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去杠杆的重中之重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我国经济去杠杆的核心是国有企业。首先,杠杆率结构的国际比较表明,非金融企业是实体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因,而国有企业杠杆率过高则是非金融企业债务问题的关键;其次,国有企业高杠杆本质上是资产周转率大幅下降的体现;再次,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杠杆率高企已对投资产生"抑制效应",而非国有经济仍有较大的投资增长潜能。因此,国有企业是去杠杆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最后,本文系统性地提出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政策措施。     

中央建筑企业高杠杆的成因和去杠杆方式的探究

近年来,我国企业杠杆率高企,债务规模增长过快,企业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导致债务风险上升,国有企业杠杆率问题更为严重,其中中央建筑企业杠杆率问题尤为突出,成为降杠杆减负债的重中之重。本文详细分析了中央建筑企业高杠杆问题的现状,细致剖析了高杠杆的原因,并对中央建筑企业去杠杆减负债提出若干建议。     

不一样的杠杆——从国际比较看杠杆上升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本文以次贷危机前美欧国家的杠杆率上升为参照,比较了中国2009-2016年期间中国杠杆率上升的现象、构成、原因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较高的货币增速、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高储蓄率等旧原因难以解释中国近年来杠杆率的快速上升。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特定背景下,债务扩张带来的真实GDP增速和通胀增速边际效力下降,带来杠杆率上升。应对中国式高杠杆,宏观层面重点是避免通缩,结构层面重点是放松服务业管制、平衡中央和地方关系并推动相关投融资机制改革、以及其他释放经济增长活力的改革措施避免政府被动加杠杆。     

对我国非金融企业去杠杆化的思考

对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去杠杆化是必行措施之一.当前,我国各类非金融企业负债率持续攀升,财务负担加重,债务结构不合理,违约风险增加,同时,高杠杆率加大了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有必要通过资本约束等手段对我国杠杆率进行调整,确保整体经济稳健运行.     

中国经济杠杆率水平评估及潜在风险研究

近年来,有关我国经济杠杆率高低的讨论非常激烈。有学者运用一些基于经验总结的判断标准,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已处于高杠杆区间,存在着较大的潜在风险。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的杠杆率进行了评估和结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经济的杠杆率水平总体可控。当前的最大风险不是杠杆率的绝对水平,而是地方政府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的结构性风险,以及经济增速逐渐下行所可能引发的债务偿还风险。当前我国不宜实施过急的去杠杆行为,而应该用好、用活目前仍然存在的杠杆率空间,优化债务结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降低杠杆率水平。     

政府研发补贴与降低企业杠杆率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研发补贴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补贴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呈现U形特征,且主要体现在对企业短期杠杆率上,而对企业长期杠杆率没有显著影响.作用机制上,研发补贴对企业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影响均呈现U形特征;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强融资约束企业和中等创新能力企业的杠杆率呈现U形影响,但不显著影响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弱融资约束企业和弱创新能力企业的杠杆率.     

中国式“高杠杆”化解取向思考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有企业的过度扩张和金融机构信贷资源的严重扭曲配置以及央行对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监管的不到位,导致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企而呈现出"结构性"高杠杆特征,引发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脱节愈发明显。要化解我国结构性"高杠杆"现状的最优"去杠杆"政策取向应该是立足以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为基础,依托金融机构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债转股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多种市场化手段推进国有企业去杠杆,将去杠杆的重中之重落到银行的表外业务、金融机构的同业业务和理财业务等部门之上,依托监管政策的完善以及货币政策的优化等手段实现金融部门去杠杆。     

货币政策与异质性企业杠杆率——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视角

当前,高杠杆已成为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源头,围绕结构性去杠杆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路,各方提出了一系列去杠杆措施。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摩擦”与“资产负债表衰退”双重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探讨了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机制。本文研究认为,第一,中央银行提高政策利率会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但会以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与总产出略微下降为代价;第二,伴随着政策利率上升,纵向产业联结度下降将会扩大国有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整体杠杆率下降幅度,并减小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幅度;第三,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进行响应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但效果并不显著。由此,本文研究认为,推动经济去杠杆需要在管住“货币”的同时,深入研究财政政策、宏观审慎等其他政策选项的可行性。在推动去杠杆的总过程中,货币政策要管住货币“总闸门”,宏观审慎政策要把住风险“总关口”。     

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改革(三):建立杠杆率监管标准 弥补资本充足率的不足

本轮危机之前几年的低利率环境、流动性过剩以及金融工具的创新导致欧美国家的家庭部门、企业部门以及金融部门的杠杆率明显上升,扩大了实体经济以及金融部门的脆弱性。金融部门的高杠杆在银行体系表现为大型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出现了较大     

储蓄率与杠杆率:一个U型关系

近年来,中国呈现典型的“高储蓄—高杠杆”特征,高储蓄率也被认为是中国杠杆率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能否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来去杠杆成为了广泛讨论的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融资约束的动态宏观模型,研究了储蓄率对杠杆率的影响机理。并且,基于41个代表性经济体1966-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储蓄率与杠杆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有两点研究发现:(1)虽然高储蓄率会导致高杠杆率,但是储蓄率与杠杆率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结合测算的U型曲线拐点值与中国实际情况,预计储蓄率下降在降低杠杆率方面的作用效果有限。(2)高杠杆下,较高的储蓄率可以有效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而储蓄率下降则会加大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不能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来降低杠杆率,反而需要对近年来储蓄率下滑的现象予以高度重视,从而更好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杠杆要去也要优

