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球已进入数字经济发展新阶段,这为中小企业充分利用数字化优势、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机会。通过选取创业板企业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及政府补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样本下存在的差异。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助力中小企业突破创新难题,尤其针对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同时,政府补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但仅限于高额补助,低额补助存在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     

金融发展、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金融发展、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企业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政府补贴不仅能够提高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积极性,而且会向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号,最终会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金融发展和政府补贴的交互作用会显著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另外,研究还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

利用2007—2015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研究高额的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的自主创新,并将企业研发支出作为中间变量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在控制企业规模和企业科研人员数量之后,政府财政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提高的正面激励作用是显著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激励作用,但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挤出”作用。企业研发支出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其中研发支出与发明专利的数量负相关,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数量正相关     

政府研发补贴、关系型融资和企业创新——基于我国沪深A股高新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通过选取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高新科技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政府研发补贴、关系型融资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即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了企业创新,并且这种效用在中小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了企业关系型融资,进而有效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但关系型融资并未在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起到渠道作用。本研究结果丰富了政府研发补贴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制定研发补贴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生命周期视角下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实证检验了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总体上看，政府补助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分生命周期阶段看，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成长期企业，对成熟期和衰退期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大企业研发投入是政府补助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无论是总体样本还是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政府补助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制造业企业、高科技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更显著。上述结论不仅丰富了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献，也为发挥政府作用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政策启示。     

政府创新补助与企业创新升级 ——基于"两高一剩"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两高一剩"企业作为我国粗放型发展模式伴生的经济存量,能否创新升级是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两高一剩"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创新能力与企业升级两个角度考察政府创新补助的激励效应,探索源于企业、产业和要素市场差异的激励效应异质性,及政府创新补助在产业绿色发展中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助总体上有助于"两高一剩"企业创新升级,但异质性特征明显,政府创新补助在要素市场扭曲地区充分发挥了"支持之手"的作用,而在资本密集型"两高一剩"企业中呈低效率激励。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助有效地缓解了企业创新升级渠道对我国产业经济绿色发展的阻碍作用。通过提高监督检查力度、甄别企业类型及所属地区环境、区别发放政府补助,可有助于政府创新补助的高效配置,加速"两高一剩"企业创新升级。     

国有资本参股影响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偏向性——促进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采用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2009—2022年数据的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即显著促进了实质性绿色创新，而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程度提高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环保补助和政府补贴；环保补助（政府补贴）增加可以显著促进民营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绿色创新，且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国有资本参股对环保补助（政府补贴）促进民营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绿色创新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国有资本参股具有资源获取效应和治理改善效应，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创新资源，也能够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进而在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同时形成实质性创新偏向。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偏向性在绿色发展意愿较弱、非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小地区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应在持续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重视并解决好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提高民营企业的绿色发展意愿，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质量提升。     

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政府通常会搭配使用规制政策与支持政策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而合理选择政策工具是确保政策搭配有效的关键.选取命令型、费用型、投资型三类环境规制工具与研发补助、低碳补贴两种政府支持行为,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耦合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当前政策强度下,命令型规制、投资型规制、研发补助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低碳补贴抑制绿色技术创新,费用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不显著;研发补助和低碳补贴分别正向和负向调节费用型规制和投资型规制的绿色创新激励效果.对样本内生分组后,拓展分析结果显示:由于绿色创新水平的地区差异,上述政策工具的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异质性特征;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充分利用"研发补助—市场型规制"间的正向耦合效应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而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构建以"研发补助+命令型规制"为主体的创新激励政策体系.最后,结合对地方政府政策工具选择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讨论,为不同政策主体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创新激励政策视角下江西省上市公司R&D效率研究

以2015—2017年江西省17家上市企业的3年平均数据为基础,采用DEA-Tobit两步法来研究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R&D效率的影响。首先测算企业R&D活动的生产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其次根据测算结果,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府创新补助等政策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影响江西省上市企业R&D投入效率的相关因素。结果显示:江西省上市企业R&D效率普遍偏低;政府研发投入补助有利于提升企业R&D技术效率,但会使企业依赖补助反而减少了有效研发,因此生产与规模效率作用不佳;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促进了企业研发人员与资金投入,有助于提升R&D强度。     

政府R&D补助方式如何影响企业R&D投入?——来自A股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政府RD补助是否一定促进企业RD投入?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区分政府RD补助方式作为切入点,从理论角度分析事前一次性RD补助、补贴率方式RD补助及事后奖励方式RD补助对企业RD投入的不同影响;并使用A股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3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发现,只有补贴率方式和事后奖励方式RD补助显著促进了企业RD投入,其余补助方式对企业RD不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样本按产权特征进行分组后,我们发现对于非国有样本,补贴率方式和事后奖励方式RD补助都显著促进RD投入;而对于国有样本,所有类型补助对公司RD投入皆无显著影响。本文的结论表明,政府应更多使用补贴率方式和事后奖励方式RD补助;企业产权特征是政府补助时值得考虑的因素。     

