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兼论环境信息披露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流话题。本文以2014～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并分析了环境信息披露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并对制造业企业、地区数字化水平更高的企业效用更加明显；(2)环境信息披露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关系存在促进作用；(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研发投入实现。本文从环境信息披露与数字化转型的角度提出了新思路，以帮助企业拓展绿色技术创新。这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激发其可持续发展活力。     

数字化转型与商业信用融资——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必然趋势，能够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两者的关系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低以及融资约束程度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本文为企业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商业信用，进而提高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了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已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数据，构造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管理效率等途径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处于数字化关注程度高的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不仅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化、溢出效应与企业绩效

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企业异质性,从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环境和内部经营管理效率两个角度检验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最后实证考察数字化在行业内和城市内对企业绩效的溢出效应。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数字化显著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高,并且对小企业、北方地区、国有企业和数字化水平较高行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检验结果发现,数字化能够同时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环境和提高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效率。企业所处行业和城市的数字化水平均会对其绩效产生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在不同类别企业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企业自身数字化、行业和城市溢出效应均会降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绩效,而在内部经营管理效率方面,只有企业自身数字化水平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溢出效应——基于供应链视角的经验证据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企业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强调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当前中国实体经济面临严重的供需结构性失衡，且主要矛盾集中于供给侧。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改善供应链上企业间的信息传递效率进而优化供给结构的问题，本文从供应链视角出发，基于2012—2019年沪深上市公司样本，检验了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上企业间信息环境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上的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了供应链的“牛鞭效应”，对供应商企业产生显著的正向信息溢出效应。数字化技术方向的异质性对供应链间信息环境的治理作用也存在明显差异。当供应商企业规模越大、库存周转天数越长、面对的外部环境风险或不确定性越大以及客户集中度越高时，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信息溢出效应越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和验证成本来改善供应链间信息环境。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信息溢出效应会影响供应商企业的决策行为，促使供应商企业采用独特的战略模式，提高供应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优化供给结构、缓解产能过剩以及供应链效...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通过收集2009~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选用双重差分模型和PSMDID方法研究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并进一步剖析以企业创新能力为传导路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进而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未转型企业,生产率提升效力在57.0%左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发展相对较弱的西部地区企业受到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效应相对更强,同时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和民营企业也能够获得更大的生产率提升效应。本文对于鼓励民营企业创新转型、融合数字化产业化改革,激发数字经济潜力以助推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信用监管、营商环境与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构建模型刻画不同地区信用监管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综合考虑营商环境等多维要素与信用体系建设的协同效应,利用1999~2018年中国省级城市面板数据和2017~2019年城市信用监测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地区信用监管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显著为正,说明信用监管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2)营商环境与信用监管水平的交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信用监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3)信用监管和营商环境有利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促进潜在企业的市场进入,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传统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传统能源企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投资效率,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在数字化转型和投资效率之间发挥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投资不足、非国有性质和东中部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助力传统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资本市场良性投资发展。     

企业数字化与融资约束

本文以2015～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文本挖掘技术测度企业数字化水平，探究企业数字化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对融资约束具有缓解效应，这一缓解效应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代理问题来实现；当企业处于成熟期、战略差异度较高以及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这一缓解效应更为显著。本文不仅为理解企业数字化的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论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路径

本文采用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数据要素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4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为不明显。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基础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关联度最强。考察作用机制发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效路径。大力发展数字化产业,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缩小新质生产力地区差距,成为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政策启示。     

制度环境 盈余质量与融资约束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盈余质量和制度环境因素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盈余质量的提高和制度环境的改善都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在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盈余质量对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所产生的缓解效应更加显著;但是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盈余质量的提高并没有很好地降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同时得出结论:盈余质量对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的缓释作用离不开宏观制度环境的改善,政府应该加快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     

我国企业资本结构二元化趋势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凭借其上市的优势更多地依赖于股权融资方式，而非上市公司尤其是中小企业，只能通过银行贷款或内部积累融入资金，从而使不同的企业组织形成了股本注入为主与债务注入为主的二元化资本结构。要转变资本结构的二元化趋势，需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调整失衡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企业资金结构，并通过建立新型的银企关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媒体监督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基于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2010～2014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了媒体监督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深入探索了不同类型媒体监督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发现：媒体监督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可以产生显著的影响,即媒体正面报道可以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而媒体负面报道则会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不同类型的媒体监督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对于纸质媒体监督而言,网络媒体监督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力更大。     

