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补贴与R&D活动的两面性

探讨了溢出水平、吸收能力与税收、补贴变量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当溢出水平较低时,不论吸收能力的强度如何,政府选择对R&D投入进行征税;当溢出程度处于中间水平时,如果吸收能力较弱,政府选择对R&D投入进行征税,反之进行补贴;当溢出水平非常高时,如果吸收能力较强,政府补贴力度应加大;创新产出的补贴率与溢出水平、吸收能力正相关。总之,政府有必要根据溢出水平、吸收能力的强弱选择税收与补贴工具以及实施力度,有效地解决R&D失灵问题。     

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与企业创新产出：作用机制与异质性

财政科技投入不仅可以直接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而且可以通过政策导向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改善企业的创新条件,并提高企业的创新意愿,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增长。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城市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专利申请总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增长,表明政府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具有显著的企业创新产出促进效应;政府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能够显著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研发强度,即可以通过改善创新条件和提高创新意愿来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增长;相对来讲,政府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对非国有企业、吸收能力较强企业、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竞争性行业企业、制造业企业、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行业企业、科学技术支出规模较小地区企业的创新产出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的力度,实施差异化的科技创新支持政策,持续改善创新环境,以更好地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中国低碳能源金融发展之主要问题探讨

在能源消费需求日益不断扩大情形下,发展低碳能源金融是促进企业节能减排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及基本措施,但目前低碳能源金融存在着社会认识不足、管理体制不适应、能源科技基础薄弱等问题.政府应当加大低碳能源金融发展战略宣传力度,提高金融全行业低碳能源金融意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创新低碳能源金融发展的金融业务运作模式;加大对低碳能源金融发展支持力度,优化促进低碳能源金融发展之政策环境;强化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加强企业与金融业的协作;加大对能源科技开发与应用的支持力度,提升我国能源科技整体实力与水平.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与机制——基于“发展方式—政绩考核—政府行为—经济效应”范式的分析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中国政府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与实现会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主要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下,GDP增长率成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并形成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在此情形下,过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与实现目标的硬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可能过多干预地区经济以确保目标实现,而这种干预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以2007—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越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过高,会促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张、产业结构偏向工业化和技术市场发展相对迟缓,并驱使企业加大实物资本投资力度、提升杠杆率和降低财务稳定性,这些都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会引发“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加码”行为（超越国家目标和区域目标）和“五年规划”考核临近带来的考核压力加大,都会强化“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关系;在地方政府竞争体系中,“为增长而竞争”的相对弱化和“为创新而竞争”的相对强化可以有效改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结构性错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结构性调减,并有效弱化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创新”的负向关系。因此,要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制改革,优化地方政府竞争体系结构;各级政府用重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审慎制定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适配度,疏通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堵点。     

制度环境、金融发展与企业研发投资：一个文献综述

从制度环境与金融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影响企业R&D投资的因素进行系统的综述和分析,结果发现,制度环境的逐步改善与金融发展的日益完善有助于促进企业扩大R&D投资。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降低政府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干预、提高政府质量以及逐步降低信息不对称、完善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均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R&D投资有积极影响。     

政府研发补贴、关系型融资和企业创新——基于我国沪深A股高新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通过选取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高新科技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政府研发补贴、关系型融资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即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了企业创新,并且这种效用在中小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了企业关系型融资,进而有效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但关系型融资并未在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起到渠道作用。本研究结果丰富了政府研发补贴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制定研发补贴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基于R语言的科技金融发展现状研究——以合肥市为例

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已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合肥市作为长三角城市之一,更需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为对比研究合肥市科技金融的发展现状,通过R语言对合肥市及长三角地区其他六个城市科技金融的投入与产出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以及因子分析,并测算出衡量各城市科技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得分。研究发现,合肥市对科技金融的投入逐年加大,整体发展向好,但与其他城市相比有着从业人数较少和科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对此,政府应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提高科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还需促进科技中介机构发展,建设创新人才队伍。     

政府干预与金融支持对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657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基于657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政府干预与金融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府干预手段都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但政府补贴的效果更明显;加入金融支持这一调节变量之后,政府干预对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仍然起着正向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减弱;银行短期借款和外商直接投资等金融支持手段激励了企业自主创新投入,而银行长期借款却阻碍了企业自主创新投入。     

对金融服务满意状况的调查分析

金融服务质量是衡量金融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本文立足于甘南藏区,对金融服务现状进行了全面调查,对影响金融服务水平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加大对偏远农牧地区的金融资源投入、强化金融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培养、加大金融宣传力度等政策建议。     

