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

通过梳理FDI影响东道国就业技能结构的理论机制,将原始数据归口到直接消耗系数表中的15个相应行业,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FDI拉动了我国制造业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无明显影响,恶化了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FDI水平效应抑制了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拉动作用不明显,是恶化就业技能结构的渠道;FDI前、后向关联效应拉动了制造业总体就业,优化了就业技能结构;随着行业FDI进入程度的提高,FDI前、后向关联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作用均逐渐提高。     

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以GDP缩减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研究了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得到以下结论:货币、投资、房价上涨与GDP缩减指数显著正相关,就业和出口与GDP缩减指数显著负相关.建议央行货币政策应把房地产价格明确纳入调控目标,打破劳动力流动的地区和市场阻隔,促进劳动力流动和向城市的集聚,因市场规模效应而显著的降低生产和流通环节中的成本,缓解通胀压力.     

收入差距、信贷约束与房价变动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代理人模型,刻画了收入差距通过信贷渠道影响房价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收入差距的缩小提升了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比,使该类人群获得了更多的外部融资进行购房,由此产生了两方面效应:(1)信贷约束放松降低了住房流动性溢价,从而对房价产生负向影响;(2)收入上涨增加了住房边际效用较高的低收入者对房价正向影响的权重,从而使住房需求上升的效应抵消了此前的负向影响,最终促进房价上涨。通过对1970-2017年44个国家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高收入者收入的下降,低收入者收入占比的上升在放松信贷约束和提升房价方面具有更显著的作用。据此本文认为:一方面要通过增加住房供给来化解城市化率提升与高房价之间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缩小收入差距,推动以“人”为核心的高质量城市化,并引导信贷资源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是当前促进国内大循环、稳定社会融资规模和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手段。     

不能简单关联住房自有率与经济发展水平

住房自有率过高的确会对劳动力自由流动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住房自有率过高会降低居民的创新积极性,因为这没有考虑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的问题。更不能将住房自有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简单关联起来,甚至混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我国部分一线城市住房自有率降低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不能因此而主动降低所有城市的住房自有率,这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国家推广建设公租房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历史欠账,而非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主动降低住房自有率。     

企业ESG表现与劳动力需求——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ESG表现对其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ESG表现最终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正向作用。（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通过资金支持效应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通过技术升级效应则增加了对高学历劳动力的需求，而降低了对低学历劳动力的需求。在资金支持效应和技术升级效应共同作用下，企业对高学历劳动力需求增加，而对低学历劳动力需求不显著。（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污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其ESG表现提升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正向效应更明显。（4）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ESG表现会增加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对常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不显著。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理解企业ESG表现在促进劳动力就业、推动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制约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应用率提升的因素及对策

住房自有率过高的确会对劳动力自由流动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住房自有率过高会降低居民的创新积极性,因为这没有考虑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的问题。更不能将住房自有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简单关联起来,甚至混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我国部分一线城市住房自有率降低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不能因此而主动降低所有城市的住房自有率,这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国家推广建设公租房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历史欠账,而非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主动降低住房自有率。     

异质性劳动力与生产集中的经验研究

文章在以往学者研究异质性劳动力对空间经济集聚影响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省份间的2000~2014年的人口与生产的空间分布数据,验证了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对空间经济格局的影响,最后得出应重视劳动力的异质性,并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     

住房支付能力影响农业人口流动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八个年度九个省份的微观数据,构建纳入住房支付能力的哈里斯-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运用Probit方法,检验住房支付能力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分别控制了劳动者职业特征、健康状况和家庭负担之后,较低的住房支付能力均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就业的概率.因此,提高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住房支付能力,有利于促进城乡人口流动,进而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技术引进、自主创新与就业——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15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考察技术进步对就业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短期的技术引进促进了就业增长,但其对就业的溢出效应不显著;而长期的技术引进并不能持续地带来就业增加,反而会对就业造成破坏效应。自主创新对就业短期以破坏效应为主,但长期的自主创新促进了就业的增加,并且从经济距离权重下的就业效应来看,自主创新吸纳了相近经济水平区域的劳动力,空间溢出效应为负。现阶段我国自主创新的就业效应不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技术引进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越弱。     

市场潜能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基于2000—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市场潜能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市场潜能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市场潜能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具有空间倒"U"结构,其特征满足"威廉姆森"假说.进一步计算市场潜能的拐点值发现,在不同的空间权重下超过90％的样本位于拐点值左侧的递增区间,这表明市场潜能对本地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效应,且在东部地区表现突出,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弱.在考虑市场潜能的空间溢出效应后,本地市场潜能对邻近地区的劳动力"虹吸效应"明显,具体表现为"空间竞争",并且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这种"空间竞争"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为强烈,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市场潜能对邻近地区争夺劳动力资源的空间竞争有所减弱.最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市场潜能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经济集聚与公共服务机制.结果表明,市场潜能通过集聚效应与公共服务效应可以有效吸引劳动力流入,扩大了地区劳动力存量规模,验证了之前的理论假说.     

最低工资与企业创新

本文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通过相邻样本分析、双重差分策略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基本稳健。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物质资本,降低了低技能工人就业,提高了高技能工人就业,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优化,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了硬件和软件条件。企业实现创新的方式有自创和引进技术两种,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创新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具有促进企业创新升级的作用,这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最低工资与企业创新

本文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通过相邻样本分析、双重差分策略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基本稳健。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物质资本,降低了低技能工人就业,提高了高技能工人就业,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优化,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了硬件和软件条件。企业实现创新的方式有自创和引进技术两种,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创新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具有促进企业创新升级的作用,这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

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对企业发展、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2—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283个地级市统计数据,探讨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制造业企业资本劳动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而言,最低工资标准每提升10%,企业资本劳动比将提高2%,该结果在工具变量回归、双重差分法等多项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使企业增加资本投入和减少劳动力雇佣,这一结论为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事实提供了直接证据。异质性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非国有企业、较低工资水平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企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显著提高,从而佐证了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积极效应。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     

高房价是否导致了区域高技能人力资本流出?

