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承载力视角下新疆适度人口研究

新疆现实人口规模增长较快,这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产生了一定背离。文章基于综合承载力构建适度人口模型测算了新疆2000~2013年的适度人口。结果表明:新疆人均生态赤字较高,人地矛盾相对较小,目前的人口规模基本合理,从维护经济、资源和生态环境协调稳定的角度来看,新疆已经没有人口增长的空间。今后需要合理控制人口增长,改变生产和消费模式,注重生态保护,合理利用资源,以提高适度人口规模容载能力。     

城市密集区人口变动研究——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为例

利用第三、四和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人口增长和空间分布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自1980年代以来,各城市密集区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空间分布变化幅度大,总的趋势是集中化、不均衡化;人口变动状况具有阶段性差异;外来人口的迁移流入是人口变动的主导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城市密集区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演化趋势以及人口变动规律,其结论是:城市密集区人口变动遵循逻辑斯蒂增长规律、波动推进规律、圈层扩散与等级扩散规律,人口增长将由高速到低速,人口分布将由集中化迈向相对地均衡化.     

人口变动的空间分异及其规划学意义--以哈尔滨、伊春为例

全球化带来的广域竞争加剧了地区间的分化。对于这种区域格局变化的趋势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考察，其中人口变化的空间分异是区域格局中此消彼涨变化的综合反映。此外，人口指标也是一个易获得、连续性好、相对精确、具有综合表征意义的指标。由于规划是预测发展趋势基础上的调控行为，因势利导地来促进城市区域的高级化发展，是规划的本质之一。人口变动的空间分异可以很好地反映城市和区域的分化和发展趋势，因而其规划学意义是显著的。文章以哈尔滨和伊春为例，通过对两地区内部各亚区和城镇人口变动空间分异情况的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调控方略。     

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的机制及实证

城市人口规模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共同决定了城市人口规模的决定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数理模型对这一机制进行了实证。由数理模型可得:城市化的技术积聚效应、城市地租、农村人口规模、城市与农村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农村迁移的冲击等影响着城市人口规模。由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可得,城市土地和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有利于城市人口规模的发展。为了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提出合理使用城市土地等建议。     

人口城市化与全球变暖——基于气候变化与人口变动的研究述评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温室气体浓度显著增加,其总体效应是引起气候变暖。工业化时代,人口变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人口的自然变动、机械变动,而且更取决于人口的社会变动。人口变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一种乘数效应,包括人口规模增加产生的气候效应、人口空间集聚产生的气候效应、人口生产方式变化导致的气候效应、人口生活方式变化导致的气候效应。与人口规模、结构相比,人口空间分布和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变——人口城市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更为显著。     

产业政策目标指向型城市人口规模研究

在分析影响城市人口发展因素的基础上,以义乌市为例,从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变化、高贡献率行业三方面论证了政策变动因素与城市人口发展的关系,提出产业政策目标指向型城市人口规模计算的研究框架和计算步骤。     

基于成本——收益法的北京市最佳人口规模分析

适度的人口规模对一个城市的整体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从北京市的人口规模现状和特点出发,分析了北京市人口规模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然后,以1990—2004年的北京市相关数据为基础,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确定了北京市的最佳人口规模。最后,根据北京市的人口特点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多指标约束的兰州市生态适度人口测度

在GIS支持下,从用地空间、可供水量、绿地指标、生态足迹和生态敏感性分区5个方面测算了兰州市的生态适度人口与最大人口规模。兰州市生态适度人口规模为249.46万-432.82万,生态环境和用地空间对兰州市人口容量规模的限制作用较其它因素强烈,2010年市域总人口已超过适度人口规模。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特点与问题

主要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结合往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统计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对比分析方法,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变化特点以及在城市化发展阶段过程中的主要人口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当前城市化中人口变动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城市化带来人口过度向东南部大城市集中,造成城市资源超载和环境问题加剧;人口空间分布不均导致西部人口较少,影响国家安全与稳定;家庭规模小型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给我国养老事业带来严峻挑战;城市化发展同时加剧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社会融合问题。     

未来三十年我国及省际人口变动趋势

分析了我国人口的变动特点,并对未来三十年我国及省际人口的变动趋势作了预测,论述了我国未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动特点。     

