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的研究北大核心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充分发挥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是建设贸易强国的内在需求。文章基于2001～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企业层面出口国内技术含量指标，检验了进口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进口机器人应用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且该结论通过了对被解释变量进行缩尾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进口机器人应用对交通运输、电子通信及医药行业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进口机器人应用通过生产工艺优化效应、进口中间品节约效应以及国内中间品扩张效应提高了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因此，优先发展应用于生产环节的机器人产业，加强机器人应用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完善机器人产业配套体系是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效途径。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出口韧性

危机期间，由于价值链传导中“长鞭效应”的存在，价值链嵌入程度越深的企业将面临越大的出口冲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面临外部冲击时需要通过退出价值链或缩短供应链以降低“长鞭效应”的危机传导呢？企业又该如何降低“长鞭效应”对出口的冲击，提升出口韧性呢？有鉴于此，文章首先建构了一个能够反映外需冲击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出口韧性产生影响的多产品异质性企业模型。接着，通过出口企业风险抵抗能力这一指标的构建来对抵御期及恢复期的不同出口韧性加以区别刻画，并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运用2008—2013年工业企业、海关以及UIBE GVC Index数据库，来对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企业出口韧性的作用方向及机制加以检验。基准结果表明：由于价值链分工下“长鞭效应”的发挥，随着制造企业嵌入价值链的加深，企业的出口韧性会随之降低。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则进一步表明，价值链长度的缩短以及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的提升能够从不同程度显著缓解价值链嵌入加深对企业出口韧性产生的负面影响。此外，内生性检验和企业异质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对于基本结论同样给出了证据支撑。     

中间产品进口与企业出口质量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采用2002—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借鉴Harrigan等（2011）的方法测算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质量指数,实证分析中间产品进口与企业出口质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进口中间产品与企业出口质量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进口中间产品对企业出口质量存在显著促进提升作用。通过将进口来源地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中间产品都对企业出口质量存在显著促进提升作用,而从低收入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更大,即产品多样性互补效应的作用更大。另外,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研发营销、企业规模与企业出口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资本密集度与企业出口质量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按照行业要素禀赋和贸易方式划分的分样本回归结果验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中间产品进口与企业出口质量

文章采用2002~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借鉴Harrigan等(2011)的方法测算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质量指数,实证分析中间产品进口与企业出口质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进口中间产品与企业出口质量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进口中间产品对企业出口质量存在显著促进提升作用。通过将进口来源地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中间产品都对企业出口质量存在显著促进提升作用,而从低收入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更大,即产品多样性互补效应的作用更大。另外,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研发营销、企业规模与企业出口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资本密集度与企业出口质量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按照行业要素禀赋和贸易方式划分的分样本回归结果验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数字技术竞争、基础设施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中国企业如何通过数字技术竞争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国内外数字技术差距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国内外数字技术差距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负相关,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此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技术进步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正相关,产品替代能力较弱和技术进步较慢是造成中国企业无法发挥数字技术经济赋能效应的主要原因;拓展分析发现,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贸易网络中心度显著正相关,说明数字化转型企业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要求更高。这些发现为中国企业参与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提供了理论支撑。     

消费撬动出口升级——事实与机制

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本文研究了消费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国内消费升级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并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消费升级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所在地区、所处行业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消费升级通过市场竞争效应、进口中间品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此外，消费升级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受到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制度环境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制约。本研究拓展了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边界，对于我国如何在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背景下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联动和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制度距离与出口学习效应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在阐述制度距离影响出口学习效应内在机制的基础上,以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库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制度距离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制度距离与出口学习效应显著正相关,而法律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与出口学习效应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文化制度距离对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具有负效应,而制度距离对加工贸易企业没有影响;文化制度距离对非外资企业具有负效应,而对外资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没有影响。     

制度距离与出口学习效应

文章在阐述制度距离影响出口学习效应内在机制的基础上,以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库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制度距离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制度距离与出口学习效应显著正相关,而法律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与出口学习效应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文化制度距离对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具有负效应,而制度距离对加工贸易企业没有影响;文化制度距离对非外资企业具有负效应,而对外资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没有影响。     

数字化转型能否推动中国企业进口扩大——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积极扩大进口对助推我国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促进贸易平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通过整合2007—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其与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提取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合并，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规模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张，且这一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减特征，对进口规模较小的企业最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推动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和生产规模扩张三个途径来促进企业进口，从进口构成上来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额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国家层面和产品层面的进口集约边际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产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推动了出口企业、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中间品的进口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还有助于提升企业进口概率、延长进口持续时间以及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和技术类产品进口份额。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主动扩大进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对进口扩张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积极探究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对于推动贸易强国建设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构建理论框架解析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机制。通过采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发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实际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扩张。该结论在经过替换关键变量、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估计、更换估计方法、调整样本范围和控制多维固定效应等多重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人工智能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技能水平，即通过融资效应和技能升级效应促进企业进口扩张。异质性分析显示，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产权性质、规模和区位异质性。人工智能对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进口扩张的带动作用更为强烈。文章通过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以及Cloglog生存模型法考察人工智能与进口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延长进口持续时间，维持进口贸易关系稳定性。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也为政府通过积极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中国进口供...     

