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FDI效应实证研究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这对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分析了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FDI效应。通过对1992—2010年中国-东盟地区的FDI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后,指出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市场规模、劳动成本、关税水平对FDI的流入有影响。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业转移效应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新的特点成员国的自愿性大大超过全球性的多边贸易体制;将安排更多的经济合作内容;促进成员国之间开展"产业内贸易";促进成员国之间开展"产业内投资".中国一东盟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产业转移的推动体现在经济资源配置进入更广阔的空间,贸易自由将推动投资自由,中国市场拓展有利于东盟的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之下的产业转移给中国与东盟都带来发展效应.     

FDI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研究

文章通过使用1990～2008年度的数据,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东亚国家的FDI与区域内投资和贸易一体化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长期而言,在区域生产网络机制的作用下,FDI的流入将促进东亚区域内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流动,有利于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当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的背景下,通过一系列激励措施吸引外资,是促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错选择。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体化的产业转移效应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新的特点：成员国的自愿性大大超过全球性的多边贸易体制：将安排更多的经济合作内容；促进成员国之间开展“产业内贸易”；促进成员国之间开展“产业内投资”。中国-东盟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产业转移的推动体现在：经济资源配置进入更广阔的空间，贸易自由将推动投资自由，中国市场拓展有利于东盟的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之下的产业转移给中国与东盟都带来发展效应。     

参与一体化进程中墨西哥的FDI流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参与了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本文研究了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FDI流入的变化,并找出了在参与南北型一体化进程中影响墨西哥FDI流入的主要因素。本文认为,加入南北型一体化虽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但是发展中国家也要注意在吸引FDI流入过程中可能对本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     

区域贸易协定、FDI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东盟FTA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通过一个联立方程组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东盟FTA(CAFTA)成员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对成员吸引FDI流入的效应。结果显示,CAFTA对促进区域整体的FDI流入具有积极影响,但对区域内不同成员的FDI流入促进效应并不均等,即国内市场规模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成员更能吸引FDI的流入,投资效应更加显著。在增长效应方面,FDI对CAFTA整体的增长效应为正且具有显著性。但FDI的溢出渠道在不同成员间存在一定差异。CAFTA的建设中应注意成员间利益的均衡分配问题以维持CAFTA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影响的实证分析

利用1978—2008年的数据研究我国FDI分布不均衡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不仅FDI实际数量差异而且其推动经济增长的效率差异都是导致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原因。假设外商直接投资在各区域间分布不均衡加剧区域经济差异,通过研究FDI在东、中、西三地区的流入规模以及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后得出结论：FDI分布的不平衡是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并据此提出了利用FDI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CAFTA框架下的贸易流量和结构分析——基于GTAP模型的实证研究

随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区域主义战略的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为分析CAFTA对成员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理论界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本文将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和贸易结构研究结合起来,利用GTAP模型集中研究了CAFTA成立前后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在贸易流量和结构上的变化,并提出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外国直接投资、外国证券投资与经济增长:以美国为例

本文以美国1972-2002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在建立VAR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脉冲响应曲线和方差分解表对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外国证券投资(FP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流入美国的FDI和FPI均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但相对而言,美国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外国证券投资,研究还发现流入美国的FDI与FPI之间关系紧密,两者之间存在积极的良性互动关系,且FPI对FDI的影响明显大于FDI对FPI的影响。     

生产者服务业FDI追逐制造业FDI吗?

借助于VEC模型,以1988—2006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数据,检验生产者服务业FDI与制造业FDI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入东道国的制造业FDI明显受到来自母国的生产者服务业FDI的追逐。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生产者服务业FDI对制造业FDI的追逐性依然显著,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是生产者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又一重要因素,限制措施能够直接而有效地调节生产者服务业FDI的流入,来自美国的生产者服务业FDI尚未形成集聚效应,生产者服务业FDI对工资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均不敏感。     

长三角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与FDI流入关系的实证研究——一个时间趋势设定下的VECM分析框架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1981-2005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在VECM分析框架中引入时间趋势,将影响FDI的集聚力和分散力进行分离,研究了该区域基础设施投资与FDI流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与FDI流入存在一种充分体现政府宏观调控"逆向选择"特征的负向协整关系;而且无论是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该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都是吸引FDI流入长三角的原因。     

