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文明城市对地方债务融资的影响效应研究

以“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活动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DID、PSM-DID等方法,检验创建文明城市对地方债务融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创建文明城市通过提高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强度持续促进地方债务融资规模增长,对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东部城市的债务融资促进效应更显著。既有促进地方市政建设银行贷款规模增长的完全中介效应,也有促进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融资增长的部分中介效应。拓展研究表明,促进债务融资增长效应,虽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会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鉴于此,可将地方债务相关指标纳入文明城市测评体系,适当提高城市特色指标比例,充分发挥创建文明城市对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推进城市文明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住房、便利设施与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微观机制与福利效应

通过构建住房和便利设施供给内生的空间均衡模型,运用人口调查数据和反事实检验方法,本文考察了住房成本和便利设施水平变动影响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机制及其福利效应。研究发现:(1)住房成本随着异质性劳动力向城市集聚而显著上涨,但城市便利设施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高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的扩大,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2)住房成本上涨与便利设施水平提高进一步推动了异质性劳动力在城市间的流动与配置,反映在城市体系上,使得城市的规模分布分别呈现出扁平化和向大城市极化的特征;(3)就福利效应而言,住房成本上涨压缩了工资溢价带来的福利水平提升空间,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低技能劳动力福利差距的扩大趋势;更高水平的便利设施促进了福利水平的提升,但也加剧了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福利不平等状况。城市规模对上述福利效应存在放大机制。     

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依据手工查找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量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负向影响显著。机制检验显示：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技术创新和要素替代效应两个渠道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异质性分析显示：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城市等级的差异,对西部地区抑制作用显著,城市规模越小、行政等级越低,抑制作用越显著。鉴于此,应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加速推进要素禀赋结构转型,实施地区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和技术升级政策,加强区域经济联动,协同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提升。     

数字金融发展能降低城市碳排放吗?--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重点考察了制度环境在数字金融与城市碳排放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证实:(1)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并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源消耗强度是数字金融改善城市碳排放的有效机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进而降低碳排放。(3)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中,财政分权、对外开放程度在数字金融与城市碳排放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而市场化水平未起到调节作用。(4)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碳减排效应仅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而西部地区不显著。     

城市规模影响收入差距的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基于长三角地区25个城市面板数据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个地区的城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城市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这两种效应共同作用影响着城乡收入差距,在阐述城市规模影响收入差距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下,选择了长三角地区2006-2015年25个城市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城市规模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长三角地区的聚集效应仍大于扩散效应,使得城市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但距离中心城市较近的城市,其聚集效应在减弱,扩散效应在增强,进一步发展则会达到倒"U"型的拐点处。     

生态经济区设立的协调发展效应——来自两大湖泊的经验数据

生态经济区规划的核心目标是提升流域内城市在主体功能实现和民生发展方面的协调发展水平，实现流域内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利用江西、湖南、湖北三省37个地级市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两湖”生态经济区设立对流域内城市协调发展的带动效应。研究发现：“两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显著提升了流域内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且该规划的带动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与时间动态异质性。通过进一步分维度分析发现，生态经济区规划对民生发展水平的提升效应较其对主体功能实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以上结论对生态经济区流域内城市走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北京市未来常住人口变动趋势与对策

北京是我国首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人口规模迅速提升。人口发展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城市带来环境和生态方面的压力。本文在分析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变动和空间变动基础上,采Logistics等六种模型对北京常住人口数量和分布分别进行模型拟合,并通过二项系数进行修正,外推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发现北京仍将面临人口增长的压力,需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和加强区际之间资源的协调。     

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地区产业空心化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作为对外开放和促进贸易政策的空间载体,通过其外向型经济活动,或抑制或加剧地区产业空心化,且在某种情境下存在地区异质性。笔者基于200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基于规模和效率变化维度的产业规模空心化和产业效率空心化两个指标度量的地区产业空心化状况,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地区产业空心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保税区促进了地区产业规模扩张和效率提升,而出口加工区则抑制了地区产业规模扩张和效率提升;保税区通过降低外资进入门槛促进地区产业规模扩张和产业效率降低,也通过降低贸易竞争力促进产业效率的提升;出口加工区通过提高外资进入门槛抑制地区产业规模扩张和产业效率提升;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地区产业空心化的影响受制于市场化和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本研究通过揭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地区产业空心化的作用机制,加深了人们对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推动地方经济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认识,丰富了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经济效应相关领域研究的文献,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依据。     

国家审计能够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以全要素生产率度量城市发展水平,考察国家审计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功能作用发挥提高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国家审计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国家审计可通过提高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本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国家审计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地方金融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国家审计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存在动态效应。     

