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改革述评

本文就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改革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及改革中的侧重点分别进行了评述 ,认为 :1.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应突出竞争性 ,垄断竞争是其最佳模式 ;2 .国有银行“做大做强”的对策是股份制改造与机构重组相结合 ;3 .放松银行业管制 ,鼓励新设民营银行 ;4.中国银行业改革不存在侧重点 ,产权改革和市场结构改革两者缺一不可 ,均衡发展 ,齐头并进。     

中国银行业改革思路

本文首先简要分析了中国银行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银行改革应该遵循的原则和一些具体的改革设想。最后,文章还对银行业的对内开放进行了讨论.     

国有银行改革,上市并不是终结

关于国有银行改革涉及到的许多问题中,以下几个一些非常值得讨论.中国银行业改革为什么要选择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作为起点?国有银行改革又为什么要选择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的方式来推进?上市之后国有银行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今后中国银行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等等.     

中国银行业及其监管的改革与发展

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在三方面改革中的长足进步,简要介绍了中国银行业的监管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过程,以及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的开放状况,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中国银行业改革思路

本首先简要分析了中国银行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在此基础上寸步提出了中国银行改革应该遵循的原则和一些具体的改革设想。最后，章还对银行业的对内开放进行了讨论。     

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及其顺周期性——以勒纳指数为衡量指标的重新考察

准确判断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及其特点,对于把握中国银行业改革方向以及金融安全问题有着重要意义.文章首次以勒纳指数为衡量指标,运用新实证产业组织理论对中国银行业1994-2006年市场竞争程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银行业在1994年到亚洲金融危机前处于高度竞争状态,危机后到入世前市场竞争程度下降,入世后市场竞争程度有显著加强.市场竞争程度存在明显的顺经济周期特点,中国应密切关注银行信贷竞争的顺周期性以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对中国银行业发展过程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加快,国内金融体制不断完善,金融改革不断深化,中国银行业变化巨大,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环境下,继续保持了健康、快速、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同时,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银行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多重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通过金融改革解决好这些矛盾问题,才能使中国银行业更加健康的发展。     

后危机时代我国银行监管的启示和对策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政府对金融监管体系及金融监管理念的反思.2010年7月21日,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被业界评论为是自20世纪"大萧条"以来曩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并成为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比肩的又一座金融监管基石.本文在对美国金融监管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银行监管进行了反思,提出改革和完善中国银行监管的一些建议.     

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侧重点:产权结构还是市场结构

本文对运用SCP(结构—行为—绩效 )框架及其从行业结构的角度揭示中国银行业主要问题的思路及提炼出的政策含义提出了批评 ,认为在现代技术不断改变着银行运作机制、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的行业结构进一步向集中化发展、各个银行在努力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的背景下 ,中国银行业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率是符合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的。中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国有银行产权结构单一 ,而不是行业集中的问题。从行业结构的角度为突破口的改革将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振荡。正是中国银行业的资产与市场份额集中于带病的国有商业银行 ,改革的侧重点就不能从行业结构的调整为起点 ,而是相反 ,要充分利用进入WTO后的有限的过渡期 ,在国有银行的市场份额发生显著萎缩之前 ,坚决地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 ,努力避免潜在金融风险的总爆发。     

中国资本监管制度及监管指标的现状与问题

本文详细而系统地总结了目前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制度主要框架和监管要求,梳理了中国银行业风险监管指标体系的现状,对部分监管指标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指出部分监管指标在监管实践中存在着指导意义不强、重复监管、指标繁多等问题,建议对现有银行监管指标体系进行梳理和精简,并结合巴塞尔Ⅲ最新改革动向和中国资本监管改革趋势建立新的监管指标体系。     

中国人均GDP的空间相关与地区收敛:1978-2003

本文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30个省份人均GDP之间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人均收入的空间相关逐年加强。通过计算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本文进一步验证了中国经济中空间异质性的存在,即地区人均收入与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三种不同的空间经济计量模型研究了中国各省份人均GDP增长的收敛性。结果表明,空间自回归模型和广义空间模型不能正确拟合中国省级地区增长数据,而空间误差自回归模型能够满意地解释中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这表明地理位置的影响尽管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但并没有改变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空间误差自回归模型还显示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以及知识溢出在省级地区水平上是显著存在的,并且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     