企业家创业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基于省级工业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创业是促进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创业、创新活动的市场化效果出发，着重考察企业所有权异质性层面下企业家创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差异。基于2006-2013年省级工业企业的动态面板数据反应模型的结果发现，企业家创业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滞后期的企业家创业的正向影响和企业创新累积效应均很显著；与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家创业对以新产品表示的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偏低；无论是创新投入还是创新产出，企业间产品创新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竞争效应，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彼此间存在强大的创新溢出效应，而我国企业创新主要依赖于外资企业的创新溢出效应，我国企业间普遍存在盯住外资企业的行为可能是导致内资企业、国有企业彼此间的创新溢出效应较低的主要原因。     

经济环境、政府补贴与企业发展——基于生存分析方法的实证研究

通过我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分析宏观经济的两个方面，提出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和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性在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生存发展影响的调节作用方面的理论假设，并利用生存分析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政府补贴更愿意在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低的时期实施，但在宏观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政府补贴对企业生存概率的提升作用要明显高于低速增长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性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概率较大，并且在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时期加大企业的补贴力度相比政策稳定期能够更明显地促进企业的生存发展。     

经济环境、政府补贴与企业发展——基于生存分析方法的实证研究

通过我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分析宏观经济的两个方面,提出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和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性在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生存发展影响的调节作用方面的理论假设,并利用生存分析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政府补贴更愿意在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低的时期实施,但在宏观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政府补贴对企业生存概率的提升作用要明显高于低速增长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性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概率较大,并且在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时期加大企业的补贴力度相比政策稳定期能够更明显地促进企业的生存发展。     

政府补助与公司投资行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基于公司投资视角,以2007—2012年我国资本市场上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补助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越多,公司投资支出水平越高;政府补助对非国有公司的投资激励作用比国有公司更有效;公司产权性质差异会影响政府补助的投资激励效应;市场化程度越低、经济增长越缓慢的地区,政府补助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越敏感;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比较突出,政府补助加剧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因此,政府应根据微观企业主体的差异性来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补助政策,以实现预期效果。     

银行持股真的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产权性质与R&D投资异质性视角的检验

银行作为股东和债权人的特殊双重身份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从产权性质和R&D投资异质性视角研究银行持股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银行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投入;（2）银行持股可以促进民营企业创新,但对于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3）银行持股可以促进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但对于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海归高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基于2014~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高阶梯队理论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海归高管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海归高管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海归高管通过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和研发投入水平两条路径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探究调节机制后发现，在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方面，政府质量、市场竞争与海归高管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而内部控制水平与海归高管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直辖市地区、高外部监督水平组中，海归高管对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区分绿色创新类型后发现，海归高管对创新要求较高的公司绿色发明专利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政府补助企业的主要动机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数额巨大且逐年增长，引起了广泛的质疑，而现有研究对政府补助企业的动机尚无一致的结论。基于理性经济人理论，考虑制度更改和环境变化的影响，以2007—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补助企业的主要动机，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企业的主要动机在于扩大就业和帮助上市公司“保牌”，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增加税收和帮助上市公司达到配股要求不是政府补助企业主要考虑的因素，也没有明显证据证明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补助。应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加强对政府补助的审批和监管，提高政府补助的资源配置效率，并积极引导政府补助发挥更好的社会效益。     

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1—2018年深交所25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样本,应用负二项回归,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并分析了在不同生命周期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融资约束起到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而科技型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会减弱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来看,无论处于成长期还是成熟期,政府补贴均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融资约束对政府补贴与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政府补贴与成熟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最后,本文从融资约束和生命周期两个角度提出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建议。     

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实证分析——基于山东省的面板数据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也存在差异。以山东省为例,利用山东省政府科技资助数据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相关数据,通过构建企业研发投入产出函数,探讨山东省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政府直接资助相比较,间接资助更能促进企业研发产出。     

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能抑制国企并购商誉泡沫吗——来自董事会投票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3~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非国有董事投非赞成票行为代理其治理积极性，研究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国企并购商誉泡沫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的提升不仅能够显著降低超额商誉，还能够显著降低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以及商誉减值的发生概率，即非国有董事通过"用手投票"积极治理有效抑制了国企并购商誉泡沫。进一步研究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发挥抑制效应的影响路径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来显著抑制国企并购商誉泡沫。研究结论为持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非国有董事"用手投票"的积极作用，提升国企并购效果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