部、东部以及西部的海洋经济空间区域,并设计出各个区域的海洋产业体系及重点海洋产业,最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衔接的促进手段及方式提出了对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高，且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影响因素看，交通联结、政府作用和空间分异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发展差距大及要素流动度相对较低是当前制约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提高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应在双循环背景下推动区域协同关系转变，以“新基建”为支点保障区域要素流动，通过区域分工合作发挥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以优势产业集聚重构空间发展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Super-SBM模型对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核密度估计模型、莫兰指数以及冷热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研究时间区间,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且呈波动上升趋势;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且该格局有加剧趋势,同时空间相关性于2020年由正转负;政府支持、教育水平以及经济水平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政府支持对邻近地区效率值具有负向溢出效应。     

论国际湾区治理对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区际法律冲突的启示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的出台,使得粤港澳大湾区内部方方面面的联系愈发紧密,而区域间产生的法律冲突也变得越发明显.国际湾区在解决区际法律冲突问题上有很多共性,如都需要加强区域政府间的合作及协调,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新兴湾区更多体现的是个性.而国际其他湾区在解决区际法律冲突问题上的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价值.本文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的现状及特点,在总结复合法域国家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模式及做法的基础上,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可从立法上与相关领域对口、设立专业委员会、加强区域合作及协调等方面进行尝试.     

区域创新与区域金融耦合协调的格局及其驱动力——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引力模型、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剖析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与区域金融耦合协调的空间联系特征,并在多维邻近视角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耦合协调空间联系格局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整体上,区域创新与区域金融的耦合协调度逐渐提升,空间形态由多核心模式转变为组团模式,呈现高集聚特征,但两者发展错位及层级差距现象仍凸显。②空间联系在省级尺度的空间异质性较强,总量呈现"下游高—中上游低"的分布趋势;在地市级尺度,网络交织形成"三大组团型"的发展模式,复杂化与协同化趋势明显。③多维邻近效应明显,区域创新与区域金融的耦合协调在信息通道下更具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基础驱动力(工业基础),核心驱动力(政府驱动、产业驱动、智力驱动),外在驱动力(区位优势、开放优势)等多重因素综合驱动耦合协调及其空间联系格局的形成。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创新合作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2008—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11座城市及环珠三角6座城市)的合著论文构建知识创新合作网络,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创新合作网络的结构以及其演化情况,并且运用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回归分析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创新合作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因素,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创新合作网络实现区域内全覆盖,网络通达度高,环珠三角6座城市在大湾区内仍处于边缘地位,逐步呈现"多中心"趋势;随着时间的演化,不同要素对协同创新的影响效果与程度有所不同,其中互联网通达度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其设立能加速区域经济增长的事实已被广泛证明。然而，关于其对地区“软实力”-环境等是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的评估却鲜有涉及。本文基于珠三角2010-2018年1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粤港澳大湾区地设立作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能够降低城市的废气及废水排放，使得地区环境改善，且此结果在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湾区建设中，中型规模的城市减污效应最大，而小型规模城市减污效应则较弱。机制分析表明，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创新效应以及结构效应使得地区环境改善，且创新能力及产业结构提升程度的不同是造成城市规模异质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创新效应以及结构效应在改善区域城市环境方面具有协同性。     

Study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ci-tech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etically, there is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beneficial to build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seen a year-on-year increase in both the level of sci-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 sound development trend. It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teadily improved from a slightly uncoordinated stage to a primarily coordinated stage, but the overall degree of coordination is still not high, with some gaps from realizing the excellently coordinated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unbalanced, with obvious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level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cities. The convergenc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the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ve stabilized after narrowing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However,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cities with highe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s tends to widen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necessar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产学合作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

利用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67所高校纵向数据,采用随机系数模型,考察高校双元活动效率增长趋势、产学合作对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时间推移,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创新研发与学术研究的双元知识产出整体呈现出显著提升趋势;(2)不同制度环境下高校双元活动产出效率的增长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广东高校创新研发的产出效率增长高于港澳高校,港澳高校学术研究的产出效率增长则高于广东高校;(3)产学合作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良好的制度环境强化了产学合作对双元知识产出的促进作用,使得产学合作对广东高校双元知识产出的促进作用强于港澳高校。     

金融集聚、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的时空影响机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综合考虑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识别出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旨在促进大湾区创新资源整合和创新水平提高。基于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2006-2016年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限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区域内金融集聚、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比较行业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从整个金融业来看,大湾区内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没有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关系。从金融子行业来看,保险业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银行业集聚和证券业集聚对科技创新均没有明显影响。金融(各子行业)集聚与购房压力的互动均对科技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金融集聚、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的统计意义上影响具有门限效应,呈现出非线性影响机制。在低、中度购房压力区域内,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高购房压力区域内,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此同时,在低、高度金融集聚区域内,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没有明显的统计意义上的影响;但在中度金融集聚区域内,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地区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政府扶持政策对科技创新产生积极促进作用,但存在结构性差异。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用地和经济规模增长格局演变及协同关系

文章研究了1990—2017年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情况及经济规模变化情况,并对二者之间的协同关系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99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总体呈加快态势,各城市在不同时期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的变化与城市所处发展阶段的变化密切相关。大湾区内城市经济规模多数在广东—港澳范围内排行前列,且位序逐渐攀升,仅有肇庆和澳门在1990—2017年经济规模在广东—港澳范围内排序明显下降。以1990年为基期,至2017年,大湾区整体建设用地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同度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有序性不断增强,上升速度2010—2017年期间与之前相比有明显的下降,体现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设用地增长和经济规模增长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各城市间建设用地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同度演变差异性十分明显。深圳、珠海、中山三个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对经济规模增长的作用效率在研究期间不断上升,其他多数城市研究期间该效率在2000—2010年期间达到最高,2010—2017年期间均出现明显下降。各城市间产业的发展阶段以及目标定位的不同造成了建设用地和经济规模增长协同性的差异。     

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的逻辑框架、行动实践与政策启示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逐渐迈入跨域联动、共享资源、产业协同发展的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阶段,我国也开始了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的政策制定和实践探索。本文首先对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进行了理论探讨,阐释了区域创新共同体的重要内涵;其次,对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未来重点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分析,探索研究了其逻辑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行动实践进行对比研究,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的行动实践进行剖析,对我国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的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行动实践进行分析,科学研判了我国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实践的不足与差距,绘制了我国典型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要素矩阵。结果表明,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强化区域战略科技力量支撑、优化创新创造生态环境促进创新资源要素自由流通、推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构建高质量产业协同生态圈,是我国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的重要发展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圈高速铁路供给机制与效率评估——以深惠汕捷运为例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都市圈层面交通需求日益增加。都市圈高速铁路规划建设能促进城际社会经济联系,推动空间一体化。在交通强国背景下,如何创新都市圈跨市高速铁路供给模式,实施有效的治理体制,提升运营效率成为跨政区合作的焦点。在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地方政府间合作,利用国家主导投资的高速铁路基础设施新增都市圈高铁服务——深惠汕捷运,成为都市圈高速铁路供给的新模式。深惠汕捷运是在厦深铁路的基础上增设区间服务,主要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深莞惠都市圈的跨市交通需求。为此,以深惠汕捷运为例,系统研究这种新模式的融资过程、治理机制与运营效率,有助于理解都市圈层面高速铁路供给机制。研究表明,深惠汕捷运的本质是地方政府联合向国家购买高速铁路服务,呈现较高的融资和运营效率,其顺利实施建立在跨市交通需求增长、上级政府有效干预、地方政府间高效协商和成本共享等方面,这能为其他都市圈创新高速铁路供给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