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规模质量门槛效应

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新时期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17年全国内地28省市面板数据，引入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等环境变量，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构建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组合效率测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出显著异质性影响，而在消除环境因素造成的统计偏差后，国内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测度期内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尚有较大提升空间；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居高，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相对较低；此外，高技术产业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产业集聚、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外资依存度作用不明显。     

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

基于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技术,实证考察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研究发现：①技术创新资本投入、人力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分别呈显著“N”型和倒“N”型非线性规律。也即,只有当技术创新资本投入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且技术创新人力投入水平处于适度区间时,才会明显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②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促进效应存在明显的条件约束。在收益质量门槛条件下,技术创新资本投入和人力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均呈显著“U”型关系,在股权集中度约束下,技术创新资本投入、人力投入分别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倒“N”型、正向“U”型影响;③新常态下,不断加大技术创新资本投入力度、持续改善企业收益质量水平、适度提高技术创新人力投入和股权集中度水平,是促进企业做优做强的重要突破口。     

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成长性的门槛效应

文章从公司内部治理论出发，在公司规模和董事会规模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运用门槛面板模型对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研究基于2004－2013年的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对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成长性进行了门槛面板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成长性会因为公司规模差异而呈现出显著的门槛效应，表现为当企业规模较小时，两者关系负相关，而当企业规模较大时，二者负相关的程度有所减弱。同理，在董事会规模存在差异时，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成长性也会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修正了原来基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董事会治理理论，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提出了民营企业应基于具体规模采用不同的成长战略的策略思考。     

能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规模的门槛效应研究

能源消费和供给的重要性使得政府给予能源企业技术创新更多关注和支持，能源企业经营存在较大风险使得能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呈现一定特殊性。以我国能源企业2013-2018年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能力指标为样本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动态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在评价能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分别研究能源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及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和综合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而产出能力的表现并不显著。研究结果可为国家和能源企业的技术政策制定和创新投入决策提供参考。     

研发投入、国际化程度与制造企业价值的门槛效应分析

以2012-2018年有国外销售收入的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当期、滞后1期、滞后2期研发投入以及国际化程度对企业价值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呈非线性正相关关系，存在单一门槛值；各期研发投入以国际化程度为门槛，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呈U型关系，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且滞后1期与滞后2期研发投入的双重门槛值几近相同；控制变量中企业年龄、人力投入显著提升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而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负向影响企业价值。研究结论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引领我国制造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推进国际化进程、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1998—2013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门槛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异质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基于研发资本投入的门槛效应。两个拐点值使得产业集聚与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先负后正的"U"型曲线特征。在高集聚辐射吸收能力门槛区间,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中低集聚辐射吸收能力门槛区间的影响不显著,存在基于集聚辐射吸收能力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时间发展,我国大部分地区跨越了研发资本投入的第二个门槛值,并经历了由低向高集聚辐射吸收能力门槛区间集中分布转变的结构性变化。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是否促进内资企业技术进步——基于门槛效应的经验分析

利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自身存在单门槛效应,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以行业外资竞争、内资模仿同构和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发现,仅当外资竞争水平较低、内资模仿同构程度较低以及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时,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才能促进内资企业技术进步,且其阈值效应存在行业和企业产权异质性。     

环境治理投入门槛、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

揭示不同类型的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规律,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借鉴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运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环境治理投入设定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环境治理投入门槛效应,从总体看,当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处于较低水平时,研发投入能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提高,但随着环境治理投入提升到较高水平,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增强效应有所减弱。并且绿色技术创新的类型不同时,相较于绿色产品创新,研发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可知,门槛效应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对企业等主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低水平驱动和高水平抑制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有益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

文章首先从不同类型国家的视角出发,将中国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技术创新,从机理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中国企业通过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使创新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而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然后通过建立门槛回归模型,检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因素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结果 表明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人力资本、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水平已经越过了门槛值,能够满足吸收能力的要求.但是全国仍有一半地区的研发强度没有达到门槛值,抑制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技术创新的效果.     

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运用我国2007-2018年30个省、市及自治区(除西藏)的面板数据,对我国金融产业空间集聚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突变.当金融集聚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当金融集聚水平高于门槛值时,其对技术创新仍然具有正向作用,但表现出边际贡献递减趋势.     

