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基于2007～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对称和非对称倒"U"方程检验民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产业结构对其效果的影响,对最优民生支出和偏离最优规模的效率损失进行测度,然后研究消费和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产业结构对其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民生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对称倒"U"关系,多数省份低于最优规模,但正向最优规模靠拢;产业结构会提高最优民生支出规模,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民生支出规模低于最优规模,但西部地区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最优规模,偏离最优民生支出的效率损失从东、中到西依次递减;消费和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产业结构对消费性支出效果的影响不显著,但会减轻生产性支出的抑制效应;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随着民生和生产性支出的扩张而增大,但受消费性支出扩张的影响很小。     

财税体制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

正中国明代宰相邱浚在明英宗到孝宗四朝为官,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主要著作为110万字的《大学衍义补》。他说,"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是故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大意是说,老百姓富了、企业家富了,国家才能富了。今天向大家分享以下四点粗浅看法:一,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事实。二,为什么近20年中国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三,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及合宜的宏观政策。四,在目     

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探析

政府投资活动是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政府投资体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政府投资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不利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不利于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本文分析了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成就及问题,并重点从政策和体制改革保障等方面提出建议.     

政府公共开支的增长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讨论政府公共开支的增长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理论方面,我们给出了一个随机模型把政府公共开支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从而讨论政府公共开支的增长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实证方面,我们选取了从1970年到1994年的90个国家的政府公共开支方面的数据为样本来讨论;1．政府经常性项目开支和资本型项目开支的增长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政府公共服务、国防、教育的社会福利服务等方面开支的的增长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公平竞争与投资增长

公平竞争的经营环境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而现阶段影响我国企业公平竞争的两个重要问题是官员清廉度与政府规制繁冗。本文使用我国地级市2013年1月至2015年8月的月度数据,实证分析了消除这两种障碍对地级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影响,并得出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需要提高清廉度并减少政府规制的结论。具体来说,我们发现在政府管理制度化程度较差的地区,官员清廉度越高则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越快;而在政府管理制度化水平高的地区,官员清廉度则对该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些结果表明,官员清廉度不高和地方政府管理制度化的缺失是阻碍我国地级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提高清廉度并同时提高政府管理制度化水平有利于投资的稳定增长。     

国有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政府责任和行为

国有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政府责任和行为李闽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行的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之一。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它们能否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     

内生增长、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居民消费

中国财政支出的较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建设,中国居民消费与政府生产性支出表现出稳健的正相关关系,这一事实与从标准的新古典和新凯恩斯模型得出的挤出效应截然不同。本文构建了包含存量和流量两部分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增加在提高税负、挤出居民消费的同时,也通过其生产性增加收入、挤入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增加究竟挤入还是挤出居民消费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比较以及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比重和税负水平。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最优结构等于其相对生产性之比,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等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     

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首先建立一个包含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把公共资本投资分为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对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结论是,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都可能具有正效应也可能具有负效应,取决于民间经济主体消费跨时替代弹性大小。其次,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分析框架,对我国1978—2004年间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实证分析。结论是,我国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其中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更为显著,而政府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较小,且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对我国今后科学制定财政政策和选择公共投资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阈值效应

揭示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变化是合理调控政府消费规模和有效配置政府公共资源的重要依据。本文利用1978-2011年的数据,运用阈值协整模型对我国政府消费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发现,二者存在阈值协整关系,且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始终为负,当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至0178 2（1978-1986年）,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较小;当政府消费占GDP比重下降至0178 2（1987年左右）,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发生非线性转移;随着政府消费规模的进一步降低（1996-2011年）,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显著加强。实证结论表明,不断压缩政府消费规模有助于经济效率提升,尤其是将政府消费规模合理控制在临界值0178 2以下,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增长的政治经济逻辑：政府分权与激励的视角