数字化水平、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本文运用我国2016—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引入数字化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利用面板阈值模型探讨其在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当地区数字化水平较低时,研发投入由于无法明确创新类型,增加研发投入并不一定会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但当地区数字化水平比较高时,研发投入能够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因此,要完善政策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创新驱动力;同时还要促进数字基础、数字投入、数字素养、数字经济以及数字应用五方面协同发展,推动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财务柔性政策选择与研发投入——基于企业技术水平的调节效应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经验证据,实证检验不同的财务柔性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效果,并且考虑到不同上市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同因素,加入企业技术水平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企业技术水平在上市公司财务柔性政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研究结果显示:单纯的现金柔性政策和组合的财务柔性政策会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但是组合的财务柔性政策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单纯的负债柔性政策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起到抑制作用;企业技术水平会减弱单纯的现金柔性政策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督促管理层更加合理地增加研发投入;同时会减弱单纯的负债柔性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加大企业通过债务融资进行研发投入的力度;最后企业技术水平可以显著增强组合的财务柔性政策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确保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稳步提升。     

政府补贴是否正向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

在分税制和晋升锦标赛双重激励下,我国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的补贴力度逐年增加。使用2000—2007年180多万家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总体上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且其影响能够持续3年以上;政府补贴的效果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对西部地区企业效率的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政府补贴实际效果还依赖于企业所属的行业性质,补贴仅对40个行业中的22个行业起到显著作用。因此,政府补贴的效果总体上值得肯定;同时,政府在实施财政补贴时应该充分考虑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使财政补贴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政策工具、产业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微观考察

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中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是最常见的两个政策工具。选取2016—2020年875家上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务数据,实证检验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发现：单独运用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形下,税收优惠并没有起到提升企业绩效的作用,反而对企业产生抑制效应;但在单独运用政府补贴工具时,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当考虑两种政策并行时,不同政策工具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互不影响。进一步通过产业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工具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激励效应会因产业不同而呈现差异化。结论表明,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应加大政府补贴力度、改善补贴结构、考虑产业异质性、斟酌使用税收优惠政策,并根据产业特点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度。     

政府补贴是我国发展农业保险的重要保障——来自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调研报告

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形成了“安信模式”、“安华模式”、“互助制模式”、“共保体”模式和“安盟模式”等5种模式。从这5种模式运行看,政府补贴是发展农业保险的重要保障,经济发达地区政府补贴多,运行就比较好;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补贴少,运行就比较困难。建议政府明确采取补贴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态度,并加大政府补贴的力度。     

广西R&D经费投入分析与优化对策——与国际数据的对比分析

运用广西2001—2010年R&D经费投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发现:10年来,广西R&D经费投入强度比较低,2010年相当于全国水平的36.9%,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金砖四国"水平;经费来源方面,企业资金占据主体,属于企业主体型,存在政府缺位现象;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经费支出结构上企业比例偏低,而科研机构比例偏高;经费活动分配上,试验发展比例过高,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例偏低。政策建议是:全社会加大对R&D经费投入;加大政府对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优化R&D经费的使用结构;提高政府R&D活动经费的使用效果;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体制;深化科技开放合作。     

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如何刺激企业创新：政府激励还是企业激励

创新是提升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源动力,因此找到激励企业创新的因素是重中之重。本文采用2008-2015年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产出数据,考察政府创新规划执行压力、政府补贴和企业高管持股计划三种不同类型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和企业高管持股计划对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具有更显著的影响;企业产权性质、公司治理和高管创新精神对激励发挥作用产生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政府和企业激励创新的相关政策建议。     

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探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我国“一带一路”区域科技金融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三阶段DEA与Tobit模型

基于三阶段DEA探究我国"一带一路"区域2012～2016年科技金融效率及其空间分布差异,最后建立Tobit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剔除环境因素后科技金融效率显著下降,其中较低的规模效率是制约效率提高的深层原因,东南板块综合效率最高,西北板块综合效率不容乐观。高技术产业规模、企业对科研的资金支持力度、地区法制化水平、技术创新程度与科技金融效率呈显著正相关;政府财政科研支出对其存在消极影响。为此提出合理配置财政科技资源、加强科研经费投入力度、提高区域法制化水平、鼓励科技创新等政策建议。     

政府研发补贴方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研究了政府研发补贴的不同发放方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产生的不同影响机制。动态博弈模型分析指出,定额补贴由于不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行厂商的产品质量决策,所以在促进原始创新方面,它不如比率补贴有效。本文使用系统GMM方法估计了2009~2013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动态面板数据,发现上市公司接受的定额研发补贴对其创新产出,即技术进步没有显著影响;这些上市公司上期的技术进步和当期研发投入会正向显著增加其创新产出。我国各级政府需要改变普遍使用的定额研发补贴方式,以比率研发补贴来代替定额研发补贴,从而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