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结构、技术差距与R&D收益率

对2000~2003年中国各地区大中型企业的考察发现RD与生产率的相关性很弱,技术落后地区企业与技术先进地区企业的RD收益率没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产权结构是影响RD收益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控制了产权结构这个因素后,RD与生产率的关系变得显著,而且技术落后地区企业的RD收益率明显大于技术先进地区的企业。造成技术落后地区企业和技术先进地区企业的RD收益率无差异的原因在于技术落后地区企业的国有资本比重较高,RD使用效率比较低。因此形成合理的产权结构,提高RD的技术吸收能力对技术落后地区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有重要的意义。     

政府科技直接投入对工业企业R&D支出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9年~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政府科技直接投入对企业R&D内部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企业的直接研究补助存在刺激企业增加研究支出的作用,其影响程度随条件分布向高分位点移动而波动,在中高和中低分位点政府补贴效果较高。     

股权结构与企业R&D投入关系的研究——来自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混合数据为样本,对股权结构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旨在优化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促进企业增加RD的投入并最终为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实证经验。     

R&D补贴与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数字经济产业的检验证据

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上市企业数据,根据信号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分析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讨论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对R&D补贴信号传递的双重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R&D补贴对传媒及互联网服务行业科研投入、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高创新能力企业,R&D补贴对低创新能力企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大规模和国有控股企业,R&D补贴对中小规模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科研投入与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R&D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促进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制定数字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重要检验证据.     

创新激励政策视角下江西省上市公司R&D效率研究

以2015—2017年江西省17家上市企业的3年平均数据为基础,采用DEA-Tobit两步法来研究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R&D效率的影响。首先测算企业R&D活动的生产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其次根据测算结果,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府创新补助等政策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影响江西省上市企业R&D投入效率的相关因素。结果显示:江西省上市企业R&D效率普遍偏低;政府研发投入补助有利于提升企业R&D技术效率,但会使企业依赖补助反而减少了有效研发,因此生产与规模效率作用不佳;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促进了企业研发人员与资金投入,有助于提升R&D强度。     

生命周期视角下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实证检验了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总体上看，政府补助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分生命周期阶段看，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成长期企业，对成熟期和衰退期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大企业研发投入是政府补助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无论是总体样本还是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政府补助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制造业企业、高科技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更显著。上述结论不仅丰富了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献，也为发挥政府作用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政策启示。     

我国企业R&D投入与R&D资源获取的摩擦力——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

文章以我国企业转型升级和RD价值创造为基础,通过问卷研究了我国企业RD投入的困境与RD资源获取的成本关系,信息不对称与RD融资渠道的摩擦力。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对于粗放型发展中成长的"虚胖"企业,需要加大研发来瘦身;企业寄期望的RD融资渠道并不畅通,原因是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信用缺失,出现很大的摩擦力。对此,企业需要首先通过自有资金,分步骤地通过RD价值创造来取得不同阶段RD融资的信用证明,并通过研发合作网络,才能有效地降低获取RD资源的成本并不断地积累企业研发价值创造的知识。     

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

利用2007—2015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研究高额的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的自主创新,并将企业研发支出作为中间变量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在控制企业规模和企业科研人员数量之后,政府财政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提高的正面激励作用是显著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激励作用,但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挤出”作用。企业研发支出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其中研发支出与发明专利的数量负相关,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数量正相关     

地方官员异地更替对企业R&D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吗?

本文揭示了领导干部异地交流这一制度安排对中国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手工搜集了省级地方官员异地更替的相关经验数据,并结合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60多万个企业RD投资的相关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地方官员异地更替对辖区内RD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官员异地更替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RD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有利于弱化地方官员异地更替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RD投资的"挤出"效应。此外,相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地方官员异地更替对高新技术企业的RD投资产生更强的"挤出"效应。最后,地方官员异地更替对隶属关系特征不同的国有企业RD投资具有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政府干预与RD投资理论的相关文献,为进一步理解地方官员干预企业RD投资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资源配置、R&D投入与标杆水平——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实证检验

RD资源的投入是企业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保障,但关键是RD资源投入多少合适和各企业RD投入的标杆水平如何确定。文章作者将标杆管理运用于RD的资源配置领域,通过建模、评价、及测度分析,确立了最适合企业发展的RD投资的标杆水平,从而为企业在充分利用稀缺资源时,如何达到资源效用最大化,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标杆。文章以上市公司制造类企业为例,首先构建了评价RD投资标杆水平的模型,进而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之进行了测度分析,找出了各行业RD资源投入的标杆水平,最后再进一步利用特征偏离法测算出各企业RD资源投入现状距离标杆水平的差距。     