<正>去杠杆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2017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这是对去杠杆提出的总体要求。高杠杆率不利于经济转型发展,增加了金融系统性风险。然而,去杠杆不是简单的全面压降杠杆率,要去的是不合理的高杠杆率。在控制杠杆率的同时优化杠杆的分布,杠杆率该降的必须要降,过低杠杆率该加的也要合理增加,要在去杠杆的同时引导资     

稳增长条件下的金融摩擦与杠杆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研究了既定增长目标下金融摩擦与杠杆治理的关系,比较分析了不同金融摩擦情景下,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投资、产出和杠杆率的变动,及全社会产出和杠杆率的变动。研究发现,既定增长目标下,减少政府隐性担保、提高直接融资便利以及稳定间接融资便利是实现稳增长和降杠杆双重目标的有效工具组合;以非吸储类放贷组织为代表的民间融资当前处于相对便利程度,其发展的关键在于规范化和阳光化。因此,弱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应成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全社会杠杆率的主攻方向。     

金融机构杠杆率的演变和启示

过度使用高杠杆,是欧美金融机构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承受巨大风险、遭受严重损失的重要原因.本文研究了欧美金融机构高杠杆率的形成机制,分析了欧美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现状前景和影响,并结合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杠杆率现状,提出加强金融机构监管、坚持和完善资产充足率监管方法等建议.     

中国企业去杠杆需考虑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吗?——加息和缩表的比较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货币政策微观溢出效应的两国开放经济模型,提出企业结构性去杠杆需考虑开放经济因素,并在模型中引入企业融资约束机制,利用2002年第四季度-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沪深A股1023家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美联储加息和缩表两类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美联储缩表在初期对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程度较大,但不存在长期溢出效应;而加息在初期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对我国企业杠杆率存在长期溢出影响。在溢出方向上,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显著降低我国企业杠杆率。在溢出结构上,企业融资约束越严重,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杠杆率溢出效应越明显。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演进趋势与路径选择——基于总量与结构视角的分析

经济金融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从总量与结构两个维度深入分析我国经济金融化演进趋势,认为总量方面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地位持续提升,结构方面货币类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结构失衡、债权与股权融资结构失衡是当前我国杠杆率高企、债务风险积聚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阐述金融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效应,提出通过拓展股权融资渠道,提高金融机构体系抗风险能力,深化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实现向合理金融化的转型.     

经济新常态下国有煤炭企业去杠杆分析

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现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导致前期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高杠杆率在各个经济部门开始突显,其中包括国有煤炭企业。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降低国有煤炭企业的杠杆率,帮助其摆脱经营的危机,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国有煤炭企业高杠杆的成因、表现进行分析,提出具体的创新方案以及政策建议以帮助国有煤炭企业降低杠杆,摆脱困境。     

中国降杠杆的新思路

自2009年开始,中国杠杆率开始持续上升,这被认为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的罪魁祸首。当前央行实行的紧缩信贷的去杠杆方式负面影响大,不能解决高杠杆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中国杠杆率高企的内在原因,探求降杠杆的新思路。     

民营化、融资约束与企业经营绩效：基于金融危机前后对比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3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探索了民营化改革在金融危机期间对我国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及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一般国有企业，经历民营化改革的国有企业融资约束在金融危机期间显著上升，尽管如此，民营化后的国有企业业绩表现依旧比一般国有企业更为优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化改革能够有效降低国有企业的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并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资源配资水平、风险承担水平以及创新意愿，进而有效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水平。此外，在金融危机期间，民营化改革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推动作用在融资约束更小的企业中表现更显著，说明融资约束的改变对民营化企业的绩效有着重要影响。     

政府补贴和国有参股对参与PPP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

政府补贴和国有资本参股是政府参与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两种主要方式。本文借助一个资本具有外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这两种方式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机制,并进行经验验证。理论分析发现,国有参股的担保效应增加了项目公司对高杠杆的需求,提升了金融中介发放贷款的意愿,使金融中介接受更低的借款利率。政府补贴不影响项目公司与金融中介之间的借贷合约。项目公司外部融资所受影响会进一步传导至参与PPP的企业。因此,国有参股增加稳态时的企业杠杆率,降低借款利率;政府补贴则不影响杠杆率和利率。实证部分通过整合2014-2018年财政部PPP项目库数据和2010-2018年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借助PSM-DID分析发现,国有参股程度显著降低参与PPP项目的上市公司的借贷成本并提升其杠杆率,但政府补贴支出没有明显作用,印证了模型结论。此外,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国有参股程度对参与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程度更小。本文研究对PPP模式下如何减少政府债务风险以及控制债务风险向企业转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货币政策能够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吗？——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需平衡好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三者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本文在两部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异质性抵押约束,探讨货币政策如何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进而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本文模拟结果显示:(1)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可促进稳增长与稳杠杆。推动国企贷款利率趋于市场水平并降低非国企贷款成本,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将增进其政策效果;(2)2008-2016年宏观杠杆率上升主要与国企抵押约束过松有关,2017年后利率对宏观杠杆率的调控增强;(3)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货币政策盯住宏观杠杆率,并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背景适时调整利率与杠杆率的内生关系,能够优化货币政策效果。对于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的政策组合,根据宏观杠杆率的变化同向调整利率水平有利于经济稳步增长和宏观杠杆率趋稳。