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对中国服务出口贸易的影响

在测度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依据2011—2019年中国出口至33个国家的服务贸易数据,运用动态系统GMM估计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对中国服务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产生的"成本降低效应"和"市场需求效应"能够促进中国服务出口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的贸易促进作用存在基于文化距离的单门槛效应,当文化距离跨越门槛值后,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对中国服务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弱.     

中国金融发展如何影响绿色产业:促进还是抑制?——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的分析

利用2003—2014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相关数据,实证研究金融发展对绿色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金融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显著促进我国绿色产业的发展,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的提升显著地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在区域层面,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绿色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不显著,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在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方面均显著地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     

破解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新路径:外资开放政策的视角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深层次难题,本文以中国2002年外资管制放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研究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外资开放有效提升了同行业内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生产效率、出口扩张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外资开放影响内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外资开放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吸收能力强的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大,并且地区制度环境增强了外资开放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此外,内资企业除了获得行业内外资进入的水平溢出效应之外,还分别从上游和下游行业的外资进入中获得正向的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效应,进而显著提升了自身的产能利用率。最后,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发现外资开放通过资源再配置渠道显著促进了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增长,进一步检验显示,外资开放一方面促进了市场份额从落后产能企业向相对优势产能企业的再配置,另一方面促进了落后产能企业的淘汰,进而提高了资源再配置效率并促进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本文从外资开放政策视角探究了产能过剩问题,对新常态下破解产能过剩困境、实现“去产能”政策目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土地财政、房地产投资与"产业空心化"

本文从土地财政与房地产投资的联合视角来研究我国的产业空心化态势,利用2005～2016年我国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探究规模空心化和效率空心化的影响因素与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对产业空心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地理差异,过度的土地财政依赖会导致产业空心化的不断蔓延,房地产投资也是加重产业空心化的重要因素。面对当前实体经济萎缩,虚拟经济膨胀的状况,合理地规划土地财政、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投资将是抑制产业空心化的关键。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基于出口质量攀升的视角

推动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2—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综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改善要素资源错配、促进技术创新水平提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等途径,有效促进制造业的出口质量攀升,在经过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存在“空间效应”,邻近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本地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存在“虹吸效应”,具体表现为“空间竞争”。门槛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具有非连续性,其影响依赖于数字经济自身的累积水平,并且其效应随突破点的变化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本研究为我国进一步加快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技术市场规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4—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技术市场规模扩大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还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地区来看，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技术市场发展虽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企业金融化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作用。据此，提出从完善技术市场体系、合理布局投资组合、激活数字金融新功能方面入手，通过发挥技术市场规模扩张活力、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服务贸易开放、市场化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微观企业生产理论框架,从理论上分析了在考虑国内产品替代效应的情况下,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下游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以及国内市场化程度对贸易开放政策效果的调节效应。其次,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实证检验了服务贸易开放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服务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出口强度较大的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对出口强度较小的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并抑制了非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国内市场化水平提高能够增强服务贸易开放对出口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弱服务贸易开放对非出口企业造成的负面冲击。此外,我们还发现:(1)市场化主要通过商业存在(FDI)渠道调节服务贸易政策效果;(2)服务贸易开放对国企以及非东部地区中的出口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而对非国企以及东部地区的非出口企业的不利冲击更大。在考虑内生性以及使用替换变量等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因此,当前阶段中国服务贸易政策需要同时兼顾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并协调国内市场化改革,稳中有序开放。     

数字经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基于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测度的各省份农村产业融合指数和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从技术创新和创业活跃度视角检验了数字经济助推我国农村产业融合的效应和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村产业融合,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创业活跃度,是促进农村产业融合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南方地区的数字经济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高经济发展水平、高教育水平地区的数字经济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更大。     

外资进入对中国保险业效率的影响

通过将保险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分解,本文对外资进入可能引发的资本形成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等三个假说进行了检验,首次探讨了外资进入对中国保险业效率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1)外资进入所带来的资本形成效应是对中国保险业效率改善最为直接的经济效应,但它主要通过扩展保险业务来实现,保险资金运用的效率并没有明显提升;(2)外资进入引发的市场竞争效应确实对保险业的效率改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外资机构数量的增加比资产和市场份额的增长对效率的影响更为明显;(3)保险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与其效率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外资持股比例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技术外溢效应才会对中国保险业效率起到推动作用。     

金融效率差异与外商投资的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System GMM和固定效应模型方法对金融效率差异对外商投资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金融效率差异的增大会抑制外商投资,即地区金融效率的提升会促进外商投资;金融效率差异随着时间推移对外资流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影响程度越来越强。其次,将外资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结论与外资流量基本一致,且当期金融效率差异对总体外资存量作用要小于对外资流量的作用。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互动关系研究