1990年代上海人口密度模型及演变

以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单核心和多核心人口分布模型模拟了上海1990年代的人口分布模型。(1)单核心人口密度模型能够较好地描述1990年代上海人口分布。Clark模型在拟合1990年的城市中心区和2000年的城市中心区以及中心近郊区时占优。Smeed模型在拟合包括郊区的全市地域范围的人口分布时占优。(2)多核心模型能够更好地描述上海的人口密度分布。1990年的模拟,上海有2个人口分布次中心,都分布在城市的核心区边缘区,多核心结构刚刚发育,城市核心对上海人口分布起主要作用,2000年模拟表明,上海有6个人口分布次中心,分布在中心区和近郊区,各个次中心对人口分布都有重要影响,多核心结构已经发育较为成熟。2000年上海人口扩散的距离较1990年远。(3)随着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分布的变动,上海人口空间结构已经从简单的单核心结构变为复杂的多核心结构。由于上海城市郊区的发展,城市郊区和原城市核心区一起组成了新的城市核心区。上海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日趋复杂化。     

中国省域人口迁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内生增长视角的实证分析

陈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迁移规律,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口迁移的动态变迁过程,并结合一般均衡理论、新古典增长模型说明了人口迁移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变动特征。构建含带人口迁移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对人口迁移的内生增长作用机制作出了解析,并以此为基础实证分析了我国省域近10年来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内生影响特征与变动趋势。二元人口迁移存在明确的动态均衡过程,受其影响,会导致城乡两部门出现产出的一般均衡状态,而这一状态符合新古典增长模型所设定的假设条件与稳态结论。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省域间的城乡二元人口净迁移具有明确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时不同省份、四大区域总体上表现出增长效应递减特征。     

上海市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新情况、新问题的探讨

根据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调查问卷,结合座谈会反映的情况,分析上海市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特征,及其在上海的分布状况。能够为上海市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参考。     

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基于上海、苏州等地的调查分析

以上海市普陀区、苏州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特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及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社会因素的影响更加显著,其中社会融合因素与居留意愿正相关,家乡联系与居留意愿呈负相关关系;从制度因素来看,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一定的影响,表现在它改变了一部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     

公共产品歧视性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控制

本文在一个二元经济框架内,通过一个改进的“亨利.乔治”模型,研究了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发展导向政府的城市人口控制问题。证明非歧视分配政策和任由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组合并非一个有效率的户籍制度安排。不同主体之间在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上存在着利益差别,歧视性分配政策有助于缩小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实行非歧视的公共产品分配政策同时对城市人口规模按照生产效率加以控制是现有体制下一个有效率的户籍制度安排。     

筚路蓝缕异乡路:剪子湾的人口迁移(晚清—1949年)

剪子湾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移民村庄,分析其人口变迁的过程,可为观察与研究城郊农村社会转型尤其是20世纪以来农村城市化进程,提供一个不可多得的标本。采用历史学的实证方法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对剪子湾遗留的地契、清队登记表、口述资料展开了历史考察与成因解释,其中晚清至民国期间的人口发展与变迁是这一考察的核心。剪子湾的人口变迁由特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多因素构成,是一个时间和空间上逐渐变化的过程。在来自不同方向的推力和拉力的综合作用下,大批的农民迁移到剪子湾,并由此形成了剪子湾独特的移民文化。     

Population,land, and growth

This paper suggests a new explanation for changes in economic and population growth with a long run perspective,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lan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Starting from a pre-industrialization state called the “Malthusian regime”, land and labor are the main production factors. The size of population is limited by the quantity of land available for households and by incomes. Technical progress driven by a “Boserupian effect” may push the economy towards a take-off regime. In this regime, capital accumulation begins and a “learning-by-doing” effect in production takes over from the “Boserupian effect”. If this effect is strong enough, the economy can reach an “ultimate growth regime”. In the different phases, land plays a crucial role.     

流动人口不同归属情景下中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形势

利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0年人口普查0.95‰抽样原始数据,分析了人口流动对于中国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影响,按照“流动人口”的不同归属对于老龄化形势的影响效果,将全国分为三类地区:包括上海、北京、广东等大城市在内的“流动人口”减轻其老龄化压力的地区;江西、安徽、四川、湖南等“流动人口”加剧老龄化压力的地区;河北、内蒙古等“流动人口”对人口老龄化形势影响不明显的地区。     

京津沪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以2008年京、津、沪、穗四大城市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对比分析了北京、天津和上海迁移人口的个体特征以及相对于其他省市,三座城市与迁出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上对外来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讨论了人口迁移对地区间不均衡程度的影响。无论是在个体特征方面,还是受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方面,天津和上海的迁移人口都具有较多的趋同性;北京市由于其特殊的城市功能以及拥有众多优势资源,对高素质人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等因素对迁移者迁移概率的影响有所不同。     

上海市人口信息管理微观模式的探索研究

上海市作为国际化大都市,近年来为了适应信息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市政府及人口管理相关部门在人口信息化管理方面进行了许多积极的实践探索。通过对上海市目前人口信息管理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问题的分析,阐明在上海构建新型人口管理模式的必要性,并对如何构建资源共享的人口信息管理模式作一些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