WTO框架下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最优安排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金融改革要向自由化方向迈进.本文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全球化的推进逻辑出发,分析了当中国引入WTO变量后,如何通过修正金融改革路径实现金融市场开放的最优选择.其中引言部分综述了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发展及中国面临的挑战;第二部分提出引入WTO变量后中国金融改革路径的修正;第三部分实证性地研究了中国推进金融市场开放的最优顺序安排;最后是结论及进一步改革建议.     

贸易结构、技术密度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

以往的国际贸易理论都强调,贸易结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该文通过VAR模型估计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     

改革代价分配不公的成因与对策

发生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代价分配不公,引发了社会种种不良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利益协调是关键。为此,就需要国家和政府通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建立公正合理的改革代价分配机制,有效地协调由更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所引发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     

合资模式下中国汽车产业升级路径分析——基于产品内分工理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的巨大市场吸引了一批跨国企业来华投资,中国的汽车企业通过和跨国公司合资,嵌入由其主导的汽车产品价值链中。从产品内分工理论的角度,对汽车产品分工各环节进行价值分析,指出战略环节,并对合资模式下的中国汽车产业升级路径的利弊进行分析,对升级路径提出建议。     

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重大选择

该文根据中国近年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经验,集中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农地转让权,重点是相对于使用权,重新界定农地转让权所面临的限制条件和选择.该文探讨了在现存土地转让权的法律安排下人们的实际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的经济含义,并讨论了将要修订的《宪法》和《土地法》面临的主要选择.     

公司资源的"隧道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该文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在控制股东谋求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其盈余管理是否与公司资源的隧道效应有关.我们猜测在治理结构越差和超过监管阀值动力越大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激励越强烈;当隧道行为变得困难时其也减弱.我们的实证分析表明应计利润总额和行业中值调整后的应计利润(INDUSTRY-MEDIAN-ADJUSTED ACCRUALS)与 H/B 股虚拟变量负相关,同时与下列因素表现出正相关关系:最大股东在公司的利益,高层管理人员在公司的利益以及董事会是否由 CEO 来控制.我们的结论显示了隧道问题在具有下列特点的公司里更为突出:一个强有力控股的股东,公司的 CEO 们对公司具有强烈的私人利益,董事会不是那么独立;然而当公司与境外投资者交易股票时这个问题减轻了.而且,中国资本市场发生的某些特殊事件也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支持.     

中国经济的增长-GDP数据的可信度以及增长的微观基础

该文从GDP计算体系和经济增加值(EVA)分析方法着眼,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及其与企业微观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性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数据基本可靠;第二,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背离;第三,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来自于上市公司、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最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能否继续如现状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成本能否继续下降.     

"文化大革命"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既表现为十年的经济增长停滞,更表现在对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损害.该文推算了文化大革命通过缩短学制、停办大学等造成的人力资本存量变化,及其对后来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我们估算,文化大革命使可能的受教育年限减少了14.3%.由于文化大革命使国有经济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都遭到破坏,从而使其经济增长处于相对较低的稳态水平.与之相比,非国有经济所依靠的劳动力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同时其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比较低,使其处于更为有利的经济稳态.因此,如果没有改革以后的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将长期处于较低的增长状态.     

破解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难题的可行路径——国企改革30年的反思与前瞻

国有企业利益相关者对国企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偏好和国企经营目标的多元性,导致政府仍然保留改制后国企经营者的选择权和定薪权,这是造成当前国企经营者激励难题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渐进性和国企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这些造成国企经营者激励难题的社会性约束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所以,新时期国企经营者激励制度改革和创新必须另辟蹊径。只有大力借鉴行为合约理论的相关成果,着眼于经营者公平偏好、利他主义等非货币动机的培育和运用,才能实现可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