数字普惠金融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

商业信用二次配置是企业充当信用中介,将银行信贷等资金通过商业信用的渠道为供应链的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这会导致资金供给链延长,加剧了供应链系统性风险,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在于为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因此,其能否抑制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对于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信用二次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降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有效减少了企业利用商业信用把长期借款资金进行二次配置的行为,而且该抑制作用对于外部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减少上市公司超额银行信贷抑制商业信用二次配置。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外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内部风险较低、现金持有水平较高以及非高科技企业中,数字普惠金融对上市公司商业信用二次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而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降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的同时,对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减少了资金供给的中间环节,进而抑制大型企业充当"影子银行"进行资金的二次配置。     

地方政府债务的挤出效应:基于企业杠杆操纵的证据

地方政府债务对微观经济实体的挤出效应是当前制约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长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迫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信贷资源的挤占,企业有较强的动机通过粉饰真实杠杆率来增强外部融资能力。基于城市层面的政府债务数据,本文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对上市公司杠杆操纵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显著加剧了企业的杠杆操纵程度,可能导致企业存在虚假降杠杆的情况。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杠杆操纵行为的影响在非公开发行债务占比更大、财政分权与财政压力程度更大的样本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加剧企业杠杆操纵的结果主要见诸于企业融资约束更强、债务结构更依赖银行贷款、预算硬约束和信息不对称更大的样本。经济后果检验表明,面对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杠杆操纵提升了企业信贷融资能力,但也加剧了企业未来债务违约风险。本文的研究不仅从杠杆操纵的视角为地方政府债务的挤出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积极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止企业虚假降杠杆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电力多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

逐步推进电力主辅分离的改革是"十一五"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实施改革后,电力多经企业面临新的战略环境。电力多经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深入分析其战略发展条件,应建立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建立市场化的用人机制、树立积极开拓的市场观念、培育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电力多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是:实施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优先发展主导产业,协同发展和建立企业战略联盟等。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我国在当下推动经济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本文基于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运用基准回归、异质性检验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地区差异,对西部影响最大,中部影响最小,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又受到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因素影响。因此,本文针对不同地区差异分别提出建议,从而促进持续更新发展理念,以创新驱动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为数字经济提供良好环境,以期推动数字经济建设发展。     

Restructuring diversified telecom operators

The paper examines restructuring cycles among diversified major telecom operators from tw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governance deficiency perspective of agency theory and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he former being less consistent with the spirit of recent pro-competitive regulatory reforms than the latter. This restructuring cycle describes how incumbent operators grew larger and more diversified during the telecom boom before they were transformed into more efficient scale and scope either by economizing managers or by market forces along with actively intervening owners and bondholders during the subsequent telecom bust. A cycle whose expansion phase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ly acquisitive companies expanding into non-related activities followed by a delayed contraction phase where overdiversified companies are being restructured by market forces and intervening owners and bondholder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form-non-compliant governance deficiency thesis of agency theory. A cycle whose expansion phase is characterized by acquisitive companies expanding into related activities followed by a contraction phase where companies are restructured by their own managers after having realized that previously acquired assets have become more redeployable and their services more tradabl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form-compliant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esis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Now,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ontraction phase of the business cycle, more narrowly focused incumbents are once again ready for another round of acquisitive expansion. Anecdotal evidence from five restructuring cases, along with available secondary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seems to support the reform-noncompliant governance deficiency thesis of agency theory rather than the reform-compliant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esis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与经济运行方式的不断融合,数字经济已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是当前国内外统计机构与研究学者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系统梳理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提炼数字经济的内涵与形成要素,构建数字经济规模核算框架,界定数字经济核算范围,确定数字经济产品,筛选数字经济产业,对2007—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与总产出等指标进行测算,并将测算结果与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比较。测算结果表明: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53028.8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46%;数字经济总产出147574.05亿元,占国内总产出的6.53%。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约为美国的58.12%;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低于美国0.44个百分点;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约为美国的52.77%,占GDP比重低于美国0.77个百分点,略高于澳大利亚0.03个百分点。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率明显高于美国和澳大利亚。2008—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率达14.43%,明显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8.27%,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本文深化了数字经济规模核算框架研究,系统监测了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规模与结构,为进一步完善中国数字经济统计核算体系和提出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措施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