东盟服务贸易现状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基于1980-2007年的样本

根据1980-2007年的样本数据分析了东盟及其成员国服务贸易总额、增长速度、贸易结构等特点,指出东盟服务贸易发展迅速,部分国家新兴服务贸易贡献力度大,但是总体上仍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并对影响东盟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做了实证分析,指出货物贸易规模、FDI规模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对其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FDI规模对东盟的服务贸易拉动作用最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启示和借鉴。     

区域金融发展与FDI流入规模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2001年到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和OLS回归模型探讨了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流入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流入规模之间表现出了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我国的金融抑制现象仍然较为严重,迫使众多民营企业因为融资难而寻求与外资的合作,从而推动了FDI的大规模流入。对此,我国应推动金融深化进程,减少被动融资型的FDI,鼓励国内企业和外资在技术研发等领域开展多层次高水平的合作,为本土企业吸收FDI技术溢出效应创造更好的金融环境。     

跨国公司FDI与东盟国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进程

亚洲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步入全球化进程后开始快速扩张且仍然有着高增长潜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FDI的作用。对于已经成功实现快速工业化,并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东盟,FDI也尤为关键。文章在对东盟国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进程及FDI绩效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用1998~2012年东盟六国的面板数据分析东盟国家FDI流量、存量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实证检验其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进程中FDI水平的决定因素,对于提高东盟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FDI绩效,改善其分工地位与经济社会效应并不断推进其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东盟对华投资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研究表明,东盟对华投资表现出明显的地带差异,区域内差异也比较显著。在区内差异中,东盟老成员国区内差异大于东盟新成员国区内差异。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有助于东盟对华投资,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了东盟对华投资。在东盟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和东盟对华出口方面,二者表现出较大差异。未来,我国需要进一步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合理引导东盟对华投资投向,加快双边贸易的发展．从而缩小东盟对华投资地区差异。     

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与东亚金融危机后的东盟经济增长

本文以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东盟的相对经济状况为特殊背景,通过1998—2007年东盟10个国家1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中国一东盟经济合作与东盟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首先对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给予分析,并建立三个计量模型予以检验。经验研究发现：（1）在上述背景下,东盟对中国出口是东盟外资流入的重要推动因素;（2）在同样的背景下,东盟对中国出口与其带动的东盟外资流入一起构成了推动东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开始的2002年是东盟GDP增长率增加的转折点。因此本文得出结论：中国一东盟经济合作推动了东盟的经济增长。本文研究还发现：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东盟中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在获得投资机会和实现GDP增长程度方面存在差异,但东盟所有国家与中国经济合作的积极性都在增强。     

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福建与东盟的贸易合作态势分析

东盟和福建省地缘相近,资源相似,人文关系也十分紧密,自古以来就一直保持着悠久的贸易联系。随着我国和东盟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东盟成员国在福建的投资日渐增多,双方经贸往来频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加强与东盟贸易合作的研究,对于福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积极的作用。基于以上,分析福建与东盟贸易合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区域一体化下福建与东盟的产业合作的优势和劣势,提出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双方经贸往来的策略,促进东盟各国的贸易合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VEC误差修正模型

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经济处于增速放缓中高速增长时期,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提出,使得研究FDI的流入数量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根据我国1987-201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以及就业这三个变量构建VEC模型并且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同时FDI的流入带来了就业的增加,和经济增长互相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受到FDI的促进作用,FDI的流入受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上下波动的积极影响。     

TPP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挑战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由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经历了第一个“黄金十年”后,自贸区对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和投资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从500亿美元跃升至4000亿美元,使得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双边服务贸易和投资也快速增长。但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目前也面临着国际、区域环境变化带来的诸多挑战。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猛,东盟“10+3”、中日韩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区域制度安排不断涌现。尤其是,TPP作为由美国主导的亚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吸纳了新加坡、文莱、越南、马来西亚四个东盟国家以及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参与,意欲在亚太建立新的贸易投资规则,这必将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多年经营形成的贸易投资格局产生冲击。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贸易与投资效应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区域(10+3)经济一体化取得长足的进展,经济区域化给东亚地区带来显著的经济绩效。文章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深入地分析了东亚经济区域化带来的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效应,并通过计量模型对东亚地区的FDI与贸易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在东亚FDI与进口和出口都是互补关系,即FDI促进了东亚地区的贸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