国企混改、政府补助与创新

基于中国深沪A股市场2003~2017年国企混改非平衡面板样本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政府补助与国企创新,以及国企混改对政府补助创新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能够促进国企创新,国企混改显著增强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政府质量越高则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越好,国企混改对政府补助创新效应的提升作用越强。通过对《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中"突出主业"的政策趋向的效果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显著增加企业主业研发投入,国企混改不仅能够促进政府补助的主业研发投入,同时还可以抑制非主业研发投入。     

银行持股真的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产权性质与R&D投资异质性视角的检验

银行作为股东和债权人的特殊双重身份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从产权性质和R&D投资异质性视角研究银行持股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银行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投入;（2）银行持股可以促进民营企业创新,但对于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3）银行持股可以促进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但对于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金融发展、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金融发展、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企业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政府补贴不仅能够提高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积极性,而且会向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号,最终会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金融发展和政府补贴的交互作用会显著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另外,研究还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政府通常会搭配使用规制政策与支持政策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而合理选择政策工具是确保政策搭配有效的关键.选取命令型、费用型、投资型三类环境规制工具与研发补助、低碳补贴两种政府支持行为,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耦合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当前政策强度下,命令型规制、投资型规制、研发补助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低碳补贴抑制绿色技术创新,费用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不显著;研发补助和低碳补贴分别正向和负向调节费用型规制和投资型规制的绿色创新激励效果.对样本内生分组后,拓展分析结果显示:由于绿色创新水平的地区差异,上述政策工具的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异质性特征;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充分利用"研发补助—市场型规制"间的正向耦合效应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而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构建以"研发补助+命令型规制"为主体的创新激励政策体系.最后,结合对地方政府政策工具选择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讨论,为不同政策主体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高管持股的风险偏爱与R&D投入动机

从研发投入风险和决策者风险偏爱出发,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框架,分析高管持股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股东比管理者更愿意进行RD投入,高管持股对企业RD投入有激励作用,但这种激励在持股比例很低时不显著,只有当高管持股达到0.1%时,RD投入强度才显著提高。这说明对高风险的研发投入,只有那些与企业长远发展相关的利益群体,首先是股东,其次是持股达到一定比例的高管才有动机加大RD投入,促进企业的创新。     

如何刺激企业创新：政府激励还是企业激励

创新是提升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源动力,因此找到激励企业创新的因素是重中之重。本文采用2008-2015年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产出数据,考察政府创新规划执行压力、政府补贴和企业高管持股计划三种不同类型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和企业高管持股计划对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具有更显著的影响;企业产权性质、公司治理和高管创新精神对激励发挥作用产生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政府和企业激励创新的相关政策建议。     

政府科技资助方式、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政府为企业提供科技资助是为了激励企业创新活动,而不同的资助方式可能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不同的影响。将政府科技资助分为成本分摊型和绩效奖励型两类,并考虑风险投资的调节作用,以2011—2015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不同的资助方式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成本分摊型资助对企业的创新投入具有激励效应,而绩效奖励型资助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挤出效应;风险投资的参与强化了成本分摊型资助对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削弱了绩效奖励型资助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政府应加大成本分摊型科技资助力度,科技类企业则应积极引入风险投资,以促进创新投入增长。     

中国高技术产业的R&D投入与生产率增长——基于行业层面和Malmquist指数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5～200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行业面板数据,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各行业TFP进行测算和分解.在考虑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引进、资本强度、企业规模和产权结构的条件下,实证考察R&D资本投入和R&D人力投入对TFP、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发现,不仅R&D资本投入对TFP、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具有显...     

政府科技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市场需求和融资约束视角

以2009~2015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外部融资约束两个方面检验了政府科技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场需求和融资约束对政府科技补贴效应起到调节作用,市场需求规模越高,融资约束强度越大,政府科技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越强。进一步引入产权性质后发现,相比国有企业,市场需求规模和融资约束强度对非国有企业政府科技补贴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大。研究为政府合理分配资源,提高政府科技补贴利用效率,提升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R&D投入与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创业板信息技术企业的实证分析

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国内外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以R&D投入信息披露完整的创业板信息技术企业为样本,对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R&D资金投入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而R&D人员投入与当期企业绩效正相关,与滞后两期业绩负相关.企业在加大研发资金投入的同时也应当保持投入的连续性,以获得最大程度的累积效应;在研发人员投入上要结合实际情况招揽人才,防止出现人才闲置、效率低下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