利用民族地区8省区1997—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Geweke分解检验、协整检验及建立协整模型等方法对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的互动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相互抑制的互动关系。具体表现为:金融发展规模与贸易开放之间存在较强互动关系,且以金融发展规模对贸易开放的影响为主导;金融发展效率与贸易开放之间的互动关系尚不稳定,且主要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金融发展结构与贸易开放之间尚未形成长期稳定互动关系。民族地区需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之间的协调机制,以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合力作用。     

货币政策拉动就业增长的有效性研究 ——基于系统GMM估计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31个省(市、自治区)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检验中运用系统GMM模型剔除内生性,运用面板门槛模型验证阶段性.实证分析发现,总体而言,提高实体经济融资总量和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均可以拉动总体就业规模的增长,以社会融资规模衡量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存在门槛特征,拉动效应随货币政策规模的扩张而下降,LPR下降对私营主体就业的拉动作用不显著.据此,建议引导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加,加快LPR改革进程,制定差异化的货币信贷政策工具.     

银行利润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金融发展视角

基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5～2021年省域层面门槛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将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作为门槛变量，研究不同维度金融发展水平下银行利润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存在单门槛效应，在适当的金融规模和合理的金融结构下，银行利润增长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金融规模或金融市场规模占比过大，银行利润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减弱；金融效率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金融效率的持续提升，银行利润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显著增强。     

金融服务、外资政策调整与企业出口——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验证

基于金融服务是制造业的重要中间品投入,本文研究我国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动态变化对下游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理论上,金融服务业外资准入放松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中间品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直接效果是有助于提升出口企业使用金融服务的多样化和便捷化,促进企业出口。本文采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首次度量了我国金融服务业外资准入政策的动态变化,并使用投入产出表将其与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上下游关联,有效检验了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的作用。结果表明: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放开有助于提高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倾向和收益,存在出口促进作用;管理效率高、出口非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出口对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的反应更为灵敏;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放开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出口。本文研究显示我国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放开是推动我国贸易提升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外资持股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302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外资持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持股能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较低以及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银行，外资持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降低效应更为明显，且外资持股的风险承担降低效应主要源于银行类外资股东。对作用渠道的分析表明，外资持股主要通过降低银行盈利波动和提升银行资本充足率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     

“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机制模型探讨及其实证检验

“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笔者依据产业创新理论和信息资源理论,在构建“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机制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6—2020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新基建”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在“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过程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发挥中介作用;“新基建”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时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通过尝试性地构建“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机制模型并予以实证检验,揭示了当下“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在一定范围内拓展了产业创新理论和信息资源理论的应用边界,研究结论可以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企业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金融开放的“数量效应”与“质量效应”再检验——来自跨国的经验证据

金融开放能否通过投资规模增长和投资效率提升渠道来促进经济增长是颇富争议的话题。本文借助Lane&Milesi-Ferretti(2007)的综合金融开放度指标,应用82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数据,检验了金融开放影响投资的"数量效应"和"质量效应"渠道。整体而言,金融开放促进了样本国家和地区整体投资效率的提升,显著地降低了不同群组经济体之间投资产出指标的离散程度。不同于发达经济体,多数发展中经济体能够从金融开放中取得较为显著的"数量效应"。金融开放与金融发展能够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发挥联合调节作用,支持金融开放促进投资产出效率的"门槛效应"假说,即只有具备一定金融发展基础的经济体方能在金融开放中分享投资效率显著提升的收益。     

外资进入会加剧中国银行业风险吗?——门槛效应的研究

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的背景下,银行业对外开放对国内金融风险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从银行资产规模、外资持股比例和银行盈利能力三个角度,分析梳理了外资进入对商业银行风险的门槛效应机制,基于2009-2018年全国31家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了面板门槛回归.研究发现,银行业外资进入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当银行资产规模、外资持股比例以及盈利能力比较高时,银行业外资进入对银行风险的抑制作用十分显著;当银行资产规模、外资持股比例以及盈利能力比较低时,银行业外资进入对银行风险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甚至会加剧银行风险.因此,国内大中型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强的商业银行都应当提升对外合作水平,国内银行业应当坚持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负面清单制度改革,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也需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方面的合作.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和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县域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现有研究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我国2014—2021年1578个县域样本空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乡村产业兴旺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具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资本传导效应、技术传导效应和劳动力传导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处于第一门槛值下方（DIF≤0.186）时，对乡村产业兴旺影响呈现“弱显著”；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跨过第一门槛值，处于第二门槛值下方（0.1860.867）时，对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相较第一、第二门槛之间的影响有较大程度的下降，表明空间溢出作用开始通过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传导机制辐射周边地区，对本地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边际效应递减。     

自贸区贸易自由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利用全球10个自贸区相关数据,对自贸区贸易自由化影响产业升级的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明显,其中,贸易便利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最大,降低关税率和发展货物贸易也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但是发展服物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尚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