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高质量出口是新时期中国外贸发展的本质要求和主攻方向,融资约束是困扰中国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大样本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利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进行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中间品进口是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机制,且该机制在高技术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第三,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在大型企业中显著为正。文章从微观层面诠释了金融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为缓解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过程中的融资约束提供了经验证据和解决思路。     

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与工资水平

基于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库以及进出口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引入企业创新机制效应检验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工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考察企业的出口状态、所有制结构及企业所属地区差异后发现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出口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及企业创新对工资分布高分位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传导机制检验，认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通过节约成本、提升生产率及企业创新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利润共享机制存在。在控制成本效应及生产率效应两种机制之后，企业创新成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作用于企业工资的新机制。     

文化贸易持续期与出口二元边际

文化贸易出口持续期与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存在何种影响效应?文章基于1996~2013年中国文化贸易HS六位码产品数据,构建文化贸易出口的二元边际和贸易持续期变量,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文化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实现,扩展边际增长趋势并不显著;贸易出口持续期对出口的集约边际呈现正向促进效应,而与出口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在不同的核心产品类型和持续期样本中,二者影响差异仍然显著存在。此外,文化产品的进口规模、出口目的国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均对出口二元边际具有显著的影响。文章多种稳健性回归估计也验证了上述结论。基于此,如何有效提升中国文化贸易的出口持续期,进而发挥其对文化出口增长的促进效应,这对于文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文化贸易持续期与出口二元边际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化贸易出口持续期与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存在何种影响效应？文章基于1996～2013年中国文化贸易HS六位码产品数据,构建文化贸易出口的二元边际和贸易持续期变量,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文化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实现,扩展边际增长趋势并不显著;贸易出口持续期对出口的集约边际呈现正向促进效应,而与出口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在不同的核心产品类型和持续期样本中,二者影响差异仍然显著存在。此外,文化产品的进口规模、出口目的国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均对出口二元边际具有显著的影响。文章多种稳健性回归估计也验证了上述结论。基于此,如何有效提升中国文化贸易的出口持续期,进而发挥其对文化出口增长的促进效应,这对于文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地方金融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以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为例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创造了出口贸易发展的奇迹,文章从地方金融自由化视角对中国企业出口扩张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以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为研究背景,文章采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地方金融自由化不仅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概率,而且对企业出口规模扩张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处理潜在的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金融自由化的出口扩张效应对于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企业而言更加明显。此外,文章还将城商行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进行估计,结果也表明地方金融自由化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并且这一促进效应随着城市商业银行设立时间的延长而增强。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地方金融自由化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扩张。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的内在联系,同时为客观评估地方性金融机构的设立以及企业的出口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此外,文章对地方金融性机构的政策调整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微观匹配数据,在地区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研究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间品进口通过"竞争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中间品质量效应"以及"中间品多元化效应"机制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提升效果会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中间品进口来源国、技术复杂度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2）制度环境改善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强化了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中间品进口与制度环境在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方面存在互补性;（3）文章进一步从动态视角考察了进口持续期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得出二者呈现"U"型关系,短期进口无法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持续进口以及适时进入可以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研究为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改善区域制度环境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支撑。     

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探究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汇率上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促进作用,对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抑制作用。从影响机制上分析,人民币升值通过"种类效应""创新效应"和"资本效应"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并通过"种类效应"以及"竞争效应"降低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一般贸易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和东部企业的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敏感,国有控股企业和中西部企业的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不敏感,而加工贸易企业的进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敏感,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不敏感。     

中国的关税削减促进了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参与吗?——基于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同贸易自由化改革密不可分,而贸易自由化改革特别是关税削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通过微观出口企业来实现的。文章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2001～2007年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中国进口关税削减带来的出口促进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进口关税削减确实影响了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参与决策,关税削减对企业出口进入和出口密度决策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高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对一般贸易企业的影响高于加工贸易企业。这些结论为中国加入WTO以来出口贸易增长特别是集约边际的演化提供了微观解释。     

中国的关税削减促进了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参与吗?——基于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同贸易自由化改革密不可分,而贸易自由化改革特别是关税削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通过微观出口企业来实现的。文章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2001~2007年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中国进口关税削减带来的出口促进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进口关税削减确实影响了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参与决策,关税削减对企业出口进入和出口密度决策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高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对一般贸易企业的影响高于加工贸易企业。这些结论为中国加入WTO以来出口贸易增长特别是集约边际的演化提供了微观解释。     

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出口抑制与替代

数字贸易是国际贸易的新兴力量。研究数字贸易壁垒的贸易效应是构建贸易壁垒有效应对机制，实现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在Eaton and Kortum(2002)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绝对贸易壁垒和相对贸易壁垒双重约束的数字贸易出口决策模型以探究双重数字贸易壁垒产生出口抑制与替代效应的内在机理。据此，文章运用2014—2019年全球49个经济体的数字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存在显著的出口抑制效应，该抑制效应受到两者交互作用产生的替代效应影响，呈现出“跷跷板”现象。这意味着在数字贸易中依然存在着所谓的“贸易持续保护法则”。（2）双重数字贸易壁垒产生的出口抑制与替代效应在贸易类别、壁垒类别和国别收入层面上均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3）贸易成本是双重数字贸易壁垒产生出口抑制的重要渠道，国别TFP作为调节变量引发了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出口抑制的“逃逸效应”，而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产生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出口抑制的“弱化效应”。（4）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在出口二元边际上也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效应。文章的研究为全面理解数字贸易壁垒的多重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新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