贸易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溢出显著地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门槛效应,且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特定门槛值时,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除作为门槛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间接作用外,还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度、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     

清洁能源发展对就业规模的门槛效应——基于金融规模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就业效应,并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对劳动力就业影响的金融规模门槛效应。实证研究表明：清洁能源发展对总体就业规模有促进作用,对传统能源行业就业规模有负向作用,并且在不同清洁能源产量地区的就业影响存在异质性;以金融规模为门槛变量时,研究发现金融规模的提高,促使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对总体就业规模的提升作用显著提高,对传统能源行业就业规模的冲击作用有所下降;从区域角度来看,清洁能源发展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表现在清洁能源发展对东西部地区总体就业规模有正向作用,对中部地区则为负向作用。基于此,从完善政策激励机制、金融部门提高支持力度、地方政府因地施策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充分发挥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在就业创造和能源结构优化中的促进作用。     

基于VAR模型的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为例

以向量自回归( VAR)模型为基础,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技术,综合考察了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群、制造业规模等因素对江苏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价值链、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价值链的Granger原因,制造业价值链是技术创新的Granger原因,但技术创新不是制造业价值链的Granger原因;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表明,各因素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顺序依次是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创新、产业集群指数和制造业规模,它们对制造业价值链总方差的贡献分别为28.1%、20.5%、6.3%和2.6%,说明四者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重大影响,但生产性服务业影响更大。据此,提出了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速产业集群升级、壮大企业规模等政策建议。     

基于VAR模型的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影响因素研究

以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为基础,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技术,综合考察了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群、制造业规模等因素对江苏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价值链、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价值链的Granger原因,制造业价值链是技术创新的Granger原因,但技术创新不是制造业价值链的Granger原因;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表明,各因素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顺序依次是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创新、产业集群指数和制造业规模,它们对制造业价值链总方差的贡献分别为28.1％、20.5％、6.3％和2.6%,说明四者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重大影响,但生产性服务业影响更大。据此,提出了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速产业集群升级、壮大企业规模等政策建议。     

中间品技术溢出双门槛效应分析

通常认为,某产业自身进口中间品（Term）和其它产业进口中间品（Tram）对该产业的技术溢出均存在公司规模过大或过小的双门槛效应。基于我国中低技术产业数据,结合公司规模相关理论,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回归技术来检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Tram对我国中低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不存在公司规模门槛效应,而Term的技术溢出存在公司规模双门槛效应。且当中低技术产业的公司规模小于0.869 097亿元总产值/个时,系数显著为正,暗示我国中低技术产业总体公司规模过于庞大,在吸收外部知识溢出时不具备充分的灵活性。     

出口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知识生产函数理论框架,笔者运用门槛面板模型检验了出口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出口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低出口贸易水平省份,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在高出口贸易水平省份,出口贸易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随着我国各地区出口贸易水平从“低_高”的方向发展,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遵循“不显著_显著促进”的演进过程,这与分组样本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相一致.同时,研发劳动投入与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促进技术创新产出的增加,且研发劳动投入对技术创新产出的贡献最大.     

低碳约束对产业集聚的门槛效应分析

产业集聚作为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其影响因素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但鲜有学者直接研究低碳约束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基于2000-2012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利用门槛回归方法,从人均收入和人力资本两个角度,检验了低碳约束对产业集聚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的检验结果表明,在中、低收入阶段,低碳约束抑制产业集聚,而在高收入阶段,低碳约束则显著促进地区产业集聚;人力资本门槛的检验结果表明,在高人力资本阶段,低碳约束能够显著带动地区产业集聚,在中低人力资本阶段则相反。     

中国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城镇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相应的政策讨论。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类型,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低—低集聚类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且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大于区域内的本地效应;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发生在城镇化水平达到86.16%处;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门槛特征,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随着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的增加,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先增强后减弱。基于此,提出建立区域环境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制定差异化的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加强环保技术的研发与推广、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等政策建议。     

流通产业经济效应的城镇化门槛研究

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和支柱性产业,流通产业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城镇化被认为是我国扩大内需和结构转变的关键,通过集聚与扩散影响流通产业经济效应释放。通过构建流通产业经济效应的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基于1978—2012年各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流通产业经济效应释放存在城镇化发展水平门槛;东、中、西部各省(市、自治区)城镇化水平总体上依次超越流通产业经济效应释放的城镇化第三、第二和第一门槛值;东、中、西部地区流通产业经济效应的城镇化门槛存在显著空间区域特征,且经济效应依次递减。在此基础上,提出夯实城镇化发展基础平台,促进城镇化协同发展、推动流通产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