我国正处于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型的关键阶段,高技能人才资源已成为当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与此同时,我国已经历了一段房价全面上涨的时期,由房价高速上涨所导致的人才流出问题引起政府与公众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对大学生就业地选择的关注,考察了高房价对地区高技能人力资本流出的影响。本文的结果稳健地表明,高房价显著地提高了大学毕业生离开本地就业的概率;根据本文的估计,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房价的上升至少增加了区域高技能人才流出21.5%;特别地,房价的挤出作用对于较弱家庭背景的学生以及非一线城市更为严重,此外,高房价也影响了大学毕业生的职业选择。本文的研究结果指出了中国高房价可能影响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重要渠道;同时,通过对房价的关注,为地区与国家减少高技能人才流出,实现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提供了新的启示。     

劳动杠杆的定价效力: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证据

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2002年至2018年的季度数据,从公司层面考察了劳动杠杆(由劳动力成本粘性特征导致的企业利润变化率大于产出变化率的经济现象,可理解为不考虑固定成本时经营杠杆的特殊表现形式)对股票截面收益率的定价效力。结果发现:(1)劳动杠杆对截面收益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具体表现为高劳动杠杆公司的收益率低于低劳动杠杆公司的收益率;(2)该影响在控制了公司特征后依然显著存在;(3)该影响在不同经济周期下表现不同:在经济下行期,负向定价效力更为明显。进一步地,本文通过生产率冲击和工资冲击这两个风险来源探究了劳动杠杆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劳动杠杆一方面通过生产率冲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工资冲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但后者的影响程度显著强于前者,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上市公司的技术水平。相关结果能够为公司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理解劳动杠杆的定价机制及相关投资策略的制定和风险管理等提供经验支持。     

城市服务多样性与劳动力流动——基于“美团网”大数据和流动人口微观调查的分析

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倾向愈加凸显,城市服务的多样性福利将成为吸引劳动力和优化人才结构的重要支撑。本文利用“美团网”生活服务分类和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研究城市服务多样性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服务多样性会显著降低流动人口的迁出意愿,服务品类多样性每增加1%,劳动力迁出的概率平均约降低3.23%;城市服务多样性的影响具有群体差异性,年轻化、高技能群体的敏感度更高,边际效应可达4.62%和4.03%。考虑调节效应和地区异质性的扩展分析进一步发现,城市信息化、市场化水平对服务品类多样性吸引留住人才具有正向放大作用,尤其是在东部地区和5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中表现尤为突出。本研究为城市人才吸引和劳动力竞争提供了政策启示。     

Optimal taxation and welfare benefits with monitoring of job search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x policy, welfare benefits, the government technology for monitoring and sanctioning inadequate search, workfare, and externalities from work, we incorporate endogenous job search and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into a model of optimal nonlinear income taxation. In this setting, the government faces a trade-off between boosting employment of low-skilled agents and raising work effort of high-skilled workers. If sanctions for inadequate search effort can be targeted at high productivity types for whom it is socially optimal to search, the government can afford to levy higher labor taxes on marginal workers without discouraging these agents from seeking work. This allows for lower marginal taxes on work effort of agents with a job. In contrast to workfare, job externalities in the private sector raise marginal tax rates, as the government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to boosting employment of low-skilled workers.     

Which workers get insurance within the firm?

Industry-level time series data suggest that low-skilled workers get less insurance within the firm than high-skilled workers. In particular, wages respond relatively more to productivity shocks in low-skilled industries than high-skilled industries. Our theory is that low-skilled workers get relatively less insurance from their firms because they have relatively lower displacement costs. Under limited commitment, lower displacement costs make the workers' outside options more attractive, and hence decrease the amount of risk sharing sustainable within the firm. Evidence on average displacement costs by industry support the theory's predictions.     

Demand for Urban Quality of Living in China: Evolution in Compensating Land-Rent and Wage-Rate Differentials

The rapid pace of urbanization and income growth in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 spurred in part by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urban housing and labor markets, resulted in considerable growth in urban land rents and wage-rate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urban quality of living, comprising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menities, on the evolution of cross-city land-rent and wage-rate differentials in China. We employ the household data from the 1998 and 2004 Urban Household Survey (UHS) to compute the intercity land-rent and wage-rate differentials, inferring the rent growth in individual cities from a household housing consumption demand equation as home values were not reported in the earlier UHS. Our findings show a strong increase of urban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local amenity qualities between 1998 and 2004.     

城市群政策能否促进区域金融协调发展?——基于方言视角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区域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本文试图解释城市群政策对金融协调发展的影响,并深入探究其中的机制路径。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有效提升了地区的金融发展质量,一方面提升了金融发展总量,另一方面弥合了地区间的金融发展差距,由此实现了总量和均衡的双重拟合。进一步地,本文确证了方言一致性在整体上有助于城市群政策发挥积极作用,不仅在城市群内部促进了金融协调发展,还在城市群分割处弱化了由城市群政策带来的市场分割效应,体现了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金融要素"之间扮演的重要角色。从机制上看,与城市群密切相关的地方文化--方言,更多的是通过经济个体间的身份认同(信任)来促成地区间的金融协调发展。鉴于此,本文认为对城市群的划分和发展,不仅要考虑地理距离,还应考虑以方言为代表的文化距离,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