政府分权是实现我国增长的重要制度安排。本文以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微观主体分权为逻辑起点,以制度-结构-行为-绩效为分析框架,从激励与约束的视角研究地方政府行为。研究认为,在分权激励下,地方会展开“中国式的政府竞争”,并过多的保护资本,而忽视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的产权。非均衡的产权制度在经济发展前期能够实现公众与地方政府的共容利益。随外在约束条件的不断变化,在原有的激励模式下,“包容性增长”被“排斥性增长”所替代。在缺乏公众的约束下,地方政府带来激励偏差会加大。因此,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开放中的经济增长与政策选择--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

对外开放与高资本积累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 ,其中政府的主导作用非常鲜明。文章首先指出 :1)尽管现在贸易摩擦频繁 ,但中国的贸易增长仍有空间 ;2 )虽然现实的储蓄缺口已经消失 ,但考虑到大量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 ,资本形成缺口依然很大 ,仍有引进外资的必要。文章接着分析 :由于中国在对外开放与资本形成机制上存在着政府干预形成的严重扭曲 ,从而在增长过程中不断累积着“结构扭曲”的风险。面临金融开放 ,这种扭曲的结构会变得更加脆弱。因此 ,如何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加快中国的非农化进程 ,同时消除制度性扭曲 ,优化资源配置方式 ,减少外部冲击风险 ,促进经济增长成为本文探讨的主线。     

我国农业增长中的政府投资影响

政府投资水平的高低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其作用不可替代.地方政府投资同样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地方政府财力不同,投资力度不同,不同的农业投资成为地区农业产生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认为,我国现行的公共财政体制和农业投融资体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对其进行改革已成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政府规模的扩张是出于推动经济增长的需要还是由于经济的增长为政府扩张规模提供了更强的物质基础和需求?或者,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扩张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文章将对1978年-2003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和政府规模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得出不存在由经济增长到政府规模的因果关系的结论及建议。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对H.Davoodi,D.Xie,and H.Zou的两篇文章中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了改进;把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看作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并利用1986-2004年间的数据对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两组回归分析。发现在1986-1990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的比重过高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在1991-2004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与我国的最大化经济增长相符。最后,对得出的统计结论进行了充分的解释。     

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与经济增长

文章构建了三部分模型,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根据本国自主创新的程度而异;政府补贴份额的增加有助于放大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或减缓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政府补贴与经济增长休戚相关,政府补贴份额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放大或消弭政府补贴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技术应用成本与经济增长呈现反向关系,技术应用成本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较高的政府补贴份额会减缓技术应用成本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放大或减缓技术应用成本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     

中国可持续增长的机制:证据、理论和政策

本报告在企业生产函数中引入政府支持系数,该系数是通过一个政府福利模型而得。在突破贫困陷阱阶段,政府与企业目标高度一致,政府集中一切资源支持企业发展,政府支持系数大,企业享受了低税、低资源价格等有利因素;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着城市化快速提高,政府转向福利支出目标,福利刚性不断加大,政企目标冲突,政府支持系数下降甚至出现惩罚,政企在新的发展阶段都面临转型,转型失败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确定中国未来的新增长机制,政府转型是关键,限制政府利益刚性,明确政府福利支出与企业发展能力相匹配,而不是靠债务融资推动福利和增长,更多地让市场发挥激励创新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增长理论模型中的政府公共支出研究评述

作为当今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之一，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最根本目标之一是经济增长，也就是GDP的增长。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对政府经济作用的认识非常重要，它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甚至是区分不同宏观经济学派的标志。既然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经济增长，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又离不开对政府经济作用的判断，那么，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应该如何看待政府对经济的作用呢？     

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全面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从地区经济增长效应视角,对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是否合理作出科学判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经济性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有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显著性较差,收入责任安排的影响则较为模糊。这些影响总体上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且主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总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有关:当地区经济发展和总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分权程度超过一定阀值时,适当集权将有助于优化收支责任安排,促进地区经济增长;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不合理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经济性支出分权和维持性支出集权进程偏快,总体上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