商业保险促进共同富裕提升：机制与效应

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商业保险具有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天然属性”。本文基于CHFS数据和面板熵值法构建共同富裕指数,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商业保险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商业保险对家庭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商业保险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共同富裕水平较低、西部地区、低收入家庭、女性户主家庭中,商业保险对共同富裕水平提升的效应更强;第三,机制分析表明,商业保险可以通过缩小物质财富差距和增加致富机会来促进共同富裕提升。本研究为制定实施推动商业保险发展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依据。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基于高铁开通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高铁开通为背景研究了经济地理重构对工业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会通过竞争逃避效应、创新溢出(虹吸)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从企业和城市—行业层面变量影响当地企业创新水平。通过高铁开通的准自然实验检验表明:高铁开通城市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均显著提升,这一正向影响存在空间维度的“U型”曲线关系,距离创新中心相对更远的企业受到正向影响更大。行业层面异质性检验表明,接近技术前沿和更具比较优势的行业获得更大正向效应。本文揭示了高铁建设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和创新体系的一种微观机制。     

绿色金融政策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绿色金融是引导资金向绿色产业集中进而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基于2004—2019年27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使用非参数方法测算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表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检验该政策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1）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看，该指标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0.97;(2)从政策效应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并不存在异质性；（3）从政策作用机制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提高等多个路径，促进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提高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4）从企业微观行为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地区中的高污染企业会通过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履行污染治理责任等路径提升自身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自身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结论完善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的效果评价框架，为优化当前绿色金融...     

公路基础设施如何重塑中国创新格局——基于地域异质性的微观证据

基于地域异质性的新视角,本文检验了中国城市层面公路密集度对微观企业创新投入产生的差异性影响及其内在机制。我们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公路基础设施对微观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显著抑制效应。从区域异质性角度来看,公路基础设施对人均实际GDP大于均值的城市的企业创新产生显著抑制效应,但并未对人均实际GDP小于均值的城市的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在省份地区内,对省会城市的企业创新投入产生显著抑制效应,但并未对非省会城市企业创新投入造成显著影响。从内在机制来看,一方面,公路基础设施通过企业创新信息交流成本降低效应和企业创新人力资本逆向流动效应,抑制了企业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公路基础设施通过企业新产品出口规模经济效应,对企业创新产生促进作用。中国公路基础设施对创新影响效应的地区异质性特征,可由多重机制影响效应对比关系的地域差异性解释。     

技术市场规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4—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技术市场规模扩大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还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地区来看，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技术市场发展虽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企业金融化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作用。据此，提出从完善技术市场体系、合理布局投资组合、激活数字金融新功能方面入手，通过发挥技术市场规模扩张活力、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文明城市”评选与地方城投债规模的扩张：一个基于评比表彰机制的分析

本文以入选"文明城市"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了评比表彰理论模型,并采用2003—2017年232个地级市数据和多期PSM-DID方法实证分析了"文明城市"评选对地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这一研究考察了在政绩观转型的政策背景下政府债务的扩张机制,弥补了对地方政府举债动因相关研究的空白,也有助于完善官员激励机制的相关理论,给"评比表彰"这一政策的激励效果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证补充。研究发现:(1)入选"全国文明城市"能显著提高地方城投债规模,该结果经过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财政分权激励对"创文"引发的债务扩张存在正向中介效应,而晋升压力、政绩压力则对政治激励有调节效应;(3)官员在不同任期下将表现出不同的策略性行为,长任期能显著降低官员以债融资偏好。     

金融科技创新如何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金融服务效率的机制分析与空间计量

金融科技创新对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金融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创新不仅能直接促进本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对邻近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渐进、动态的长期影响。中介效应和异质性检验表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是金融科技创新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机制。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地区,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均明显高于非试点地区。因此,要优化金融科技业态空间布局,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深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科技、强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绿色发展

基于工业绿色增长、资源环境压力、绿色政策支持三个维度构建工业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对全国30个省、区、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探讨金融科技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传导机制,并运用三重差分模型分析强环境规制下金融科技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补偿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绿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西部较低。其中,金融科技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具有正面效应,强环境规制下金融科技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对其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效应愈加显著。因此,亟须推动工业绿色协调发展,强环境规制地区更应注重借助金融科技手段驱动工业绿色发展提质增效。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创新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248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市级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创新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溢出效应也带动了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市创新影响的边际收益增加,在考虑区域差异性后该门槛特征仍然存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创新环境,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梅特卡夫法则”效应。     

城市规模、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

城市是服务业发展的空间载体和集聚地,城市规模各异,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基于中国2003~2015年26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城市规模为门限,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检验了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存在基于城市规模的双重门限特征。以城市规模为门限,将样本分为三组,当城市规模低于3.865时,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为0.9017;当城市规模介于3.865~5.083之间时,影响大小为0.9137;当城市规模高于5.083时,影响效应下降到0.9041。显然,城市规模过小或过大都会降低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适度城市规模才能最大化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存在服务业发展与城市规模最优匹配特征。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空间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以及二者关系的异质性,进一步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的增加,该结论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且稳健可靠;数字金融发展对第二产业主导型城市以及“十三五”时期的城市样本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达到门槛值后对碳减排的促进效应更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间的碳排放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本地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其碳减排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本地碳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